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以为你好的名义!是那把瞄准“贫困”的枪,最终对准的是你
政治家,这种地球上最古老的寄生生物,有一种代代相传的、深入骨髓的癖好:向名词宣战。
美国人打开电视,翻开报纸,总能看到美国政客摆出一副救世主的庄严姿态,用最慷慨激昂的语调宣布:
我们要向“贫困”宣战!
我们要向“毒品”宣战!
我们要向“通货膨胀”宣战!
我们要向“不平等”宣战!
仿佛只要他们振臂一呼,调动起足够多的官僚,印出足够多的钞票,颁布足够厚的法令,就能将这些缠绕人类几千年的幽灵一举歼灭。
呵呵
这整件事,从头到尾,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侮辱智商的骗局。
这场骗局的根基,是对一个根本事实的无耻背叛和精心掩盖。
真相是什么?
真相是:国家发动的任何一场针对抽象概念的战争,其真实目标从来不是那个被当成靶子的名词。
它的真实目标,是你。
再重复一遍:
它的真实目标,是你!
是你这个活生生的人——你的财产,你的自由,你自主行动和进行交易的权利。
所谓的“战争”,不过是国家这台利维坦机器,为了实现自身权力的无限扩张、对社会干预的无限深化、以及对民众财富掠夺的无限合法化,所发明出来的最完美的借口。
为什么选择名词作为敌人?
因为名词永远不会投降。
你不可能宣布“贫困”已经被彻底消灭,你也不可能和“不平等”签署一份停战协议。
一个永远无法被击败的敌人,就能为一场永不结束的战争提供永不枯竭的燃料。
而一场永不结束的战争,则是一个永不枯竭的权力源泉。
这套把戏的运作逻辑,简单到令人发指,我用三句话就能讲完:
树立一个靶子:定义一个模糊、宏大、且能引发大众情绪的“敌人”,比如“物价飞涨”或者“社会不公”。
抢占道德高地:宣称这个敌人是由于“市场失灵”、“人性贪婪”造成的,因此必须由伟大的、强制性的国家力量来加以纠正。
发动“总体战”:实施价格管制、财富再分配、市场准入限制等一系列干预措施。
好了,现在最关键的一步来了。
这些干预措施,根据经济学铁律,必然会导致短缺、萧条和更大的混乱。
这时候,政客们会承认自己错了吗?
呵呵
你想多了。
他们会摆出更忧国忧民的表情,告诉你:
这不是我们的政策错了,而是因为战争打得还不够彻底,敌人比我们想象中更顽固!
因此,我们需要授予政府更大的权力、更多的预算和更严厉的管制手段!
你看,失败,在这里,根本不是战略的障碍。
失败,就是战略本身。
每一次干预造成的灾难,都成了下一次更深、更猛烈干预的理由。
这个循环可以无限持续下去,直到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被彻底扼杀,每一个个体都沦为国家这台巨兽齿轮上毫无尊严的螺丝。
这根本不是什么政策失误。
这是国家暴力逻辑的必然展现。
本质上,这不是经济学,这是战争行为,一场国家对人类合作秩序的、不死不休的持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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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断头台对抗供需法则
先讲一个古代的故事。
让我们回到公元301年,罗马帝国晚期。
当时的皇帝叫戴克里先,一个典型的铁腕统治者和中央计划的狂热信徒。
他面临着一个让他焦头烂额的“敌人”——通货膨胀。
通胀是怎么来的?
废话,当然是政府自己搞出来的。
几十年来,罗马政府为了支付其不断膨胀的军队和官僚体系,疯狂地让货币贬值,往金币银币里掺入越来越多的铜、锡等贱金属。
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经济学在一千八百年前就写下的铁律:劣币驱逐良币,物价飞奔上天,货币信用彻底崩溃。
老百姓都不是傻子,他们拒绝接受政府发行的那些垃圾货币,商品交易要么回归以物易物,要么只接受成色好的旧币。
戴克里先,这个脑子里只有“命令”与“服从”的军人,当然看不到问题的根源在于政府自己对货币的系统性破坏。
在他看来,问题出在哪里?
出在商人的“贪婪”上!
于是,他要向这个叫“贪婪”的名词宣战。
他颁布了著名的《最高限价敕令》,用国家法令,为帝国境内几乎所有的商品和服务——从谷物、鸡蛋到劳工的日薪——都设定了绝对的最高价格。
任何人,只要敢以高于法定的价格进行交易,杀无赦!
这是何等的气魄!
用断头台来对抗供需法则。
这位罗马皇帝,本质上是想用剑尖来逼迫现实向他低头。
结果呢?
结果是,“贪婪”没有消失,商品消失了。
敕令颁布之后,市场上立刻变得空空如也。
农民们发现,如果按照法定价格出售自己的农产品,连种子和劳力的成本都收不回来,于是他们干脆不再把粮食运到城市。
手工业者也停止了生产,因为原材料的价格可能都高于他们成品的法定售价。
繁荣的集市变成了鬼城,城市居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饥荒。
看,戴克里先的战争,名义上是打击高物价,实质上是打击一切从事生产和交易的人。
他并没有战胜通货膨胀,他只是成功地让无数人挨饿。
这场向“贪婪”发动的战争,最终以经济的彻底崩溃和法令的不了了之而告终。
但它为后世所有的中央计划者,从罗伯斯庇尔到斯大林,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范本:当你用暴力干预市场时,你打击的永远不是问题本身,而是市场的价格信号系统和人类的生产动机。
其结果,必然是更大的、血流成河的灾难。
用“正义”制造饥荒
你可能会说,戴克里先那套太野蛮了,是古代暴君的玩法。
现代文明政府,总该进步了吧?
呵呵
换汤不换药。
我们把视线从古代的罗马,投向二十世纪末的非洲。
在津巴布韦,统治者罗伯特·穆加贝也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听起来无比高尚的“敌人”——“历史不公”和“殖民主义残留”。
他宣称,这个国家最肥沃的土地,掌握在少数白人农场主手中,这是“不平等”的,是罪恶的。
他要发动一场高尚的、旨在实现“土地正义”的战争。
于是从2000年开始,一场强制性的、血腥的“土地改革”开始了。
穆加贝手下那帮所谓的“老兵”,实际上就是一群地痞流氓,冲进那些经营了数代人、为整个南部非洲提供粮食的高效商业农场,用砍刀和AK47将农场主驱逐出去,然后将土地瓜分给自己的亲信和毫无农业生产经验的追随者。
私有产权,这个人类文明几千年才建立起来的基石,在一夜之间被彻底踏碎。
政府的宣传机器将此描绘成一场伟大的胜利,一场对“不平等”这个名词的最终清算。
真实的结果是什么?
是一场人为制造的、史无前例的大饥荒。
那些曾经养活了数百万人、并且大量出口创汇的农场,迅速荒芜。
新的“主人”们,既没有资本,也没有技术,更没有管理知识。
他们砍伐果树当柴烧,变卖拖拉机换酒喝,把一片片良田变成了荒地。
津巴布韦,这个曾经被誉为“非洲面包篮”的富饶国家,粮食产量暴跌90%。
短短几年内,一个粮食出口国,就变成了必须依赖国际援助才能避免大规模饿死的乞丐。
穆加贝的战争,名义上是针对“不平等”,但它消灭的不是不平等,而是财富本身。
他没有让穷人变富,他只是成功地把所有人都变成了赤贫。
这场战争的唯一赢家,是穆加贝和他周围的政治寡头。
他们以“正义”为名,完成了对整个国家财富的合法抢劫,并在此过程中巩固了自己的绝对权力。
津巴布韦的悲剧再一次用鲜血证明:当国家以“社会正义”为名向私有产权宣战时,其结果必然不是正义,而是共同的毁灭和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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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伪装成救世主的纵火犯
有些人又会说什么:戴克里先和穆加贝,都是第三世界的独裁者,他们的失败,是因为方法过于粗暴。
那么,现代的、文明的、由一群拥有博士学位的“专家”管理的西方政府,难道不能更聪明地发动这种战争吗?
当然可以。
他们发动的战争更隐蔽,更复杂,也因此更具欺骗性。
他们选择的敌人,也从“贪婪”和“不公”,升级到了一个更科学、更宏大的名词——“经济周期”。
二十世纪初,尤其是在三十年代大萧条之后,一种新的经济学神话开始流行:
自由市场本身是不稳定的,它会内生地产生繁荣与萧条的破坏性循环,因此需要一个智慧的中央权力,一个“最后贷款人”,也就是中央银行,来“熨平”这个周期,实现永恒的经济稳定。
于是,美联储和世界各国的央行,便被赋予了这场向“不稳定”宣战的神圣使命。
它们的武器是什么?
是货币的垄断发行权。
它们通过降低利率,向市场注入海量的廉价信贷,来阻止或“治疗”经济衰退。
这听起来多么美妙啊。
当经济过冷时,央行就打开信贷的水龙头,刺激投资和消费,让经济重新“繁荣”起来。
但这整个逻辑,从根子上,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所谓的经济周期,根本不是自由市场的内生产物。
它恰恰是银行在政府庇护下进行信贷扩张的必然恶果。
当央行人为地把利率压得极低,它就向企业家们发出了一个灾难性的错误信号。
企业家们以为社会上有足够的真实储蓄来支撑长期的投资项目,于是他们疯狂借贷,大搞基建、房地产和各种资本项目。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所谓“繁荣”。
但这种繁荣是虚假的,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
因为支撑它的,不是真实的储蓄,而是央行凭空印出来的纸。
当这些新钱流入经济体,物价必然上涨。
同时,那些被错误引导的投资项目,进行到一半就会发现,根本没有足够的真实需求来支撑它们。
于是,幻觉破灭,大规模的清算开始了。
这就是“衰退”或“萧条”的到来。
萧条,不是疾病,而是治疗。
它是市场在痛苦地纠正此前由信贷扩张造成的资源错配。
然而,央行的任务恰恰是阻止这个治疗过程的发生。
每当衰退的迹象出现,它们就会采取更猛烈的行动——更低的利率,更大规模的“量化宽松”。
它们用一剂更大剂量的毒品,来掩盖上一剂毒品带来的戒断反应。
这场向“经济周期”宣战的百年战争,结果是什么?
它没有消灭周期,它只是让周期的形态变得更加扭曲和危险。
它把小感冒,硬生生拖成了癌症晚期。
它把小型的、能够被市场快速清理的衰退,变成了动辄需要数万亿救市资金的全球性金融海啸。
最重要的是,它赋予了政府一种前所未有的、最完美的掠夺工具——通货膨胀。
通过不断印钞,政府可以悄无声息地将其公民的购买力转移到自己手中,用来支付那些永远无法在自愿市场上获得支持的战争和福利项目。
央行的官员们把自己打扮成经济的拯救者,但他们实际上是纵火犯,假装在救自己放的火。
他们向“不稳定”宣战,却成了不稳定最大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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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奇迹
那么,难道人类的命运,就注定是在一个又一个由国家发动的、灾难性的“名词战争”中轮回吗?
当然不是。
历史同样也为我们展示了光明的时刻。
那不是因为政府找到了一个更高明的计划,而是因为在某些罕见的时刻,政府被迫或偶然地,停止了计划。
二战结束后的西德,就是这样一个最经典的例子。
当时的德国,被打成了一片废墟。
占领国和德国大部分政党,都坚信必须依靠严格的中央计划和价格管制,才能重建经济。
结果是,德国经济毫无起色,黑市横行,整个社会死气沉沉。
就在这时,一个叫路德维希·艾哈德的经济学家出任了经济部长。
他是个真正的奥派经济学信徒。
1948年6月20日,这是一个星期天,艾哈德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他通过广播,在没有通知任何盟军占领当局的情况下,悍然宣布:废除绝大部分的价格管制和配给规定!
所有人都认为他疯了。
盟军将军冲进他的办公室质问他,他平静地回答:“我的顾问也告诉我这是错的。”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被后人称为“德国经济奇迹”。
但那根本不是什么奇迹。
那只是人类行动的规律,在枷锁被解除后,自然而然展现出的磅礴力量。
一夜之间,商店的橱窗里摆满了商品。
工厂重新开工。
人们开始拼命工作。
仅仅几年时间,这个被夷为平地的国家,就重新成为了欧洲的工业心脏。
艾哈德没有向“贫困”宣战。
他只是解除了国家对人民生产和交易自由的束缚。
他没有发动一场战争,他只是结束了一场战争——一场政府对市场的战争。
所以,下一次,当你听到有政治家慷慨激昂地宣布,要发动一场针对某个抽象名词的“战争”时,你必须像听到防空警报一样警惕。
你必须立刻问自己:
“这场战争,真正要打击的目标是谁?
它要以“公共利益”为名,侵犯谁的财产?
它要以“社会稳定”为名,限制谁的自由?”
答案几乎总是相同的。
那把瞄准了抽象名词的枪,枪口最终对准的,是你,是我,是每一个试图通过和平合作与自由交换来改善自己生活的普通人。
戳穿这个谎言,是我们守护自由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因为真正的战争,从来不是国家与名词之间的战争,而是自由与奴役之间,永恒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