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贷危机的废墟上还弥漫着普通美国人破产的硝烟，华尔街那群身着定制西装、袖口沾血的赌徒们，却已经安然坐在用纳税人钞票重新浇筑的王座上。

当联邦政府——这个他们用百年时间渗透捕获的巨兽——掏出数万亿美元紧急救助这些“大到不能倒”的金融秃鹫时，舆论的愤怒几乎要掀翻国会山的穹顶。

然而，掠夺者们早已准备好他们的“秘密武器”，一尊被精心打磨的历史伪神：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他们摆出崇敬的嘴脸，向民众灌输一个经过彻底篡改的故事：

汉密尔顿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开创者”，是远见卓识的经济天才。

他主张保护性关税扶持“幼稚产业”，提倡政府补贴推动工业化——因此，今天用你们的钱去填补华尔街的无底洞，不过是继承汉密尔顿的“光荣传统”。

《福布斯》杂志，这个金融贵族圈养的传声筒，甚至抛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VS荣·保罗》的檄文，赤裸裸地宣告：

你们这些自由意志主义者对公司补贴的批评可以休矣，因为汉密尔顿的智慧远超你们这些现代“愚人”。

紧接着，《华尔街日报》的商业史学家约翰·斯蒂尔·戈登献上了更无耻的颠倒黑白。

他将金融危机的根源，荒唐地归咎于托马斯·杰斐逊——那位对中央银行最具警惕性的建国先贤。

戈登声称，杰斐逊反对汉密尔顿建立美国第一银行（中央银行）是“历史性错误”，其“硬通货思想”和“对政客管理货币的不信任”才是大衰退的“祸根”。

结论是美联储的权力还不够大，需要更多的中央计划！

这种指鹿为马的叙事，正是米塞斯在《官僚体制》与《人的行动》中早已揭露的“干预主义意识形态陷阱”：

当干预政策引发灾难时，统治者绝不会承认错误，而是宣称“干预得还不够”，需要更多权力、更多计划、更彻底的管制。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警告的“真理的倒置”，也在此上演：

明明是美联储长达十年的零利率政策（人为压低利率扭曲资本结构），加上《社区再投资法案》等政府强制下的次贷膨胀（扭曲产权与契约），制造了不可持续的泡沫。

但他们却将脏水泼向那个最理解自由银行、最警惕政府垄断货币的杰斐逊。

这种对汉密尔顿的疯狂崇拜并非偶然。

罗斯巴德在《美国大萧条》中指出：

任何特权集团都需要一套“创立神话”来正当化其持续掠夺。

将汉密尔顿神化为“天才中央计划者”，正是美国裙带资本主义体系的理论基石。

这个体系赖以生存的两个毒瘤——中央银行制度下的无限债务，与政府“合法”印制假钞的能力——都需要一个神圣的起源故事。

汉密尔顿，被选为了那个图腾。

但真相是，汉密尔顿与“资本主义”毫不相干。

资本主义的精髓，是私人财产权、自由交换与企业家精神在法治下的舒展，是亚当·斯密笔下“看不见的手”协调下的自发秩序。

而汉密尔顿终生信奉并致力引进的，是斯密所抨击的“重商主义”——一套由国家特许垄断、保护关税、出口补贴和殖民地剥削组成的掠夺体系。

正如米塞斯所言：

“资本主义是大众的福祉，而重商主义是特权集团的武器。”

华尔街需要汉密尔顿，因为他们需要的从来不是资本主义，而是披着资本主义外衣的重商主义掠夺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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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国家建筑师

那么，卸去华尔街涂抹的金粉，真实的汉密尔顿究竟是谁？

奥派经济学提供的透镜下，他呈现为一个彻头彻尾的马基雅维利式阴谋家、英式重商主义在北美的卓越代理人。

美国的建国革命，本质是一场反抗英王重商主义压迫的起义。

英国《航海条例》的贸易垄断、对殖民地制造业的刻意压制、通过东印度公司等特许企业进行的系统性榨取，正是《独立宣言》所控诉的经济暴政。

然而，革命硝烟尚未散尽，汉密尔顿及其同盟者便迫不及待地企图将这具他们刚推翻的枷锁，重新套在美国人民身上——只不过这次，他们将自己从枷锁下的囚徒，变成了执锁的狱卒。

汉密尔顿首创“美国体系”一词，但其内核毫无新意。

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的判词一针见血：

那不过是“旧英式重商主义体系改头换面以适应美国情况”。

汉密尔顿在《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蓝图尽显：

高额保护关税以人为抬高国内工业品价格（掠夺消费者）、直接财政补贴挑选的“重点产业”（用政治决策替代市场检验）、中央银行垄断货币以向政府及其盟友输送廉价信贷。

这哪里是“开创资本主义”？

这分明是打造一个由国家权力背书、由政治连接分配特权的“裙带帝国”。

他的政治死敌托马斯·杰斐逊，才是真正浸淫于亚当·斯密、萨伊、坎蒂隆著作的自由市场捍卫者。

杰斐逊看穿了汉密尔顿的阴谋：

“他厌恶民主，仰慕英国体制……意图将英国式的腐败、英国式的财政体系全盘移植。”

杰斐逊及其盟友所恐惧的，正是汉密尔顿试图建立的“金钱与权力的婚姻”。

这一婚姻的基石，便是汉密尔顿处心积虑设计的巨额公共债务。

汉密尔顿为何狂热鼓吹公共债务？

表面说辞是“建立国家信用”。

但奥派学者罗伯特·希格斯在《危机与利维坦》中揭示了更深的逻辑：

战争与危机是政府扩张的最佳借口，而永久性债务则是扩张的财务引擎。

汉密尔顿的算计更为马基雅维利：

他公开承认，政府债券的主要持有者将是富人阶层。

一旦政府欠下巨债，这批富有的债权人为了确保利息支付，将自然转化为一股强大的游说势力，持续鼓吹增税与扩大政府开支。

他将富人的经济利益与国家的权力扩张进行了“永久性捆绑”。

汉密尔顿成功了。

从那一刻起，罗斯巴德所定义的“国家特权联盟”便在美国扎根：

国债持有者、承销国债的投资银行、受关税保护的制造商、依靠补贴的企业，共同组成了大政府最忠实的拥趸。

这也完美解释了2008年的一幕：

为何危机爆发后，高盛等华尔街投行能第一时间获得救助？

因为他们是这个联盟的核心成员。

国家，正如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所言，本质是一个“有组织的犯罪集团”，首要保护的永远是“自己人”。

汉密尔顿设计的体系，确保了金融精英永远是“自己人”。

从“美国体系”到全球裙带资本主义

汉密尔顿播下的重商主义之种，在两百多年间生长为一棵荫蔽全美的毒树，其果实滋养着一个日益庞大的裙带资本主义体系。

这个体系运作的核心机制，与米塞斯、哈耶克所批判的“干预主义螺旋”和“知识僭妄”完全吻合。

第一，中央银行的垄断与周期制造。

汉密尔顿的美国第一银行虽暂时夭折，但其精神由1913年的美联储全盘继承。

米塞斯的商业周期理论明确指出：

中央银行人为压低利率（超出自然利率），向经济注入虚假信号，误导企业家进行远离消费者真实需求的、过长周期的资本投资，必然制造不可持续的繁荣与随之而来的萧条。

美联储自成立以来，正是这一理论的完美演示者：

1920年代的信貸膨胀催生大萧条，1990年代的宽松政策孕育互联网泡沫，2001年后的长期零利率则孵化了房地产与次贷灾难。

每一次，他们都声称是在“平滑周期”，实则是在制造更剧烈的波动。

哈耶克在《价格与生产》中警告：

货币当局自以为拥有的“知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他们是在用无知规划复杂的经济过程。

第二，保护主义对企业家精神的扼杀。

汉密尔顿的关税遗产，本质是政治权力对市场竞争的替代。

受保护的企业无需创新、无需提升效率、无需取悦消费者，只需游说华盛顿维持关税壁垒。

这直接扼杀了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过程——市场通过优胜劣汰将资源不断重新配置到更高效率、更具创新性的企业家手中。

柯兹纳强调的企业家“警觉性”与发现过程，在保护主义高墙内变得毫无价值。

历史反复证明：

美国19世纪受关税保护的钢铁、纺织等行业，最终成为创新最迟缓、效率最低下的部门；

而相对开放的领域，则涌现出改变世界的企业家。

当代的太阳能板关税、钢铁关税、对农业的巨额补贴，不过是汉密尔顿幽灵的还魂，用政治偏好窒息市场选择。

第三，公共债务的伦理与经济双重破产。

汉密尔顿捆绑富人与国家的债务策略，已演变为数十万亿美元规模的庞氏骗局。

罗斯巴德在《自由的伦理》中痛斥：

国债是将当代政府的挥霍成本强制转移给未来纳税人的不道德工具，是“未经同意的跨代征税”。

霍普更进一步指出：

在纯粹自由银行体系下，政府无法如此轻易举债，因为市场会对其信用进行严格定价。

但有了中央银行这个“最后的买单人”，债务便可无限膨胀。

其经济后果是凯恩斯主义式的短期虚假繁荣，与长期资本错配、资源枯竭。

日本“失落的三十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皆是前车之鉴。

第四，行政国家的僭越与法治的消亡。

汉密尔顿推崇强力的行政权力，其逻辑延伸便是今天“帝王式总统”通过行政令统治国家，将宪法视为无物。

各州沦为中央政府的财政附庸，联邦制名存实亡。

这与哈耶克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中阐发的“自发秩序”与“普遍正当行为规则”背道而驰。

法律不再是平等适用于所有人的抽象规则，而是行政官僚针对特定集团、特定情境的“命令”。

监管机构沦为被监管企业的俘虏，反垄断法被用来打击成功企业、庇护低效竞争者。

法治退化为“以法统治”，即统治者用法律作为工具进行统治。

这个体系在全球蔓延，形成“裙带资本主义全球化”。

印度近年推行的“印度制造”等产业政策，实质是汉密尔顿主义在21世纪的亚洲翻版：

政府挑选赢家、大规模补贴特定产业、利用国家资本进行扭曲投资。

短期内或可制造个别领域的产能跃进，但长期必然导致资源严重错配、债务堆积和创新乏力（如纺织、钢铁、太阳能等行业）。

产业政策建立在“官员比企业家更懂市场”的致命自负上，注定失败。

回归杰斐逊传统

汉密尔顿的诅咒并非不可破除。

解药深埋于美国另一个被刻意压抑的传统——杰斐逊-杰克逊的自由传统，并由现代奥派经济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与行动路线图。

首先，必须进行一场彻底的历史祛魅与思想革命。

要像罗斯巴德在《四巨头》中解剖美联储那样，将汉密尔顿从神坛拉下，还原其重商主义代理人与国家权力鼓吹者的真面目。

教育每个公民：美国的繁荣并非源于汉密尔顿式的政府指导，而是尽管有这些干预，自由市场与企业家精神依然在夹缝中创造的奇迹。

19世纪美国的经济腾飞，发生在汉密尔顿体系相对式微的“自由银行时代”（1836-1863）与金本位时期，而非政府强力干预的阶段。

其次，推行根本性的货币与银行体系改革。

目标必须是废除美联储，终结政府对货币的垄断。

短期内可推动“自由银行法”，允许私人银行发行基于黄金或其他硬资产的货币，展开竞争。

长期则回归真正的金本位或探索数字货币的私人竞争发行。

唯有如此，才能根除通货膨胀税、打破繁荣-萧条周期，使利率回归真实时间偏好的信号功能。

第三，拆除保护主义与补贴的高墙。

单方面推行自由贸易，废除所有关税与出口补贴。

政府不应拥有挑选产业或企业的权力。

正如米塞斯所言：

“消费者的每一次购买，都是一次经济投票。”

让消费者而非政客决定哪个企业存活、哪个创新有价值。

所有企业补贴、农业补贴、新能源补贴必须立即终止，让资源流向真正满足市场需求的地方。

第四，处理国债与限制政府权力。

承认部分国债的非法性（为特殊利益集团发行的部分），进行有序重组。

通过宪法修正案严格平衡预算，禁止财政部向美联储直接发债。

同时，大力削减联邦政府规模，将绝大多数功能归还各州与地方政府，恢复真正的竞争性联邦制。

强化私有财产权保护，大幅削减监管，让企业家精神在安全的产权环境中绽放。

最后，重塑法律与伦理基石。

法律必须回归“普遍、抽象、平等适用”的正当行为规则，严格限制行政立法与自由裁量权。

在教育中复兴奥派经济学与自由伦理，让新一代理解：

繁荣源于储蓄、投资、创新与自愿交换的合作，而非政治分配与特权寻租。

汉密尔顿的幽灵仍在华盛顿的走廊与华尔街的交易厅徘徊，他的诅咒——那个将国家权力与金融特权熔铸成的掠夺机器——仍在吮吸着美国社会的活力。

然而，从杰斐逊的警告到米塞斯的剖析，从罗斯巴德的愤怒到哈耶克的远见，真理的火种从未熄灭。

驱除这一诅咒，需要的不是另一个“开明专制者”的计划，而是一场回归自由、产权与有限政府的宪政革命。

唯有砸碎汉密尔顿的伪神偶像，美利坚才能真正回归其立国之初的承诺：

一个自由的共和国，而非一个重商主义的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