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的宏大叙事中，基础设施建设历来扮演着引擎与压舱石的双重角色。尤其是作为“国家队”的建筑业央企和扎根地方的城投类公司，它们曾以其钢铁巨臂塑造了令世界惊叹的“中国速度”，托举了持续数十年的城镇化奇迹。

然而，当经济周期转向、债务阴影笼罩，这个庞大的体系正经历着一场深刻而痛苦的转型。在表面看似依然红火的新签合同额和雄心勃勃的增长目标之下，一股暗流正在涌动——那是由业绩压力、制度惯性与现实困境共同酿造的一杯苦酒，其名为“虚假的繁荣”，其咒为“不能完成的任务”。

繁荣的幻象

走进任何一家大型建筑央企的年度或季度业绩发布会，映入眼帘的往往是PPT上那条昂扬向上的新签合同额曲线，高管们语气铿锵地宣读着又一个“历史新高”的数字。与此同时，各级公司的宣传栏里，满载着“中标XXX亿重大工程”、“喜迎开门红”的捷报。这一切，共同构筑了一个行业依然活力四射的繁荣图景。

然而，这繁荣的背后，却是一套精密而无奈的“数字塑造术”。

首当其冲的，是 “框架协议”的数字游戏。这类协议通常金额巨大，动辄数百亿，涵盖城市综合开发、片区改造、高速公路网络等宏大范畴。它们被隆重地签署，被醒目地计入新签合同额统计。但究其本质，许多协议缺乏具有约束力的资金安排、明确的开工时间表和具体的子项目分解。它们更像是一张充满美好愿景的“远期支票”，其最终兑现率往往低得可怜。对于签约双方——无论是急需“订单”装点门面的央企，还是需要“投资”稳定预期的地方政府或城投公司——这份协议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质意义。它成了央企报表上的漂亮数据，也成了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引入战略投资”的政绩体现。

其次，是项目的“注水”与“再生”。常见的操作包括将一个大型项目拆分成若干个子项，由集团内不同的子公司或区域公司分别签约，在集团汇总时便产生了重复计算的“魔法”。或者，将往年已签约项目的补充协议、变更洽商，甚至是一些前期咨询、设计合同，经过精心包装后，作为“新增”合同上报。更有甚者，存在一种“内部循环”的签约，即集团内部关联企业之间签订建设或服务协议，这种并未产生真实外部市场价值的交易，同样可以膨胀整体的合同规模。

这套“繁荣”塑造机制的动力，源于一个环环相扣的“压力型体制”。

**自上而下的考核压力。**国资委对央企的考核，虽已逐步加入质量效益指标，但“新签合同额”、“营业收入”、“利润总额”等规模性指标，依然是衡量企业领导人业绩、决定其升迁奖惩的核心KPI。在行业上行期，这是激励增长的鞭子；在行业下行期，这就成了制造泡沫的推手。为了在“世界500强”榜单上维持或提升位次，为了在同行竞争中不落下风，保持合同额的数字增长成为了一种刚性的政治任务。

**自外而内的融资枷锁。**金融市场和银行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习惯于通过企业的合同订单规模来评判其经营活力和偿债能力。一个持续增长的新签合同额，是维持高信用评级、获取低成本融资的“通行证”。一旦这个数字掉头向下，很可能触发金融机构的风险预警，导致信贷收缩、债券发行困难，甚至引发连锁性的流动性危机。对于高杠杆运行的建筑企业而言，这无疑是致命的。

**地方政府的合谋与无奈。**地方城投公司深陷“化债”周期，过去依靠土地财政和借新还旧的投资模式已难以为继。然而，“稳增长”的任务依然压在肩上。于是，与央企合作，共同炮制一些看似前景广阔、实则落地遥遥无期的“框架协议”，就成了双方各取所需的“最优解”。地方获得了名义上的投资和政绩，央企则获得了关键的合同数据。

不能完成的任务

与“虚假的繁荣”相伴相生的，是那些年复一年、高悬于各级子公司和项目部之上的“不能完成的任务”。

每到年初，许多基建央企的总部会制定出令人咋舌的年度增长目标。这些目标往往并非基于严谨的市场研判和对自身能力的客观评估，而是源于对上级考核指标的简单分解，或是一种“别人能增10%，我们就必须增15%”的盲目攀比心态。这些指标通过层层加码，从集团到工程局，再到区域公司和一线项目部，最终压在每个经营人员和项目经理的肩上。

这些任务为何“不能完成”？

首先，是市场蛋糕的收缩与竞争的异化。 国内传统的“铁公基”（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市场已趋于饱和，增量空间有限。而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更直接重创了与之相关的建设需求。与此同时，地方财政紧张，导致许多政府类项目付款条件苛刻，垫资要求极高。在此背景下，为了“抢”到合同、完成新签指标，企业往往被迫饮鸩止渴：要么参与“零利润”甚至“负利润”的极端低价竞标，寄望于后续变更索赔来弥补亏损（即“钓鱼项目”）；要么硬着头皮承接业主资信不良、付款周期漫长的项目，为日后巨额的应收账款和坏账风险埋下伏笔。

其次，是管理成本的飙升与效率的流失。 为了追逐那些分散在各地、不确定性极高的“框架协议”项目，企业需要投入巨大的“经营资源”——包括频繁的高层拜会、浩繁的方案制作、不间断的公关活动。这一切都构成了惊人的管理成本，消耗着企业本已紧张的现金流和人力资源。而当大量精力被投入到“找关系、签框架”之上时，对于在建项目的精细化管理、成本控制和技术创新等核心能力的提升，反而被忽视了。这是一种典型的资源配置错位。

最后，是系统性的数据扭曲与决策失灵。 建立在“注水”合同基础上的繁荣假象，会反过来麻痹企业的决策中枢。集团总部看着一片“欣欣向荣”的报表，可能误判形势，继续做出扩张产能、加大投资的决策，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产能过剩和资源浪费。那些不切实际的增长指标，逼迫下级单位要么造假，要么采取短期行为损害企业长期健康。这形成了一种“压力-造假-更大的压力-更深的造假”的恶性循环，使得企业无法准确感知市场的真实温度，无法做出及时的战略调整。

假象下的多重代价

这场“虚假的繁荣”与“不能完成的任务”共演的戏剧，其票价是极其高昂的，正在由企业、员工乃至整个经济和社会共同支付。

其一，经营风险的加速累积。 那些为了凑数而承接的劣质项目，如同一个个随时可能引爆的雷。低价中标项目可能导致巨额亏损；垫资项目可能因业主支付能力恶化而形成坏账；与问题城投公司捆绑的项目，可能随着对方债务重组而血本无归。所有这些风险，都在不断侵蚀企业的资本金，削弱其抗风险能力。

其二，创新动力与核心竞争力的衰竭。 当企业的生存逻辑异化为“唯指标论”，当所有人的精力都耗费在数字游戏和资源内耗上时，谁还有心思去关注长远的技术创新、管理升级和品牌塑造？整个行业被锁定在一种低水平的、同质化的竞争中，与高质量发展之路渐行渐远。这对于中国建筑业实现产业升级、走向全球产业链高端，构成了致命的障碍。

其三，基层单位的沉重负担与人才的流失。 最终的压力，会毫无例外地传导至一线。项目经理为了完成不切实际的利润指标，绞尽脑汁克扣成本、压缩工期，可能导致工程质量下降和安全事故风险上升。员工们则在无休止的“填表”、“造数”和应付检查中疲于奔命，成就感低下，职业倦怠感强烈。长此以往，有才能、有抱负的人才会选择用脚投票，离开这个内卷严重的行业，造成企业人力资本的净损失。

其四，对国家经济肌体的系统性风险。 建筑央企和地方城投是中国金融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类借款主体。它们报表的失真，意味着金融机构所依赖的信用评估基础发生了动摇。大量的资金可能继续依据这些虚假的“繁荣”信号，被配置到低效甚至无效的投资项目中，这不仅延缓了必要的市场出清和结构性改革，还在不断推高整个经济的杠杆率和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从“规模幻梦”到“质量觉醒”

走出当前的困境，无异于一场痛苦的自我革命。它要求从理念到制度，从顶层设计到微观主体，进行一场深刻的变革。

首先，必须彻底扭转考核的“指挥棒”。 国资委等监管机构应坚定地推动从“规模导向”向“质量效益导向”的彻底转变。大幅提升净资产收益率（ROE）、营业收入利润率、现金流、资产负债率、科技创新投入等质量指标在考核中的权重，并建立与之紧密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要敢于容忍企业在转型阵痛期中出现的规模合理收缩，鼓励企业“刮骨疗毒”，挤出水分，轻装前行。

其次，需要强化监督，严肃财经纪律。 国家审计署、国资委的监督机构以及企业的内部审计部门，应将“新签合同额”的真实性作为审计重点。特别是对框架协议的认定，必须制定清晰、严格的标准，防止其沦为数字泡沫的温床。对于数据造假行为，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并追究企业主要负责人的责任，形成强大的震慑力。

再次，企业自身必须回归商业本质，重塑发展模式。 建筑央企需要坦然接受行业已进入“存量时代”甚至“减量时代”的现实。战略重心应从“跑马圈地”转向“精耕细作”：

向管理要效益：推行真正的精益管理，利用数字化技术提升项目策划、采购、施工和运维全过程的成本控制能力。

向创新要动力：大力发展绿色建筑、智能建造、建筑工业化，通过技术升级构筑新的护城河。

向专业化要空间：摆脱“大而全”的同质化竞争，在某些细分领域或特定专业技术上做到极致，形成不可替代的专业品牌。

稳健经营，现金为王：将经营活动的现金流置于比合同额和营收更重要的位置，严格评估项目风险，坚决放弃那些回报过低、风险过高的项目。

最后，积极开拓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一方面是面向未来，积极拥抱“两新一重”（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带来的机遇，涉足新质生产力下的新基础设施新领域。另一方面是坚定“走出去”，依托“一带一路”倡议，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在全球市场中寻找更广阔的天地，而不是在传统的“铁公基”洪海中内卷。

“虚假的繁荣”终将褪色，“不能完成的任务”注定落空。

中国建筑业及其背后的央国企体系，正站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是继续在数字游戏的迷宫中兜圈，直到危机总爆发？还是勇于直面现实，壮士断腕，开启一场刮骨疗毒式的深刻转型？这考验着决策者的智慧，也考验着每一位行业从业者的勇气。

破除对规模的迷思，回归对价值创造的信仰，这条路注定充满荆棘与阵痛，但它是通向重生与未来的唯一途径。只有当潮水退去，我们才能看到谁在裸泳；也只有当泡沫被挤出，一个更加健康、更有韧性、更可持续的建筑产业生态，才能真正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