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一位爱聊经济和历史的专栏作家。

今天我们不聊股市，不谈利率，我们来聊一个更大的话题：历史。你可能会问，历史不就是一堆人名、年份和事件吗？背下来不就行了？

如果你这么想，那就太小看历史了。历史远不止是事实的堆砌，它更像一桩复杂的案子。事实是散落一地的证据，而要破案，我们需要一个“解释框架”——也就是一套逻辑，能把所有证据串联起来，告诉我们“为什么会这样”。这个框架，我们通常称之为“叙事”。

问题来了，这个“叙"事”是怎么来的？是先有证据，再有推论？还是先有结论，再去找证据？这两种方式，会带我们走向截然不同的历史认知。

先有“结论”，还是先有“证据”？

想象一位侦探，正确的做法是：全面勘查现场，收集所有证据（指纹、脚印、目击者证词），然后基于这些证据，提出几种可能性，最后锁定真凶。

而糟糕的做法是：一进案发现场，就凭直觉认定“凶手肯定是管家”，然后只搜集对管家不利的证据，所有指向其他人的线索都视而不见。这不叫破案，这叫“栽赃”。

历史研究也是如此。一个诚实的史学家，会把所有相关的事实都摆在桌面上，然后小心翼翼地构建一个能够解释绝大多数事实的“叙事”。如果遇到解释不通的“反常”证据，他会认真对待，甚至调整自己的理论。

但不幸的是，很多人在读历史时，走的是第二条路。他们心中早已预设了一个“剧本”，然后只挑选那些符合剧本的“演员”和“台词”，对那些不合群的、破坏剧情的，则选择性忽略。这种做法，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核心问题——历史解读中的“集体主义”陷阱。

历史研究中的“集体主义”陷阱

什么是“集体主义”的历史观？简单说，就是用“贴标签”的方式看历史。

这种观点倾向于把人划分成一个个泾渭分明的“群体”，比如“北方工业主”和“南方种植园主”、“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然后预设每个群体里的每一个人，思想和行为都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

在这种叙事里，个体的差异和复杂性被抹去了。历史不再是无数个有血有肉的个人的故事，而变成了几个“标签化”群体之间的机械斗争。这种思维认为，历史是由一些宏大的、不可抗拒的“必然力量”推动的，个人的选择无足轻重。

举个例子：

• 第一次世界大战

  的爆发，是因为德皇威廉二世、英国外长格雷等几个人的决策失误，还是因为“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必然冲突？

• 美国内战

  的爆发，是因为林肯总统的政策，还是因为“北方工业经济”与“南方农业经济”之间不可调和的宿命对决？

当你倾向于用后者来解释一切时，你就掉进了“集体主义”的思维陷阱。

当“标签”让我们变成了睁眼瞎

这种“贴标签”的思维方式，最大的危害是让我们对许多显而易见的事实“视而不见”。

我们再以美国内战前的南方为例。在很多“宏大叙事”里，南方的故事被简化为两个对立的标签：残酷的“奴隶主阶级”**和**被压迫的“奴隶群体”。

这个剧本看起来简单清晰，但它为了“清晰”，牺牲了太多真相：

1. 事实是，绝大多数南方白人根本不是拥有大片种植园的“奴隶主贵族”

   。他们是普通的农民、工匠、小商人。但在“阶级斗争”的剧本里，这些“中间派”角色太碍事了，所以他们干脆被“隐形”了。

2. 事实是，当时南方还有大约26万自由的黑人

   。他们既不是奴隶主，也不是奴隶。他们的存在，让“非黑即白”的简单对立叙事变得尴尬。怎么办？同样，让他们在历史书里“隐形”。

当历史被简化成几个标签的对抗时，任何不符合标签的鲜活个体，都成了可以被忽略的“杂音”。

把常识包装成“重大发现”的荒谬

这种“标签化”思维还会导致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把人尽皆知的常识，当成石破天惊的“重大发现”。

有位叫威利（Bell Irvin Wiley）的历史学家写了一本书，告诉读者：并非所有美国南方的白人都是种植园贵族！很多都是没怎么读过书的“粗人”，他们在军队里也不是个个都表现完美。

这不是很正常吗？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富有和贫穷，有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也有没机会读书的普通人。任何一支军队，都不可能所有士兵在四年里天天都是战斗英雄。如果人人都是英雄，那英雄勋章还有什么意义？

可为什么这样的“常识”会被当作“新锐观点”来推崇呢？

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大脑已经被那个“所有南方人都是奴隶主贵族”的僵化标签给提前占据了。当我们抱着这种荒谬的预设去看历史时，任何一点人性的、常识性的复杂面，都会显得如同“惊天大秘密”一样。

威利还“揭示”说，南方的黑人也并非都像小说里描写的那么“温顺恭谦”。这同样是一句正确的废话。如果他们真的那么温顺，就不会爆发像奈特·特纳（Nat Turner）那样大规模的奴隶起义了，弗吉尼亚州也不会专门立法禁止教奴隶读书，以防他们受到废奴思想的煽动了。

拥抱复杂，才是尊重历史的开始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历史？

答案是：放弃用简单的标签去概括一切的懒惰思维，勇敢地拥抱历史的复杂性。

历史不是非黑即白的游戏，它是一幅由无数个体在特定时空下，出于不同动机、做出不同选择而共同织就的、色彩斑斓甚至矛盾重重的挂毯。

值得称赞的是，那位历史学家威利，虽然他的某些发现略显“常识”，但他至少足够诚实，记录了一些与主流叙事“不符”的细节。例如，他承认在南方邦联军队里的确有黑人士兵，尽管他认为其作用不大；他也承认，在部分奴隶和主人之间，确实存在着源自长期共同生活的真挚情感，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虚假意识”。

一个诚实的历史观告诉我们，人性是复杂的，它无法被塞进任何一个整洁的理论“筒仓”里。承认这一点，并不会让我们感到困惑，反而会让我们离真实的历史更近一步。

下次再读历史时，请务必提醒自己：警惕那些过于简单、过于完美的“宏大叙事”。因为历史的魅力与真相，恰恰藏在那些被“标签”所忽略的、充满人性的细微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