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历史上，有一句话可能遭到了最严重的滥用和误读。这句话就出自《独立宣言》，是托马斯·杰斐逊写下的那句名言：“人人生而平等”。

至少从19世纪中叶开始，许多美国政客就把这句话当成了政府干预的挡箭牌。使用这种策略的人声称，为了实现“平等”的目标，中央政府必须动用武力，把当时最流行的某种“平等”标准强加给所有人。

借“平等”之名的越权干预

举个例子，只要联邦雇员觉得某个地方存在“太多”的不平等，这句话就会被例行公事般地搬出来，作为联邦政府干预民选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合理借口。我们平时总被告知，民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实际情况却是，一旦华盛顿的政客们不喜欢民主投票产生的结果，民主就不再神圣了。

当华盛顿决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那些本应自治的城市和州时，他们往往会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那就是，这些地方没有达到某个假想出来的“平等”标准。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就包括《美国残疾人法案》，以及20世纪七八十年代政府为了推进种族融合而强制推行的“校车接送政策”。

同样的事情也经常发生在国际舞台上，尤其是当联邦政府想要入侵某些弱小贫穷的国家时。比如，当年美国政府试图为自己无限期占领伊拉克和阿富汗寻找借口。

他们除了给出其他理由外，还告诉我们，必须让当地的妇女、库尔德人或者民主党人变得“更加平等”。因此，发动军事入侵就成了顺理成章的必要之举。

《独立宣言》中杰斐逊的这番话遭到了如此严重的滥用，以至于一些反对联邦集权的人士甚至提出，如果杰斐逊当年压根没提“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平等的”，情况或许会好得多。例如，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泰斗理查德·韦弗，就狂热地反对任何形式的平等概念。他甚至将“平等”这个概念本身，显然也包括杰斐逊的这一表述，统统谴责为一种不切实际的“痴人说梦”。

然而，杰斐逊当年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指向的是一个非常具体且明确的含义。后来的政客和活动家们赋予了这个词完全不同的意思，但这口锅，真的不该由杰斐逊来背。

杰斐逊所说的“平等”到底是什么意思？

杰斐逊所说的平等，绝对不是指每个人在天赋和能力上都旗鼓相当。而且，他更不是说应该由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来强行推行某种被定义出来的“平等”。要搞清楚杰斐逊的真实意图，我们只需要看看18世纪末美国古典自由主义者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就够了。关于这一点，著名经济学家穆瑞·罗斯巴德曾这样写道：

“平等的概念在18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运动中得到了广泛普及。在当时，它指的并不是社会地位或收入的整齐划一，而是指每一个人，毫无例外地都拥有自由。简而言之，那个时代的平等，代表的是自由意志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理念，即所有人都享有充分的自由。”

正如罗斯巴德所言，这种“自由的平等”，其实是对18世纪大多数欧洲主权国家内部由政府强加的阶级特权的一种反抗。在杰斐逊写下那段话的年代，某些英国臣民可以明目张胆地获得政府的特殊照顾，而另一些人却什么都得不到。

这种现象在重商主义时代尤为明显。重商主义其实就是君主专制制度下的经济体系，政府会把利润丰厚的专营垄断权以及其他特权，直接赏赐给那些政治关系过硬的人。

在当时，各种针对土地所有权、税收和商业牌照的“封建”管制，死死地限制了商业自由。对于那些推崇企业自由放任政策的老派自由市场主义者来说，旧政权对市场的这种严密操控，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极大的不平等。正是这种不平等，让美国的农民和商人在经济上长期处于劣势。

当然，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绝不是让政府去强推什么平均主义的分配计划。真正的答案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让政府立刻停止向统治阶级的宠儿们派发特殊特权。

杰斐逊这句话的灵感来源，或许可以在《弗吉尼亚权利法案》中找到，杰斐逊对这份文件肯定非常熟悉。该法案明确指出：“人生而同样自由与独立。”杰斐逊的措辞比弗吉尼亚的版本更加精炼，但只要你对18世纪的政治背景稍有了解，就能非常清楚地明白它的真实含义。

为什么这句话至关重要且必不可少？

不仅如此，这句话在当时也是绝对必要的。它在《独立宣言》的文本中起到了一个关键作用，那就是确立了美国人脱离并退出大英帝国的权利。

然而，在19世纪中叶，美国保守派政客约翰·カル霍恩却极力推行一种相反的论调，指责杰斐逊的这句话纯属多余。卡尔霍恩是一位反杰斐逊主义者，他不喜欢《独立宣言》，尤其反对“人人生而平等”这句表述。

废奴主义者利用这句话来推动解放黑奴，这让卡尔霍恩感到格外苦恼。因为废奴主义者们主张，杰斐逊所设想的那种政治平等，同样也适用于非白人群体。

这对于活跃在19世纪40年代政坛的卡尔霍恩来说，可是一个大麻烦，因为他毕生的政治生涯有两个持久的动机。正如《裙带关系：早期美国的自由与权力（1607-1849）》一书的作者帕特里克·纽曼所指出的那样，卡尔霍恩毕生的首要目标是成为美国总统。而他的第二个核心关切，则是为奴隶制和种植园主阶级打造辩护的理论盾牌。

要了解卡尔霍恩对《独立宣言》的反对态度，最好的总结或许就在他1848年6月关于《俄勒冈法案》的演讲中。在那次演讲里，他严厉谴责了将新成立的俄勒冈领地设为“自由州”的努力。为了说明奴隶制的必要性和好处，他对杰斐逊使用“人人生而平等”这句话感到痛心疾首。卡尔霍恩进一步宣称，这句话既“危险”又“错误”，因为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人生来就是“自由”的，也没有任何人生来就与其他人平等。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卡尔霍恩实际上是把杰斐逊的“政治平等”概念，与“天赋能力的平等”混为一谈了。但不管怎样，对卡尔霍恩而言，《独立宣言》已经对支持奴隶制的立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他声称：“在一份于如此重大的场合发表、并带来如此重要后果的文件（即《独立宣言》）的权威加持下，平等的观念已经广泛传播，并深深地扎根于公众的脑海之中。”

同样，卡尔霍恩在这里反对的，并不仅仅是后来才出现的、更宽泛的平均主义概念。他同时也在反对杰斐逊和罗斯巴德所推崇的“自由的平等”。原因显而易见，那就是普世权利的观念一旦确立，就很可能会延伸到黑人和奴隶身上，从而危及种植园主阶级的特权。

紧接着，卡尔霍恩图穷匕见，直接提出这句话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出现在《独立宣言》里：

“这句话被塞进我们的《独立宣言》，是毫无必要的。在我们脱离母国并宣布独立的理由中，它根本不是必需的组成部分。母国违背了我们受特许状保护的特权，并非法侵犯了我们公认且确立已久的权利，这些才是真正的原因。仅凭这些原因本身，就已经完全足以证明我们这一步的合理性，根本无需借助其他说辞。而且，在建立取代殖民地的新政府时，这句话也没有任何分量。新政府是用旧有的材料，建立在实用且成熟的旧原则之上的，而这些原则大部分都借鉴自我们自身的经验，以及孕育了我们的那个母国的经验。”

自然权利与契约权利的交锋

卡尔霍恩从来都不是分离权（即脱离联邦的权利）的狂热支持者。因为正如纽曼所指出的，美国的分裂会让卡尔霍恩登上美国政权巅峰的企图变得复杂化。尽管如此，他在极端情况下确实支持分离的理念，但他对分离的构想与杰斐逊截然不同。

杰斐逊提倡的是基于普世自然权利的分离权，而卡尔霍恩则坚持认为，分离取决于美国宪法文本中所规定的契约权利。在卡尔霍恩的理论框架下，分离权仅仅是一项法律权利。顺理成章地，这项权利就只有州政府自己才能享有，而且只能延伸到契约的缔约方，也就是各个州政府本身。

相反，杰斐逊则坚信，分离权包含在普世人权之中。这就是为什么“人人生而平等”这句话，实际上是《独立宣言》整个论证逻辑的核心所在。美国人提出脱离大英帝国的权利，并将其视为任何拥有自然权利的人类群体都享有的权利，这种思路与哲学家约翰·洛克的设想非常相似。

在这种视角下，鉴于自然权利具有普世性，英国统治阶级和美国的分离主义者在根本上是平等的。因此，正如任何英国人都有权统治美国人一样，美国人也同样完全有权自己统治自己。

卡尔霍恩绝不敢采纳杰斐逊的这种观点，因为一旦接受，就等于承认除了州政府之外的其他群体也有权要求分离。这将意味着，市镇或县级地方政府也拥有自治的自然权利，从而导致各个州内部的进一步分裂。更有甚者，这种基于自然权利的立场，甚至可以被包括奴隶在内的许多其他群体用来为自己的分离行为正名。

因此，杰斐逊所提倡的普世权利，对卡尔霍恩来说是一个绝对不可能接受的选项，分离权也因此只能被严格保留给非常特定的州级机构。然而，卡尔霍恩对民族自决权所持有的这种保守且狭隘的观点，根本不足以支撑当年美国革命者们的事业。

虽然卡尔霍恩显然认为，仅凭诉诸殖民地特许状和契约，就足以确立独立的权利，但殖民地特许状本身并没有提供脱离大英帝国的合法途径。如果美国人想要为自己事业的道德合法性提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他们就必须诉诸普世人权。

此外，卡尔霍恩对美国革命的看法，与极端保守的普鲁士外交官弗里德里希·冯·根茨如出一辙。这种观点认为，美国革命只是一场试图重建革命前就已经存在的、用卡尔霍恩的话来说就是“实用且成熟的原则”的努力。这一观点虽然已经被罗斯巴德彻底驳倒，但在整个19世纪的保守派中却大受欢迎，尽管它完全违背了美国革命的历史事实。

不过，卡尔霍恩对杰斐逊以及他在《独立宣言》中的言辞没有丝毫好感，这也并不奇怪。早在18世纪80年代，杰斐逊就曾支持采取措施，禁止奴隶制向西部领地蔓延。例如，杰斐逊在1787年《西北法令》中支持限制奴隶制，这在卡尔霍恩看来显然已经足以让他声名扫地，而且卡尔霍恩显然从未原谅过杰斐逊的这一“越轨”行为：

“我们现在开始体会到，允许如此巨大的一个错误在我们的《独立宣言》中占有一席之地，是多么的危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都处于休眠状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开始发芽，并结出了有毒的果实。它牢牢控制了该文件的起草者杰斐逊先生的思想，导致他对南方黑人与白人之间的从属关系产生了完全错误的看法。结果，他甚至认为，黑人虽然完全没有资格拥有自由，但却和白人一样，完全有权享有自由和平等，并且认为剥夺他们的这些权利是不公正和不道德的。他提出将奴隶制排除在俄亥俄河西北领地之外的建议，其根源就可以追溯到这个错误，并由此催生了1787年法令。通过该法令，引发了如今这场深刻而危险的动荡。这场动荡现在正威胁着要吞噬我们的政治制度，如果不迅速解决，它必定会吞噬我们的制度，并把国家卷入无数的灾难之中。”

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杰斐逊关于分离权的普世观点将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卡尔霍恩的观点则早已彻底沦为一潭死水。联邦政府已经小心翼翼地堵死了分离主义者们在法律层面的所有退路。随着美国在未来不可避免地走向解体，唯一还有机会走通的选择，就只剩下诉诸于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