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阶级斗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自然产生的社会现象。但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者所宣扬的阶级冲突，是需要被刻意“教导”出来的。

普通的工人们，并不会自发地把自己看作是阶级战争中的历史推手。

假设市场上出现了垄断企业，工人们会自动揭竿而起吗？答案是不会。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一个真正的自由市场里，强制性的垄断根本无法存在。

我们要明白，真正的垄断其实是国家赋予的一种专属特权。

如果没有政府的权力作为保护伞，任何企业在市场上的主导地位，都是随时可以被竞争者挑战的。

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干预色彩浓厚的环境里，经济规律往往会被扭曲。这些扭曲因素包括沉重的税收、高企的通货膨胀，以及繁杂的行政监管。

但在这种糟糕的情况下，工人们通常也不会把自己的处境理解为“阶级压迫”。

恰恰相反，他们往往只有一个单纯的诉求。那就是希望这台从他们身上榨取财富的国家机器，能由一群开明且善良的人来驾驶。

阶级理论从何而来？

要想让人们用“阶级”的视角来理解自身处境，就需要一套成熟的理论作为引导。

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从工厂的车间里自然生长出来的。它必须经过人为的建构、系统化的整理，然后再进行广泛的传播。

这套理论必须在学校、大学和报纸上被反复教授。

在这场思想的劳动分工中，知识分子负责提供理论解释。而广大的群众则提供了庞大的行动人数。不过，阶级分析法其实并不是马克思的首创。

早在马克思诞生之前，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就已经发现了社会中的阶级冲突。

讽刺的是，马克思那套著名的阶级斗争框架，正是从这些早期思想家那里借来的。

两者的核心分歧在哪里呢？马克思认为，剥削存在于自愿的市场交易中。而古典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剥削来源于政治特权。

这个区分标准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看一个人是靠生产创造来谋生，还是靠权力掠夺来敛财。

自由主义的阶级分析之所以令人信服，是因为它建立在人们肉眼可见的日常经验之上。

比如强制征税、繁杂的审批监管，以及法庭上的偏袒。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政治暴力行为。

相比之下，马克思提出的剩余价值，并不是一个工人能在车间里直接观察到的东西。

它是由劳动价值论硬生生推导出来的概念。而这套价值理论本身，不仅异常复杂，在现代经济学逻辑上也是站不住脚的。

拒绝将一切“阶级化”

此外，古典自由主义的分析方法是非常克制的，它有着明确的适用边界。

它绝不会宣称人类所有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它也不会把宗教、艺术、哲学和科学，简单地贬低为经济地位的副产品。

只要我们弄明白了一个基本事实，阶级理论的使命也就差不多完成了。这个事实就是，社会上大多数人靠生产谋生，而少数人靠政治特权掠夺获利。

这种拒绝把一切问题都“阶级化”的态度，并非一种无关紧要的行文风格。

回到每个人的真实生活体验中，我们的日常根本不是按阶级斗争的剧本展开的。

如果没有受到特定意识形态的长期灌输，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是非常具体的。大家想的都是“我的老板”、“我的房子”或者“我的家人”。

普通人绝不会用什么“无产阶级的历史辩证法”来规划自己每天的生活。

权力的武器化与危险的偏航

然而在马克思之后，这条区分善恶的界线被彻底改变了。

社会的敌人不再是掌握公权力的国家机构。整个资产阶级莫名其妙地成了众矢之的。

在这个新逻辑下，原本平等的雇佣劳动变成了剥削。人们拥有资本，哪怕是和平积累来的财富，也成了压迫他人的罪证。甚至连双方自愿达成的商业合作关系，也变得极其可疑。

在古典自由主义的阶级分析中，掌握特权的国家机器才是真正的压迫者。

但在马克思的理论里，国家却摇身一变，成了劳苦大众获得解放的神圣工具。当然，前提是这个国家必须被“正确”的阶级所控制。

马克思更是把阶级斗争拔高成了一种包罗万象的历史哲学。正如他所断言的，迄今为止一切人类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这是一个非常致命的观念转变。一旦人们认定剥削来源于自愿的交易，而不是强制性的特权，解决问题的药方就彻底错了。

人们不再去限制政府的政治权力，反而开始将这种权力当成了攻击他人的武器。

大众的怨恨情绪被成功转移了。矛头从高高在上的国家机构身上移开，转而对准了和平运作的市场机制。这绝不仅仅是一点微小的理论调整。

总结一下，这两种思想框架会导向截然不同的社会结局。

当我们用生产与强制来划分界线时，我们最终会自然而然地走向自由。

但如果我们非要用劳动与资本来划定对立阵营，那么使用强制性的暴力，就会成为理所当然的手段。

对于任何一个追求繁荣与和平的社会来说，这都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偏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