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9‑21｜沙欣·卡尔哈内

帕特里克·纽曼是美国知名青年经济学家与经济史学家，在经济史研究者中占有独特地位。他任职于佛罗里达州坦帕大学，曾编辑默里·罗斯巴德两部著作——《孕育于自由：第五卷》与《进步时代》，凭借这些成果，展现出对经济史、档案文献与历史分析难得的驾驭能力。

出于对经济史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钻研，他启动了一项经济学史重大研究项目：不去复述陈腐老套的叙事，转而剖析腐败的根源，以及财富与权力之间的纽带。

两卷本著作《裙带主义》正是这一学术项目的成果。该书第一卷聚焦1607‑1849年，为美国的经济与政治起源提供了一套与众不同的解读。第一卷2021年问世，第二卷于2026年新近出版。

历史：“自由”与“权力”永恒博弈的角斗场

主流历史教科书往往把美国历史描绘成民主持续进步、民间制度蓬勃发展、自由市场大获全胜的过程。纽曼则借助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分析视角，将历史视作两股对立力量永不停歇的战场：自由与权力。

在他看来，自由代表普通民众、自愿交易、真正的自由市场，以及不靠政府扶持、不攫取特权租金来创造财富的企业家。与之相对，权力代表政治精英、官僚与权势商人：他们不愿接受市场竞争，转而动用政府工具获取特殊优待、建立垄断、聚敛财富。这一组概念二分，构成两卷全书的核心论证。

《裙带主义》第一卷梳理了从殖民时期到美墨战争，美国早期政治裙带关系的演变。纽曼提出，裙带主义正是诞生于自由力量与权力力量的持续冲突。每当联邦党人、国家共和党人和辉格党执掌政权，中央银行、商业关税、政府补贴这类服务特殊利益集团的政策就会大行其道。而当倾向杰斐逊自由主义理念的共和党、杰克逊派民主党掌权之后，裙带现象会有所缓和，但并未彻底根除。

纽曼写道：阿克顿勋爵告诉我们“权力导致腐败”，可那些主张限制政府权力的人，慢慢蜕变成了自己曾经憎恶的那类政党。

这本书揭示了美国主流史学刻意忽略的历史侧面：政客如何频繁挪用公共财政，为自己及其支持者牟利。纽曼实质上还原了利益集团游说立法，借公共资源攫取私利的完整脉络。

“裙带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有何区别？

一般所说的资本主义，核心是自由市场、创新与竞争。纽曼则在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裙带资本主义之间划出清晰而关键的界限。在裙带资本主义（也叫经济裙带主义、寻租行为）体系之下，企业能否成功，并不取决于向公众提供更优质、更廉价的商品服务，而是看企业和权力中枢的关系远近、游说能力强弱，能否拿到政府补贴、依靠关税排挤对手、获取低成本银行信贷。

纽曼认为，这套腐败的寻租体系并非现代产物，也不是近几十年才出现。在美国，它的种子早在建国之初，甚至殖民时代就已经埋下，到19世纪中期演变为一套固化、制度化的结构。

批判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推崇托马斯·杰斐逊

纽曼两卷本的历史分析，很大一部分用于批判教科书里奉为民族英雄的人物，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便是其一。在标准叙事里，汉密尔顿是美国现代化的总设计师，高效金融体系之父。

但纽曼依托史料证据给出批判性解读：汉密尔顿及其政治追随者恰恰是裙带资本主义的主要缔造者。在纽曼眼中，汉密尔顿的经济方案——设立中央银行、累积巨额公债、征收高额保护性关税，本质上只是一套合法工具，把农民、劳工等普通民众的财富，转移给依附政府的精英、投机者与银行家。

与之相对，托马斯·杰斐逊一类人物被归为“自由”阵营的代表：他们反对法定纸币、反对权力集中、反对建立中央银行，主张政府尽量少干预经济。

国家主导的卡特尔：从美联储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内战时期，铁路与银行业利益集团游说政府，争取补贴，并设法限制竞争对手。此后数十年，新兴大企业试图依靠特权实现市场卡特尔化。但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其他利益集团的崛起挫败了他们的企图。于是就进入所谓的进步时代：华尔街游说政府设立各类监管机构与委员会，借此限制竞争，同时抵挡其他利益集团的立法提案。

政府权力大幅扩张之后，最大的受害者是消费者：人们被迫承受更高物价、品质更差、种类更少的商品。

聚焦1849‑1929年的第二卷，详细记述了美国经济内部国家管控卡特尔体系的形成过程。从美联储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本书揭示：诸多政府监管机构，都是特殊利益集团为自身利益设计出来的。《裙带主义》第二卷的序言由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萨金特撰写。

裙带资本主义与经济危机

全书极具分量的分析部分，是把裙带资本主义和重大经济危机联系在一起。纽曼不只是从道德、政治层面批判腐败；他运用经济学商业周期理论证明：财富与权力这种邪恶同盟所搭建的制度，会把经济拖入崩溃。

他提出，美国第一银行、第二银行这类中央银行雏形，依靠人为创造货币与信贷催生经济虚假繁荣与通胀；繁荣过后必然迎来惨烈崩盘，1819年大恐慌就是典型。

按这套分析逻辑，经济危机与深度衰退，根源不在自由市场本身，而来自政府直接干预、货币体系操纵，以及向政治和经济权贵输送特权。所以纽曼认为：只要政府掌握干预经济的权力，利益集团就一定会出现，并攫取这份权力为己谋利。纽曼著作的价值在于提醒读者：很多诸如“社会正义”之类动听口号的背后，隐藏着盘根错节的寻租网络。

“市场”与“国家”的冲突，以及“社团主义”的诞生

自由市场依靠盈亏竞争机制与自愿交易，引导市场主体创造价值，让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趋向一致。而国家作为暴力垄断者，构建出一套以干预、财富再分配为底色的制度。这种结构性失衡，会强烈诱使强势集团掌控政府权力杠杆，制定偏向特殊利益、损害公共利益的法律政策，并且往往用国家福利主义的说辞加以包装。

纽曼借助自由与权力两股力量的辩证关系，阐释这一历史博弈的运行逻辑。美国早期政治起伏表明：每当主张干预的政党掌权，租金与特权分配就达到顶峰；反中央集权政党上台，寻租浪潮会暂时回落。

政治权力自带腐化与扩张属性，这一趋势在1849年杰克逊派衰落至1929年之间迎来历史转折点：社团主义在美国诞生。在这八十年间，零散、偶发的寻租行为演变为全面制度化体系：政府充当金融、交通、工业、劳工、医疗领域的总卡特尔组织者。强大游说集团持续压制自由市场竞争压力，国家机器就此变成集中管控经济的工具。

纽曼着重强调：大萧条前夕大范围的政府市场干预、华尔街对美国政经格局的深度支配，不是自由市场的失败；恰恰相反，这是一套从建立之初就立足垄断、强制、特权授予的政治体制发展到最后的必然结果。

归根结底，纽曼的历史研究得出结论：只要政府保留干预经济、被利益集团施加影响的制度空间，寻租、裙带关系、裙带资本主义就会在任何国家不断滋生、反复延续。

“权力趋于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

——阿克顿勋爵

这两年，“裙带资本主义”成了高频词。补贴、关税、监管、纾困，总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的堕落”——好像它本该是干净的，只是最近变脏了。

但这套书告诉你：不。它从来就是这样。

帕特里克·纽曼（Patrick Newman），美国坦帕大学经济学教授，写了两卷本《裙带主义》（Cronyism）：第一卷《自由与权力：早期美国，1607–1849》，2021 年出版；第二卷《公司国家的兴起，1849–1929》，2026 年出版，由 201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萨金特作序，均出自米塞斯研究所。

两卷合起来，讲了一部三百二十年的美国史。不是课本里那部，是另一部。

美国两百年裙带主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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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定义，一把尺子

先说“裙带主义”到底指什么。纽曼的定义很硬：政府以“公共利益”之名，向特殊利益集团输送特权——关税、补贴、特许垄断、优惠信贷，代价由全体公众承担；受益者投桃报李，给政客分一杯羹。

他不把这件事看成“资本主义的毛病”，而看成权力的惯性。这句话是全书的题眼，值得单独抄下来：

只要政府手里有干预经济的手，

就有人排队往那只手里塞钱。

纽曼的尺子来自他的老师罗思巴德（Murray Rothbard），叫“自由 vs 权力”。自由，是普通人的自愿交换，是不要政府帮忙的创业者；权力，是利用政府机器攫取特权、建立垄断的政商精英。美国史，就是这两股力量的拉锯战。

注意，这里的“自由”不是今天美国两党意义上的自由。纽曼用它指一种经济秩序：竞争、开放、没有特权。“权力”指的不是哪个党，而是一种行为模式——任何党都可能是它。

— 02 —

第一卷：1607–1849，自由的钟摆

第一卷从 1607 年詹姆士敦建城，写到 1848 年大选。前半段是欧洲重商主义的美洲翻版：航海法、制造业禁令、特许垄断，殖民地经济的命脉攥在特许状手里。纽曼说，独立革命本质上是一场反重商主义的胜利——挣脱的是一整套经济控制体系。

但革命果实很快被收回一部分。1787 年制宪会议，课本说那是“先贤的智慧”；纽曼说，那是重商派的一次暂时胜利——一部加强了联邦权力的宪法。这个说法并非他首创，罗思巴德讲过，麦圭尔（Robert McGuire）用计量方法验证过；但纽曼是把它讲得最完整、最面向大众的人。

然后是全书第一个大“反派”：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课本里的“现代化之父”，在纽曼笔下是裙带资本主义的首席建筑师：承接各州债务、成立第一合众国银行、征收保护性关税——一套把财富从农民和劳工口袋里，搬运到银行家和投机者账户里的合法机器。

汉密尔顿的遗产叫“美国体系”，由亨利·克莱接班：中央银行、保护关税、联邦资助修路开河。纽曼举了一个特别具体的例子。1816 年关税里有一条棉布“最低估价”条款——波士顿制造公司的洛厄尔游说来的：进口棉布每码至少按 25 美分估价，征 6.25 美分关税。廉价布料的实际税率被抬高一大截，最穷的消费者买单最多；波士顿制造公司却年年拿 19% 的股息。

第二合众国银行（1816）是这套体系的金融心脏，用扩张信贷制造虚假繁荣，然后是 1819 年大恐慌。纽曼用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解释这一切：特权制造的信贷泡沫，必然以痛苦的崩溃收场。恐慌不是市场的失败，是权力的账单。

1828 年，杰克逊当选。杰克逊主义者——纽曼眼中美国史上最接近自由市场的政治运动——开始拆机器：1832 年否决第二银行续期，杰克逊称它是“腐蚀人的怪物”；1840 年代建立独立国库，让联邦财政与银行脱钩；1846 年沃克关税大幅砍掉保护关税；各州通过一般公司法，成立公司不再需要立法特许——特权从根上断了。

改革确实有效：1820–1840 年，美国人均实际 GDP 年增约 1%；1840–1860 年约 1.7%，实际工资增速同步抬升。低关税时代，工业革命反而来了。

但故事在 1848 年转弯。得克萨斯并入与美墨战争，撕裂了杰克逊联盟。纽曼的判断很冷：

1848 年之后，“要不要裙带主义”不再是个问题，

问题只剩“哪种裙带主义”。

共和党与民主党，从此只是给不同的利益集团发福利。

— 03 —

第二卷：1849–1929，公司国家的诞生

第二卷的命题更大：1849–1929 年，零散的寻租变成了一张网——政府成了“卡特尔制造机”，用监管委员会给各行各业划定地盘。纽曼称之为“公司国家”（corporatist state）。

教科书说，进步时代是人民打败托拉斯。纽曼说，反了：大企业主动要监管。它们雇知识分子写“公共利益”的宣传稿，推动成立监管委员会，再塞进“自己人”去执行——用监管抬高进入壁垒，压死小竞争者。

最精彩的案例是美联储。故事从 1863、1864 年国家银行法讲起：该法让纽约成了全国唯一的中央储备城市。后来芝加哥、圣路易斯崛起，分走了这块蛋糕。华尔街急了——它没有选择变得更高效，而是选择了老路：找国会要新特权。

1910 年，华尔街银行家们躲进佐治亚州的杰基尔岛，起草了一份建立中央银行、由大银行控制人事的方案。国会里的民粹派没上当，1913 年通过的联邦储备法是“地区性央行＋华盛顿委员会”的折中结构。但华尔街没有放弃：他们说服摩根系的银行家本杰明·斯特朗出任纽约联储行长，让他“制定章程时给自己留足权力”。斯特朗后来成了整个系统的实际掌门人——一战期间用联储的钱买战争承兑票据、为纽约银行融资；战后压低利率推动“金汇兑本位”，让美元逐步取代英镑。

到 1929 年，纽约银行夺回了失去的市场份额，美元成了世界第一储备货币。三大行——国民城市银行、担保信托、大通——每家资产约 20 亿美元；摩根合伙人人均年入 100 万美元，杰克·摩根一人 500 万。所谓“货币托拉斯”，恰恰是联储成立之后才真正成型的。

第二个案例很反直觉：食品安全。辛克莱的《屠场》被当成揭黑文学的里程碑；纽曼考证，辛克莱只跟团参观过一次屠宰场，书里场面大半虚构。而阿穆尔、斯威夫特这些大肉商，其实早已用流水线、罐装和冷藏改进了卫生。1906 年《肉类检验法》表面是“保护消费者”，实际是大肉商的“防御性游说”：检验成本抬高，把小屠宰场挤出市场，接下来十年大肉商赚得盆满钵满。

第三个案例：美国医学会。20 世纪初，AMA 游说收紧行医执照、压缩医学院数量、打压顺势疗法等对手。圣路易斯医生 W·G·穆尔公开说：

“如果美国医学会是个托拉斯，那它是个好托拉斯。”

结果：医生供给减少——农村尤甚——医生收入上涨；代价是医疗费用开始失控，也埋下了后来全民医保争论的引信。

FTC、商务部、州际商务委员会、FDA、农业部、NIH……纽曼逐个拆开看：每一个都以“公共利益”之名成立，每一个都有明确的受益者。反垄断机构在帮企业搞“合法卡特尔”，铁路拿到了运费下限，出口商拿到了政府背书的卡特尔协议。

所以第二卷的结论很重：1929 年的大萧条，不是自由市场的失败，而是这套由垄断、强制和特权堆起来的政治结构的逻辑终点——透支的信贷泡沫（联储的宽松）必然崩盘。

— 04 —

思想史的坐标

这套书不是凭空长出来的。它的骨架来自罗思巴德——奥地利学派在美国最重要的传人。罗思巴德写过四卷本《Conceived in Liberty》，讲殖民地与革命时期历史；他还有未完成的第五卷和《进步时代》手稿，都是纽曼整理出版的（第五卷 2019 年，进步时代 2017 年）。

所以纽曼的《裙带主义》可以看成一次“接棒”：第一卷把“自由 vs 权力”框架从 1787 年延伸到 1848 年；第二卷把《进步时代》的手稿扩充成一部完整的公司国家史。在奥地利学派谱系里，他是米塞斯→罗思巴德这一支的第三代历史写作者。

思想源头还可以再往前推。阿克顿那句被说烂了的“权力趋于腐败”，纽曼是真当方法论用的——他不对任何政治人物抱敬意，包括“好人”。这正是这套书最扎眼，也最有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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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框架差在哪

先看同路人。纽曼和公共选择学派共享同一个分析前提：政客和利益集团都在追求私利——塔洛克的寻租理论、克鲁格 1974 年提出的“寻租”概念、斯蒂格勒 1971 年的监管俘获理论，都是他的学术近亲。他也和左翼历史学家科尔科（Gabriel Kolko，《保守主义的胜利》，1963）共享同一个发现：进步时代的监管，是大企业自己要的。纽曼自己就引用科尔科的证据——联储成立后，华尔街的存款份额不降反升。

再看分岔。科尔科是左派，讲这个故事是为了证明资本主义需要被更彻底地控制；纽曼是奥地利学派自由主义者，讲这个故事是为了证明应该砍掉那只干预的手。

同一部历史，两种相反的结论。

与阿西莫格鲁、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榨取性制度”）相比，双方都承认坏制度是问题的核心；但阿西莫格鲁的药方是“设计更好的国家制度”，纽曼的药方是“更小的国家”。与津加莱斯的“裙带资本主义”相比，纽曼的历史纵深更长——把这件事一直追溯到殖民时代。与比尔德那代人的“阶级分析”相比，纽曼不认为历史是阶级对阶级，而是国家对社会：权力对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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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怎么看

两卷书在自由市场学派内部评价很高。托马斯·迪洛伦佐在《奥地利经济学季刊》（2022）为第一卷写了长篇书评；经济教育基金会（AIER）的评论人、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文森特·热洛索写道：

“对任何政治人物都不抱敬意——正是这种态度，让它成为美国政治经济史上一份扎实的贡献。”他认为书中对 1787 年制宪会议的论述“特别出色”，并指出最新的国民账户修订数据反而支持纽曼的叙事。

批评也真实存在。主流史学家会质疑“自由 vs 权力”的二分太干净：如果权力阵营如此有害，为什么美国在权力主导的年代仍然增长最快？热洛索替纽曼回应了一半——国民账户修订显示 1800 年前后的收入水平被高估，这削弱了“权力带来增长”的反驳。另外纽曼自己承认第一卷有个未解之谜：为什么英属殖民地守住了自由，法属、西属殖民地守不住？英国执行重商主义的能力弱，但“为什么弱”，他留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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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给后来者的问题

这套书最让人兴奋的地方，是它打开了一串没人做完的题。

其一，1929 年之后。纽曼写到 1929 年就停笔了。大萧条本身、新政、战后凯恩斯共识、2008 年救助、疫情补贴——“公司国家”的下半场还等着一个续写者。

其二，跨国检验。“自由 vs 权力”能不能解释欧洲、拉美、东亚的政治经济史？英属北美为什么是例外？这可能是最有价值的一道题。

其三，自由派的腐化。为什么杰斐逊派、杰克逊派最后都变成了他们反对的那种人？“权力的腐化”在什么条件下会赢？这是比任何案例都难的政治理论问题。

其四，监管俘获的波动。纽曼说进步时代的委员会在大企业、小企业、工会之间来回易手，最终大企业胜出。什么时候被谁俘获？能不能找到规律？

其五，量化。每一项特权——关税、特许、补贴——到底让公众损失多少钱？这类福利损失的量化研究，才刚刚开始。

— 08 —

能带走的一句话

纽曼这两卷书，最值得记住的不是某个历史结论，而是一个视角：当你看到有人以“公共利益”的名义要政府做点什么，先问一句——谁付钱，谁受益。

裙带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堕落，

而是权力的惯性。

它从来都在，只是换着面孔出现。

两卷均为英文原版，暂无中译本——第一卷 2021 年，第二卷 2026 年。

主要参考资料：纽曼《裙带主义》两卷本；纽曼《Cronyism in America》（The Misesian, 2025）；纽曼《How the Jacksonians Caused America’s Industrial Revolution》（Mises Wire, 2026）；热洛索书评（Daily Economy, 2022）；迪洛伦佐书评（QJAE 25(1), 2022）；卡哈内书评（Mises Wire, 2026）；The Daily Bell 访谈（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