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俄乌战争的争议，包括对现在停战的争议，从来都是世界上最大的争议事件，不仅在中国，还在全球各地都引发了大量的争论。

我不是俄粉，也不是乌粉，但我与这些人都有着巨大的分歧。

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各自理解世界的框架与概念，是完全不一致的。

每一个人，只能在某种设定的框架和概念中讨论，失去了这些框架和概念，人们是无法对任何事件——更何况俄乌战争这种事件发表评论的。

所以，解构俄乌战争 ，其实是在解构笼罩在俄乌战争分析上的各种概念。

概念1：侵略与反侵略

侵略与反侵略，正是现代国家出现的概念，他不是亘古以来就有的概念，而是在现代共和制国家观念下的产物。

侵略与反侵略的论断是建立在另一个概念之上，叫国家主权。

侵略一个地区，即侵犯了另一个国家的国家主权。而反侵略则相反，反侵略则是捍卫一个国家的国家主权。

如果一个国家主权的内部发生的内战，那是不叫侵略战争的。

比如南北战争，或乌东内战，都没有定义为是侵略战争，因为这不涉及到国家主权。

概念2：国家主权

国家主权是共和制下的产物，君主制下依然不存在国家主权，因为在君主制国家中，领土是国王或皇帝的领地，他是私有的，他不能称之为国家主权，而是皇帝征税的区域。

国家主权是每一个共和制下国民耳熟能详的概念，从这一国家主权概念出发，延伸出一系列的概念和原则，比如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国家领土不能出让，没有一分是多余的。还有司法权、货币权、警察权，边界管理权都归属于国家主权，都是必须掌握在本国政府手里。

在国家主权这一概念下，世界被划分为无数个独立的单元。每一个国家政府内部争斗、司法处置、边境管理，都视为内政，他国不得干涉。

在俄乌战争前，乌境内爆发了长达八年的乌东战争，即乌中央政府镇压地方分离势力的战争，这被视为乌克兰之内政，而非国家战争。

那么国家主权又来源于什么？

概念3：主权在民

君主制之所以不存在国家主权，是因为他没有主权在民的观念。共和制的核心是主权在民。主权在民的主要思想由卢梭构建。

他说：人们之所以要走到一起，组成社会，并不是因为个人的力量过于强大而需要制约。相反，正因为自然状态下的人太过于弱小了，所以才需要聚集起来，以便对抗其他物种，获得安全感。人天生就是社会的动物，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为了规范这种社会关系，就需要签订社会契约——每个人都与这个社会达成一项协议，放弃自己的自然权利，以便获得社会赋予的新权利。

由于社会是由一个又一个签订契约的人组成的，这些人转让了自己的自然权利，形成了社会的公权力。社会又通过公权力来保障每个成员的社会权利，从这种角度来说，社会中的所有人就是主权者。

主权在民的观念是整个共和观念的核心，即国家是公有的。他对应着君主制中主权私有，这一观念获得了胜利，现在全球绝大部分国家都是共和制。

那么主权在民在战争中会进一步发展成为什么观念呢？

概念四、国民义务

区别于主权在君的概念，既然主权在民了，那么国家主权即是所有人的，当国家主权面临威胁时，那么，所有的国民都有义务参与捍卫国家主权。

这是现代征兵制的观念基础。现代征兵制，区别于古代皇帝拉壮丁，古代皇帝拉壮丁，往往是只通过强权来抓人，这种兵员方式难以大规模推广，因为普通老百姓更多，因此，哪怕明朝有上亿的人口，在关键时候也找不到兵。

而现代征兵制则是与共和制观念息息相关，他与古代战争往往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状况，在战争初始期间，往往是征兵机构涌进去大量的热血年轻人，因为需要捍卫属于他们的国家主权。

当然，对于生命失去的恐惧都是一样的，只要战争拉长时间，征兵机构就需要动用暴力来将本国青壮塞进军队。但他们的行为往往被视为正当的，认为是国家主权捍卫的正当手段，因为共和观念的普及，人人认为国家主权有我一份。

而在君主制下面，平民是无权分享君主的权力的，那么，捍卫君主的权力，在平民看来，与他无关。

这种观念的区别，就导致了战争的完全不同。

概念五：总体战

在欧洲古代战争中，战争规模很小，也不太惨烈。

在君主制的战场上，存在着诸多不成文却被广泛遵守的规定。

比如贵族们要身先士卒，因为这本来就是在捍卫他们的领地。

而骑士们不会轻易攻击非战斗人员，妇女、儿童、教士、农民等都在保护之列。

这并非是出于纯粹的人道主义，而是因为骑士们认为，战争是他们这些贵族精英之间的较量，平民不应被卷入其中，攻击平民有损骑士的荣誉。

当一座城镇被围困，骑士们往往会要求城中的平民撤离，才会发动进攻，避免无辜百姓惨遭战火涂炭。

优待俘虏也是一项重要规则。一旦骑士放下武器投降，胜利者通常会给予其体面的待遇，将其视为贵宾而非阶下囚。

在英法百年战争期间，被俘的法国骑士们在英国人的军营中，常常被邀请与胜利者一同彻夜饮宴，畅聊战争轶事与骑士荣耀，直到家族凑齐赎金将他们赎回。

这样的战争死伤也不是太多，库米尼战役中，英军伤亡约2500人，而法军伤亡不到300人。然后双方就停战休整了，认为在巨大伤亡。

而共和制战争下的战争是一种总体战。

总体战的观念基石就是共和观念，既然主权是人民的，那么，在战争时是可以将全体所有国民的生命、财产全部投入其中，以追求胜利。

比如二战中，苏军伤亡2960万，其中死亡及失踪915万、被俘446万，另外还有约1740万苏联平民死于此次战役中。

而当时的乌克兰在1941年时，约有318万被动员参军；在1943至1945年时，由于战争需要，苏军又陆续征召了约450万乌克兰人入伍。当时乌克兰的人口最多也就三千万左右，而参军的乌克兰人加起来超过700万。

根据战后统计，战争期间乌克兰的人口损失约占苏联战时总人口损失的40%～44%，也就是说，在苏德战争期间，乌克兰总损失人口在千万以上。

现在的俄罗斯，为了打赢这场战争，已经在开始实施粮票制了，即通过货币手段已经将很多俄罗斯人的储蓄搜刮一空了。

在共和制下，只要本国还有人，还有国民未被搜刮的财富，还有女人和孩子可以生产军工，那么，你都不能说这场战争败了。

这就是总体战的残酷性，君主制下平民站一边，而共和制下，战争时，每一个国民，都是战争的养料，不打光，作为共和制的元首，是不会认输的。

好了，涉及到俄乌战争的四个概念就大致说完了。

我们也可以定性了，那就是俄乌战争是一场关于国家主权争夺，最终发展成为了总体战的共和制国家战争。

接下来，我要来解构这些概念。

这里面最为核心的概念是人民主权理论，没有人民主权理论，侵略这一个词，都无法成立，比如三国时魏、吴、蜀，是谁侵略了谁？大清远征准葛尔，是侵略吗？失去了人民主权理论，这些历史上的战争，不过叫作王朝地盘争夺战。

因此，我们先要从人民主权理论开始。

卢梭的前半部分是没问题的，他说，人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个人是弱小的，需要通过联合才能获得安全保护，因此，需要一个联合起来的组织。

社会契约论，从表面上，也没有问题。

但只要深入实质，就会发现，社会契约论是一种想象，而非实质。

所有的共和制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与共和制国家的政府签订过具体的契约。

那我们要进一步问，这种契约是否是可以签署的，当然是可以的。如果严格按照社会契约论的概念，真实执行这种策略，那么，就会形成一个真正的自治社会，每一个人都是自愿加入，同时可以自愿退出的。

既然是契约，就一定有加入的条款及退出的机制。

然而共和制跳出了这一具体的机制，直接宣布所有的国家就代表着所有的人民，并且，这些国民的后代，出生即代表着签署过契约。

那么，共和制与君主制在国家建构上，就无本质区别，即，每一个国民依然是被动选择的。即使加入了民主手段，依然无法解决这个悖论。

因为民主手段只是一种多数决。在契约原理中，是不存在多数决的。你和一群人去看房，开发商把你们全部集中起来，投票决定要不要买，你不想买也得买,这不是无比荒唐吗？

契约只能是每一个人基于自愿的合作，如果存在对少数人的强制，那么契约就已经不存在了，只能是强权。

多数人与君主一人的强制，并没有区别。强制就是强制，与人多人少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群人围殴你和一个人打你，并不能改变事情的性质。

这样的共和制很快就迎来了无比荒谬的现实。

一个阿拉斯加人，必须为黄石公园的修缮买单，上缴税收，哪怕他一生中从未去过，但这位阿拉斯加人在共和制中，已经默认承认他就是黄石公园这一公有公园的主人，必须为此承担税收。

共和制下的税收，反而远远高于君主制。在各地古代王朝中，十税一，二十税一，甚至三十税一，都不奇怪。欧洲的君主们，还经常碰到没有钱要向当地商人借钱的窘境。

因为平民将君主视为剥夺者，反抗高税收成为常态，甚至通过各种民间手段杯葛。现在欧洲有大量的古建筑上没有窗户，因为欧洲君主曾经征收过窗户税，根据窗户来确定每一个家庭的税额，那我就把窗户封了。

而在共和制观念中，国家是所有人的。所有人都可以发起税收动议，每一个人都可以要求国家解决他家的公路问题，安全问题，环保问题，甚至穷也成为了问题，必须由国家来解决。

每一个人都要被迫承担另一个人发动的税收动议，于是税率越来越高，甚至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在70%，而法国则达到了90%。

这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

这些原因，均来自于人民主权观念，只有在人民主权观念下，才能理直气壮地将全体国民的财富纳入统一管理。事实上，当代共和制国家征收的税收，普遍达到了全体国民产出的50%以上。

民主不仅没有制约税权，反而扩大了税权，因为人人都成为君主，都可以在税收动议上，投一票。比如 穷一点的人要求投票富人多交税，这时，他认为损失是别人的，收益是自己的。而富一点的人，又投票食品安全法案，要求食品监管政府税收去承担，而穷人因此就买不到便宜的产品。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人民主权必然导致大一统。

在大一统下，必然是集权机制，而无法分权和自治。既然所有的领土是所有国民的，那么，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管理所有的地方就是理所应当的。

美国从原来分散的十三个殖民地（自治区），变成了邦联，进一步变成了联邦，已经从分权走向了集权。联邦政府的开支是美国各州政府支出总和的两倍。

这时，无数的争论就开始出现，甚至有可能发展为内战。

美国的南北战争，就是由于联邦垄断了关税制定权，南方要求减少关税，有利于农产品出口，而北方工业主要求增加关税，以减少英国工业品的竞争。

在分权机制下，这不是问题，南方不加关税，北方加关税，各行其事即可，但是在共和制下，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国家主权必然统一，关税是主权，不能放权。那么，必须发动内部战争，让另一方屈服。

南北战争，比美国独立战争可惨得多。参战的350万人中有62万人死于疆场，其数量超过美国历届战争的总和。这可以说是现代共和国家总体战的第一战。他标志着现代共和国家一系列观念的强化和建立。

国家主权不可侵犯，不仅代表着外国政权不能占领本国领土，也代表着本国地方政认无权脱离国家主权。任何时候，都必须捍卫国家主权，不管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

因此，乌克兰政府自2014年开始，一直在捍卫国家主权，从镇压乌东军开始到反抗俄政府的领土战争。这二者是一体的，是共和制国家主权理论下逻辑一致的结果。

既然在同一主权之下，地方分离是不可被接受的，要接受也要通过主权其他区域的人同意，若北方各州不同意南方州分离，那么，你就无权分离。

这时，契约论就破产了。因为如果是契约，必然是可以分离的。人民主权理论下，指是是全体人民，而不是具体每一个区域的人民。

这一观念形成了当前世界的总体格局，进一步形成了国际法的规范，即一国主权不受侵犯，这种侵犯不仅包括外部，也包括内部。

而国家主权的成立，由很多历史原因形成，如果追溯到最早，那都是由各种军事征服者占领的地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主权，是建立在所谓契约之上，而是在共和制国家成立时继承的地盘决定。

然后就在这个基础上，开始了捍卫主权的行动，对外防侵略，对内防分裂。观念即世界，人类当下面临的世界，就由这些观念构成。

这些观念是对是错，是另一个话题，我只是想说，人类的一切行动，包括国家战争，本质上，都是精神活动的结果。

而精神活动依赖于概念的架构，依赖于语言系统。

而上述概念，是由卢梭这位思想家构建的，然后通过宣传和传播，在全球各国民众心里构建起了一套审视政治的概念体系。

大多数困在共和观念中的人，脱离这套体系，是根本无法讨论世界，因为他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新的概念能让他建构看待世界的方法。

在君主制时代，普通人很容易认知到自己只是个平民，但在共和制时代，人人认为自己是君主，都参与了各种国家主权的站队中去，以正义和邪恶来区分世界上不同的政府行为。

在这一观念的传播下，总体战必然成为共和制国家战争的结局。

自二十世纪以下的各种人类灾难，都与这几个概念息息相关。生活在这个时代，大多数人观念如此，就必须接受这样的政治现实。

怎么定性俄乌战争？

以共和制的观念来看，俄乌战争是两个国家关于国家主权争夺的总体战。但是，尽管我尽可能地中立地谈共和制观念的由来，还是加入了我个人的观点，比如，对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批评。

我这批评就意味着，我对这种共和观念是否定的，他不是事实，只是一种观念，甚至整个共和制观念，是建立在想象之中的。

因此，用共和制观念来评判俄乌战争，那只是一个假相。

那么，真相是什么呢？

这里，我们必须先对俄乌两国这个概念进行拆解。

俄乌两国，绝不能成为一个行动的主体，因为国不是人，仅仅谈俄乌两国那往往会犯集体主义错误。

这里面也有一些常见的默认定义的问题，比如一般说俄乌两国，是指两国政府，而不是指俄乌两国的所有人。

由于各国政府都是中央集权，因此说俄乌两国政府，就是指两个统治集团，并由他们由某个政治人物统一号令。

而俄乌两国的平民，也不是一个集体，他们每一个人的选择都不一样。

在战争爆发后，俄乌两国平民都有大量的出逃人员。在顿巴斯战争开始后，2015年到2019年间，就有超过100万乌克兰人移居波兰等邻国。

在俄乌战争开始后，乌克兰有400万人逃往外国。

而在普京下达动员令后，俄罗斯有70万人口外逃。其后的统计，约有四百万人在战争爆发后离开了俄罗斯。

两国依然还有大量的自愿参战人员。具体比例，不得而知。

还有大量的被征上前线的被迫参战人员，这个数据应该两国都达到了百万以上。

以上只是在说，不同的民众也会有不同的选择，不能将他们视为一个集体，认为只有一个声音。

那么，仅仅通过两国民众的逃难，我们都能发现，他们逃的是谁？

战争爆发在乌东，主要在乌克兰国境线内，那么俄罗斯人外逃的目的，是在逃避动员令，动员令背后的人是谁？就是普京政府。

这时，我们就可以下一个结论，在动员令（征兵）开始后，两国民众与两国政府形成了对立，他们成为了敌对的两大阶层。

这一敌对的阶层，一直都存在，只不过在战争时，需要用逃跑来彰显这种激烈的矛盾。

在非战时，国家依然分为两个阶层，那就是征税者和被征税者。

这一阶层划分，自古以来，被认定为常识，是几乎所有平民与贵族之间的共识，包括贵族们也从不否认。

以俄罗斯为例，普京个人想要达成的目标很多，这些目标最终要回归到普京个人的政治地位上来，也就是通过战争，获得政治声望，以保护个人政治地位的长久稳定。

这一目标，是一种经验上的推测，或许不准确。

但是普京个人在俄罗斯政坛上的地位，就是随着一场又一场的战争进行稳固的，车臣战争，一举奠定了普京的政坛地位，紧接着是格鲁吉亚战争和获取克里米亚。

他个人的目标，与这数百万外逃的俄罗斯人的目标，显然是不一致的。至少在这数百万外逃的俄罗斯人来说，普京打赢某场战争，与他的利益并不一致，外逃这一行动显示了这一利益判断。

同理，乌克兰在俄乌战争发生后，在动员令后，一样出现数百万人外逃的现象，没有逃掉的人通过行贿征兵官获得豁免，通过行贿边境官逃出乌克兰，这些行动，都表明，他们认为，泽连斯基的行动，与他们的利益相悖。

还有更多的俄罗斯人与乌克兰人，基于各种理由，虽然不愿意参与战争，但没能外逃，这个数量，这个数量我们分析不了，但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远远大于外逃者，因为任何时候，有能力逃出本国的人都是少数。

更不用说，在两国的边界禁止成年男子出境的命令都是突然发布的，很多人还来不及决策 ，仅从两国要禁止成年男子出境这一行动，就可以判断，人肯定少不了，否则没有必要采取这种行动。

此时，是不是自愿参军，已经没有评判价值了。

因为，当你不能选择时，就是一种强制。正如一个企业家要是自愿向政府捐款一亿，但如果不捐，就要坐牢，你很难说他是自愿的。

这时，你都会发现，不管是战时还是和平时期，两国政府实际上与平民们构成了两个阶层，一个阶层是征税者，包括征命，一个阶层是被纳税者，包括被征命。

他与古代君主制下面泾渭分明的两大阶层，并无不同。

共和制与君主制的区别在于，君主制下两大阶层是清晰明了的，而共和制下两大阶层就不那么的清晰了。

我们能看到的是，俄罗斯政府与乌克兰政府的确站在台前，决策者也是泽连斯基与普京，但是共和制是人民主权观念，有无数个君主。

这一点在乌克兰与俄罗斯都能发现。

有人说泽连斯是强硬的反俄派，其实不对。泽连斯基选举时，之所以能打败竞争对手，靠的就是其更中立的立场。其主张是，与俄罗斯缓和关系，结束乌东战争，推动顿巴斯自治。

为了实现这一主张，其亲自上前线，一个一个去说服那些死战不退的乌克兰军官，劝说他们为了防止更大的战争，终结这场乌东战争。

与之对应的是，到了俄乌战争爆发前的两个月，泽连斯基宣布征兵十万，一定要打败俄罗斯支持的乌东分离势力的军队。

这个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是泽连斯基想法改变了吗?不是。

在泽连斯基推动乌东和平进程之时，其支持率跌到了18%，并且首都基辅爆发了强大的反泽示威活动，反对泽连斯基的行动。

因此，泽连斯基实际上是被乌克兰更加强硬的仇俄派所绑架，他的决策并非他个人的主张，真正的君主，包括了乌克兰民间的强硬反俄派。

类似的事件在俄罗斯也一直在发生。

很多人认为普京就是俄罗斯的强人，是强硬要吞并乌东领土的政治强人，但如果你了解俄罗斯政治的话，你会发现，相对于俄罗斯更加强硬的政治人物，普京是一个温和派。

普京原计划是通过一场突袭，兵临基辅，逼泽连斯基签下城下之盟。但战争却发展成了长期战，消耗战。

国内的激进派，对普京迟迟不开展全国总动员极度不满，不接受这种添油战术，要求马上动员全国民众，在短时间内打败乌克兰。

普京拖到了2022年9月，即俄乌战争爆发后半年了，才开始了首次动员，并宣称这不是全国总动员，只是部分动员。

俄罗斯这些激进派，也是一直推动战争升级的君主们，而不止是普京一人。

在共和制下，分析阶层需要更多复杂的工具。

奥派罗斯巴德提出一个分析方法，叫作税收净收益者。

尽管所有人都是纳税人，但是，并非所有人都是被压迫的阶层，因为有部分人上缴的税收远低于其拿到的税收，这就叫作税收净收益者。

税收净收益者，实质上就享受了君主的待遇。比如，美国真正的穷人，他们反而是可以拿到大量税款补贴的，因为收入够低就可以，他们就是事实上的收益者，他们与那些税收净损失者，依然构成了两大阶层。

在共和制社会里，由于税收的使用并非君主和贵族，导致了两大阶层经常性变化，甚至让人们看不清，谁能认为，一个拿着政府津贴的穷光蛋是君王呢？

但只要他是税收净收益者，就代表着有一个执行机构帮他征税，并送到他的面前供他享用，这就是君主。

在战争中，往往还需要巨额征税，这种巨额征税下的受损者，也是属于经济上的被统治者。

而在战争时，就需要另一种方法，分析每一个人的主观价值偏好。

我们假设，有位老铁是个嫖娼爱好者，他身处某国，当地性产业是合法的，这时要来一个新政权，比如美国式的，这个新政权不允许妓女的存在，嫖客抓到了，还要公布示众。

这对他来说，叔叔可忍，婶子忍不了。因为这是他心里最大的事。而世界上只有这一个性产业合法化的地方，他逃去哪里都满足不了他的需要，于是他决定拿起枪、加入部队反抗新政权，以捍卫他的嫖娼自由。

而另一位老王，本来就不嫖娼，因为他根本不需要嫖娼，有的是情人。那么禁止嫖娼的政权，对他来说，是无所谓的，要他拿命去抵抗，他是不愿意的，他认为，世界上很大，不行我就换个地方生活。或许他就留在本地，谁来，他认为生活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于是他选择了逃跑，或是逃避兵役。

而老铁认为，光我一个人打败不了这个新政权啊，那不行，我支持强制征兵，也就是你们所有的人需要和我一样，讨厌这个新政权，这时他要用他的意志统一所有人的主观价值排序。

这时，老铁在舆论上、投票上推动了征兵制在当地的实施。于是他就成为了君主，他就是统治集团的一员，虽然其没有任何官职。

共和制下的统治集团不容易分清，但被统治集团是很容易判断的，那些上缴税收低于税收收益的人，那些主观价值被强制的人，都属于被统治者。

在俄乌两国都存在大量这样的人。

因此，俄乌战争依然适用君主制下的分析框架，那就是这就是一场两个统治集团，关于统治地盘和主观价值冲突的战争，而被统治者是被迫裹挟到这场战争中来的。

为什么下这个论断？那是根据收益来论断的。

我首先要肯定，如果是自愿反抗者，由于价值是主观的，这种自愿反抗本身就是有收益的，这种收益在主观价值理论中，叫作心理利润，哪怕他不分享这一块领土的任何税收。

如果两国士兵都是自愿参战的，那么，这是他们主观价值导致的冲突，无法评判 对错。宗教战争中，就存在这一现象，两个极端宗教军队，为了消灭异端，不惜搭上自己的生命，我们无法评判谁对谁错。

我们只能说这种为了实现个人主观价值而杀异端的宗教是反社会的。

如果是被迫参与军队的人，他们是有损失的。他们的主观价值排序中，生命本来是第一位的，被哪个政权统治的痛苦感是第二位的或更低的。但在征兵中，他们被侵犯了，做了不符合他们主观价值的事。

如果战争的经费，全部来源于自愿，那么，也无人损失金钱。

但战争的经费如果来源于税款，那么，不仅是俄乌两国的民众损失了，还有美国与欧洲各国的平民，也损失了。

这笔钱是用于支持战争还是投资或自己消费，本应该由自己判断，但被强制的情况下，对于这些人都是不利的。

如果民主投票决定了某国要加征税款用于战争或支援战争，那么，没有投支持票的人，就是被强迫了，出现了损失。这时，投票支持用纳税方式解决支援问题的人，是统治者，不同意交税去支援的人，变成了被统治者。

更加明显的是，那些清晰的统治集团是明显的受益者。

普京及其统治集团是受益者，他们本身不必付出任何代价，税款来源于民众，士兵来源于平民，战争打赢了，他们可以成为民族英雄，政治地位稳若泰山。

同时通过战争，他们还获取了扩权的机会，这一扩权在战后都有可能形成习惯，历史上，无数权力扩张都基于战争，并在战后长期存在。

官员们通过比平时更高的财政支出获得贪污机会，可以趁机上下其手。俄乌两国都传出大量腐败事件。

即使是最坏的情况战争败了，那么，他也能全身而退，大不了逃亡外国，养个老。

乌克兰明面上的统治集团也是受益者，乌克兰民众一样在质疑，为什么高官的子弟不参战？他们进行的任何政治决策 ，个人都不需要付出代价。

征兵官们集体腐败，以至于民怨沸腾，最后全部开除。

欧美政客花本国人的税款，获得自己的政治声誉。同时，支援的税款大量给了本国的军火商，而不允许乌克兰用钱来购买武器，形成了政商勾结。

好了，受损者受益者分析完成后，我们来看一下原因是什么？

如果说共和制只是在观念上影响了民众们的主观价值排序，还是一种类宗教的影响，但民主制却是推动这种阶层划分的根本性制度。

在普京 和泽连斯基上台时，并没有一个政见说，他们要加征税款要强征兵员，但是，一旦选上了，你就要守民主制度的规矩，那就是他们就是民选官员，他们的任何决策 ，在民主制度中就是合法的。

你没有办法一事一议。在代议制中，由那些选上去的议员和官员们来进行决策 。

这时，民众们就难以通过选择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主观价值偏好。我们假设，俄乌战争前，官员们没有这种权力决定战争，他们要启动战争，必须接受两个条件，一是战争经费来自捐款，二是兵员来自自愿报名。

那么，这种战争的规模就会极小，甚至打不起来。

最后一统计，收到的捐款一个亿，自愿报名的一千人，那还打个毛啊。

这就涉及到一个重大的问题——全世界各国民众都没人认真考虑的问题，那就是即使是按照民主理论，要不要给予政府战争的权力？

我的答案当然是不！

和平是社会的最高价值，政客决策战争是不存在代价的，或代价很小。而普通平民要付出的代价是一贫如洗和无数的生命。

没有了生命，任何价值都将毁灭。

我为什么说任何政府战争都是邪恶的，因为他们未经得每一个人的同意。

我当然不否定，这个世界上，有某些邪恶的势力，反社会的势力，需要用暴力去打击。

但是我更相信自由的力量，自愿合作的力量。只要是真正让每一个人感受到了巨大的痛苦，那么，人人都愿意付出代价去抵抗这种痛苦的源头。

如果你不相信自愿合作的力量，那就一定会迷信集中力量干大事，这个集中，就是强制。因为认定自愿合作力量小，才有了强制税收和强制征兵。

而一旦在战争上消灭了自愿合作，那任何一个领域都可以消灭。涉及到生命这等最为重要的财产，绝对不能让没有代价的政客来决定。

这应该成为普遍的共识并全球推广，只有如此，才有可能迎来永久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