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行为》为理解人类合作秩序提供了严谨的理论框架。通过梳理自给自足的孤立经济系统、支配连接主导的社会秩序，以及契约连接主导的社会秩序这三类假构，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唯有契约连接主导的社会秩序，能够通过有效的经济计算和深化的分工合作，为人们带来物质财富的持续增进。如果我们追求物质福利的改善，就必须选择市场经济；如果我们甘愿接受贫困与权力的集中，则可以选择支配型秩序。

第一类是独自经济。在这种假构中，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换。行为人自给自足，所有的生产与消费都在同一个自我之内完成。这种经济形态可以是孤立的个人，也可以是封闭的家庭单元，其特征是完全没有分工或分工极度有限，所有的手段与目的都在个别行为人的价值排序内部调适。

第二类是支配连接主导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秩序中，社会合作通过命令与服从的层级关系建立。上级通过指令决定下级的行为，下级服从上级的意志而非基于自身利益计算做出选择。这种连结的典型是军队、官僚体系，以及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产组织。

第三类是契约连接主导的社会秩序。这是市场经济的根基。在这种秩序中，合作基于自愿的互利交换。个体通过契约让渡某些财货的权利，以换取他人的财货或服务，所有的交换都是双方基于自身价值判断认为有利可图的结果。

在独自经济中，财富的增长受到个体能力边界的严格限制。由于缺乏人际交换，行为人必须独自完成从生产到消费的全部环节。这种经济形态下，没有分工带来的生产力倍增效应。独居经济的行为人必须把他的生产活动限制在那种不需要他人合作也能完成的范围内。他只能消费自己生产的东西，其生活水平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技能、工具和时间。即使是最勤劳、最有天赋的个体，其财富创造能力也远远不及即使是小规模分工合作下的普通参与者。

历史上，自给自足的农户、孤立的狩猎采集者，其物质生活水平始终徘徊在生存边缘。这不是因为缺乏勤劳，而是因为独居经济无法利用比较优势法则。每个人被迫在不擅长的领域耗费时间，无法专注于自己最具生产力的活动。

支配连接主导的社会秩序似乎允许社会分工的存在，但它摧毁了经济计算的可能性，从而导致资源的系统性浪费和财富生产的萎缩。在支配型秩序中，生产要素不能自由买卖，因此不存在土地、劳动、资本财的货币价格。没有价格，就无法计算不同生产方案的相对成本与收益，无法知道将一吨钢铁用于农机还是用于铁路更"经济"。

控制者（计划者）只能任意武断地决定资源配置。他们无法比较不同生产结构的利弊得失，其决策只是猜测，没有任何经济计算的指引。结果是资本财的错配与浪费：优质的土地被强制用于低效率的生产，先进的机器被闲置或滥用，劳动力被配置到没有消费者需求的领域。

更重要的是，支配连接抑制了行为人的主观能动性。当个体成为被支配的齿轮，其行为的驱动力从"追求利润"转变为"避免惩罚"或"完成任务指标"。在支配型连结中，下级必须服从上级的意志，他不能自由地选择他认为最有利的手段。这种行为的扭曲直接导致生产效率的低下和创新动力的枯竭。

历史上所有实行全面支配连接的经济体，最终都陷入了物质匮乏的困境——不是因为缺乏资源或劳动力，而是因为缺乏引导资源流向最有价值用途的价格信号。

唯有契约连接主导的社会秩序，能够同时实现分工的深化与经济计算的可能，从而带来物质财富的持续爆炸性增长。

首先，契约秩序允许并激励分工扩展。在自愿交换的框架下，每个人可以专注于自己最具比较优势的生产活动，通过市场交换获得他人的产品或服务。分工的效果是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一个孤立个人无法企及的程度。这种"李嘉图的联合律"在契约秩序下得到充分展开，因为交换的自由保证了分工的深化。

其次，契约秩序提供了经济计算的基础。在产权明晰、自由交换的市场中，生产要素具有货币价格。企业家可以通过成本-收益计算，比较不同生产技术的效率，预测消费者的未来需求。价格信号如同"指南针"，引导资源从低效率用途流向高效率用途，确保资本财被配置到消费者评价最高的领域。

第三，契约秩序激发了创新的动力。在盈亏检验机制下，企业家必须持续寻找更低成本的生产方法，或创造更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新产品。利润管理与官僚管理形成鲜明对比——前者受市场成败的严格约束，后者只受行政规则的约束。

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契约连接主导的市场经济，在数百年间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的物质财富，使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超越了古代最富有的帝王。

基于上述行为学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严格的形式伦理结论：如果我们想要获得更多的产品或服务（物质财富），我们就只能选择契约连接主导的社会秩序（市场经济）；如果我们选择支配连接主导的社会秩序，我们就必然获得更少的产品或服务，同时将多数人的命运交给少数支配者主宰。

这一结论并非价值判断，而是手段与目的的逻辑关联。经济学作为一门行为学，不处理行为的最终目的，只研究什么手段适合用来达成人们所选定的目的。行为学告诉我们：

契约秩序是唯一能够实现复杂经济计算和有效资源配置的手段。如果我们选择支配秩序，就等于选择了计算的虚无和生产的混乱，这在逻辑上必然导致财富的减少。

选择支配秩序意味着接受物质贫困作为获得"控制权"或"安全感"的代价。如果某人或某社会真诚地追求物质财富最大化，却选择了支配秩序，那么他就陷入了目的与手段的不匹配——如同一个人想健康却拒绝进食。

在契约秩序中，个体保有为私人的利益在行为着的权利，通过调整行为以适应他人的行为来实现互利。而在支配秩序中，个体成为独裁者计划中的棋子，其命运被少数控制者主宰。

因此，伦理选择变得清晰：如果我们渴望物质繁荣，我们就必须拥抱契约连接主导的市场经济；如果我们甘愿接受匮乏并愿意将自由让渡给少数支配者，我们可以选择支配型秩序。但我们不能同时既要支配秩序的控制感，又要契约秩序的物质财富——这在行为学上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