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6年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余永定再度系统阐释并加固其长期坚持的公共投资立论：面对市场对基建低效、产能闲置、财政空转、债务累积的普遍质疑，他提出政府投资无需受制于财务回报约束，公共项目的价值主要体现为长期、外溢、宏观、不可量化的社会效益，逆周期稳增长应当继续依托财政扩张、公共投资加码、适度超前基建，以宏大社会价值包容微观效率亏损。这套当下主流宏观圈层奉为圭臬的理论，看似立足全局、着眼长期、兼顾公共福祉，实则从根基上推翻了市场经济唯一的运行公理，彻底否定价值主观原理、废弃经济计算规则、架空稀缺资源配置逻辑，是一套不可证伪、不可核算、不可纠错，专门用于合理化无效投资、纵容财政越位、掩盖资源错配、递延债务代价的话术体系。一切脱离市场价格、脱离个体主观效用、脱离盈亏约束的所谓“社会效益”，都是人为建构的宏观幻象，是公共决策逃避市场铁律的终极避风港。在真实的市场运行规律面前，这套自我感动式的社会效益论，早已彻底失效、完全可以休矣。

要认清这套理论的谬误，首先必须还原其诞生的真实制度背景。在市场自发投资收缩、资产周期下行、内生动力不足的阶段，民间资本严格遵循真实成本与真实收益的边际约束，自动收缩低效产能、出清错误投资、优化资源配置，市场正在依靠自身修复机制完成结构出清与价值回归。但这种市场化出清必然伴随短期增速放缓、存量调整、结构阵痛，而宏观治理端无法容忍市场自发纠偏的正常波动，迫切需要一套理论来支撑“逆周期托底”的政策惯性。传统凯恩斯扩张逻辑在债务高企、空置资产泛滥的现实面前早已说服力耗尽，于是，无需量化、无需核验、无需担责的“社会效益论”顺势补位。其核心底层逻辑极其粗暴：私人投资必须接受市场盈亏铁律，必须精准匹配真实需求；而公共投资可以豁免一切经济计算，可以无视资源稀缺性，可以突破边际效用约束，可以用未来模糊的宏大收益，覆盖当下明确、真实、可计量的资源浪费。这套理论之所以流行，并非因为其符合经济规律，而是因为它完美适配行政扩张冲动，为无限上项目、无限扩债务、无限消耗社会储蓄提供了无懈可击的理论借口。

从市场经济最底层、最不可突破的先验公理审视，社会效益论存在根本性、颠覆性的逻辑破产。市场经济一切秩序的起点，是所有经济价值皆为主观效用派生，不存在脱离个体需求、脱离真实交易、脱离价格信号的“客观宏观价值”。社会从来不是一个能够统一感知价值、统一核算收益、统一做出决策的主体，所谓社会价值，只能是无数个体边际效用的加总，任何脱离个体真实选择、真实付费、真实取舍的宏观价值判断，都是主观臆造。市场价格体系，是人类社会唯一能够整合分散知识、捕捉个体偏好、核算资源效率、区分有效需求与无效堆砌的工具，没有价格、没有盈亏、没有成本收益比对，人类便没有任何办法区分资源是被高效利用还是被肆意浪费。

这是最基础、最硬核的经济运行铁律：不可计算之物，即不可调控之物；不可量化之收益，本质即是不存在之收益。余永定所主张的社会效益，恰恰完全跳出价格体系、跳出盈亏核算、跳出个体真实偏好，试图以顶层宏观判断替代全域分散的市场选择，以统一行政意志覆盖亿万主体的差异化真实需求。它默认少数顶层设计者能够比全域市场更懂社会真实需求，能够精准预判长期价值、精准配置稀缺资源、精准定义公共福祉，这在逻辑上直接否定了分散知识的必然性、价格信号的唯一性、经济计算的必要性。一切公共低效投资、闲置产能、空置机房、无人设施、重复工程，只要冠以社会效益之名，即可免于市场检验、免于效率追责、免于资源纠错，这从根源上击碎了市场经济唯一的筛选机制。

这套无法证伪的理论，在现实中制造了层层嵌套、持续深化的经济伤害，其危害隐蔽、深远且具有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属性。

首先，它彻底废除了公共投资的效率硬约束，制造了市场主体与公共主体的规则双标。私人领域任何投资失误，都会立刻通过亏损、收缩、出清、破产完成自我惩罚，市场依靠这种刚性筛选机制持续净化错误配置、保留有效供给、维持经济机体健康。但在社会效益论的庇护下，公共投资彻底脱离优胜劣汰的市场铁律，决策失误没有代价、资源错配没有追责、产能空置没有出清、重复建设没有约束。大量本应被市场淘汰的错误投资，依靠宏大叙事持续续命、持续消耗财政、持续挤占稀缺资本，使得全社会错误投资越积越多、结构性扭曲越来越重、市场自愈空间越来越窄。

其次，社会效益论直接扭曲价格信号，持续制造人为的虚假繁荣与结构性错配。一切财政主导的基建投资，都不是市场自发需求催生的真实交易，而是行政力量人为创造的派生需求。这种需求不来自消费者主观偏好，不匹配市场真实缺口，不服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只会短期拉高账面增速，长期扭曲要素价格、误导产业预期、扰乱市场供需。大量资本被诱导涌入没有真实市场回报、没有真实消费承接、没有持续迭代空间的低效领域，挤压实体创新、挤压民营投资、挤压民生投入，形成典型的结构性错投资堆积。市场原本可以通过价格涨跌、盈亏进退自动修复失衡，而社会效益论不断为错误配置背书、不断阻止市场出清、不断固化结构顽疾，让短期波动问题演变为长期结构性沉疴。

更深层的致命伤害，是这套理论为债务无序扩张、跨代成本转嫁、全民财富稀释提供了完整逻辑掩护。所有无效基建、空置设施、冗余工程，最终沉淀为无法变现、无法回本、无法产生现金流的沉没资产，而这些资源损耗不会凭空消失，只会以债务累积、财政承压、税费抬升、货币稀释、民生压缩的形式，由全体社会成员分摊、由未来世代承接。所谓社会效益，本质是当下决策者占有政绩收益、全体社会承担资源成本、后代人群背负债务代价的不公平分配机制。它用不可见、不可算、不可证伪的宏大叙事，掩盖看得见、摸得着、真实发生的全民财富损耗，是当代经济治理中最隐蔽的利益倾斜与资源掠夺。

更关键的是，这套理论彻底颠倒了公共产品的供给逻辑，混淆了“公共责任”与“国营生产”的本质边界。国家安全、公共设施、基础服务具备普惠属性，市场无法完全自发供给，政府承担兜底责任本是市场秩序的应有之义，但公共责任的核心是兜底、规制、采购、监管，绝非包揽生产、豁免效率、无限扩张。真实的市场治理逻辑是：公共属性不等于低效特权，公共兜底不等于行政包办。即便属于公共服务范畴的基建载体，其生产、建设、运维、配套环节依然完全可以依托市场竞争、价格核算、盈亏约束优化配置。真正的社会效益，只能来自高效率的资源匹配、低成本的公共供给、精细化的市场分工，绝不可能来自不计成本、不顾空置、不问效用的硬件堆砌。余永定的理论完全混淆公共品属性与低效豁免权，将公共兜底责任异化为行政扩张特权，从根本上破坏了公私分工、市场竞争、资源最优配置的底层秩序。

矫正当下公共投资乱象、修复市场经济扭曲、终结无效扩张惯性，必须彻底抛弃不可计算、不可核验、不可纠错的社会效益叙事，全面回归以主观效用、价格信号、经济计算、市场出清为核心的纯粹市场公理。

第一，必须确立铁律：所有社会效益最终必须可转化为市场可核算的真实收益。不存在超脱价格、超脱效用、超脱需求的抽象社会价值。凡是长期无法产生真实效用、无法优化资源配置、无法改善民生福祉、只能依靠财政持续输血的项目，无论叙事多么宏大、概念多么前沿、定位多么长远，其所谓社会效益一律为伪，本质只是资源错配与无效消耗，必须坚决叫停、坚决出清、坚决止损。

第二，彻底终结公私领域的规则双标，全域统一市场筛选准则。私人投资遵循的成本约束、边际收益、盈亏进退、优胜劣汰，必须同等适用于所有公共投资主体。公共项目不享有理论特权、不拥有叙事豁免、不具备规则例外，任何公共决策都必须接受经济计算的严格检验，杜绝依靠宏大叙事逃避市场问责、依靠模糊概念掩盖决策失误。

第三，严格区分公共治理边界与市场生产边界，重构公共品供给体系。政府只负责规则制定、标准监管、公共采购与底线兜底，一切可竞争、可市场化、可社会参与的建设与运营环节，全面放开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依靠价格核算优化效率。公共责任的强化，绝不等于行政范围的扩张；公共品的普惠属性，绝不等于生产环节的低效垄断。

第四，建立刚性的公共投资出清与问责机制，彻底斩断错误投资续命渠道。对长期空置、低效运行、无真实需求支撑的存量基建，坚决市场化清算、重组、剥离，杜绝财政持续托底；对新增公共投资，前置市场化收益核验、后置效率终身追责，彻底终结“扩张无边界、失误无成本、错配无惩罚”的畸形格局。

站在纯粹市场经济公理的维度审视，所谓不可计算的社会效益论，从头到尾都是一套反常识、反规律、反市场、反效率的话术体系。它否定价值的主观本源、废弃价格的信号功能、取消盈亏的筛选机制、阻碍市场的自我出清、纵容债务的无序累积、透支社会的长期福祉。市场经济不需要顶层主观定义的宏大价值，只需要亿万主体真实选择、真实付费、真实取舍形成的客观秩序；不需要不可证伪的叙事兜底，只需要可计算、可核验、可纠错的效率规则。

所有脱离真实市场效用的“社会效益”，都是权力扩张、资源浪费、债务递延的遮羞布。这套误导政策、扭曲市场、拖累经济的虚妄理论，早已完全丧失存在的合理性。

不可计算、自我感动式的社会效益论，今日起，可以彻底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