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连载 | 《经济诡辩》第一系列，第10章

对等

文/巴斯夏　译/刘伟池

我们刚刚认识到，在运输途中，任何增加运输成本的事物，其作用都相当于保护主义；或者反过来说，保护主义的作用，无异于任何增加运输成本的事物。

因此，关税就是一片沼泽、一道深辙、一处断路、一段陡坡——简言之，它就是一个障碍，其最终效果就是拉大消费地价格与生产地价格之间的差距。同理，一片沼泽、一处陷坑，也无疑是实实在在的保护性关税。

有这样一些人（确实为数不多，但终究是有的），他们开始领悟到，障碍之为障碍，并不会因其是人为的而有任何不同；他们也明白，我们的福祉更依赖于自由而非保护主义，其理至明，恰如通途坦荡的运河，必定远胜于“又沙、又陡、又难走的山路”。

但是，他们辩称，这种自由必须以对等为前提。若我们单方面对西班牙降低贸易壁垒，而西班牙却不对等开放，那我们显然就上当了。因此，让我们在公平对等的基础上缔结贸易协定吧，以我方的让步换取彼方的让步，以进口之苦换取出口之甜。

我不得不遗憾地指出：无论主张者自知与否，持此观点之人已经陷入了保护主义的窠臼。他们与彻底的禁止主义者相比，区别仅仅在于逻辑上更加不能自圆其说。

我将通过下面这则寓言来证明这一点。

愚城与稚城

话说从前，不知在何处，有两座城，一座叫愚城，一座叫稚城。

他们耗费巨资，修建了一条连接彼此的公路。

道路刚竣工，愚城心里就慌了：“不好，稚城的产品要像洪水一样涌进我这儿了，我得想个办法。”

于是，他设立并供养了一支“设障队”——顾名思义，他们的使命就是对来自稚城的运输车队设置障碍。

没过多久，稚城也组建了自己的“设障队”。

几个世纪过去，随着启蒙思想取得巨大进步，稚城的认知水平也有所提升，他逐渐意识到，这种相互设置的障碍，到头来恐怕也只是在互相伤害而已。

于是，稚城派出一名外交官前往愚城。除去官方辞令，这位外交官大致讲了这样一番话：

“我们当初修筑了道路，如今却给这条道路添堵。这太荒谬了。当初还不如维持原状呢，那样我们既不用花钱修路，也不用再花钱添堵。我谨代表稚城前来提议，我们并非要立即取消互设障碍，因为那样就成了按原则行事，而我们和贵方一样，都对所谓的原则嗤之以鼻；我们只是希望适当减轻这些障碍，同时会谨慎公平地权衡双方在此事上各自做出的牺牲。”

外交官如此陈词。愚城表示需要时间考虑。他轮番征求了城中的制造商和农场主的意见。数年之后，最终宣布谈判破裂。

听到这个消息，稚城的居民们召开了会议。

一位老者（人们一直怀疑他已被愚城暗中收买）站起来说道：

“愚城设置的障碍妨害了我们的销售，这是一桩不幸。我们自己设置的障碍妨害了我们的购买，这是另一桩不幸。对于前者，我们无能为力；但对于后者，决定权却在我们自己手中。既然我们无法同时摆脱这两桩不幸，那么至少先让我们摆脱其中一个。让我们率先撤掉自己的‘设障队’，不必强求愚城也这样做。终有一日，他会学会把自己的账算得更明白些。”

另一位参事随即反驳。他是个典型的“务实派”，只信奉实践和事实，从不把原则放在眼里，并深信祖先的古老经验。他说道：

“别听这个人胡说！他就是个空想家、理论家、革新者、乌托邦分子、经济学家、愚城崇拜狂！要是愚城和稚城之间的道路阻碍没能做到充分的对等、均衡和相称，那我们就完了。那样一来，‘去’就要比‘来’更难，‘出口’就要比‘进口’更难了！相对于愚城，我们将陷入何等劣势的地位啊！就好比勒阿弗尔、南特、波尔多、里斯本、伦敦、汉堡、新奥尔良这些城市，比起那些坐落在塞纳河、卢瓦尔河、加龙河、塔霍河、泰晤士河、易北河和密西西比河源头的城市，天然就处于劣势；因为，逆流而上总比顺流而下要困难得多！”（一个声音插话：可是，河口城市比源头城市繁荣得多啊。）“这不可能。”（同一个声音：但事实如此。）“好吧！就算如此，他们也是不按常理才繁荣起来的！”

如此有说服力的推理震撼了全场。这位演说家接着大谈国家独立、国家荣誉、国家尊严、民族产业、产品洪流、变相纳贡、毁灭性竞争……最终彻底征服了听众。总之，他成功地保住了那些障碍。

如果你对此感到好奇，我可以带你去某个国家。在那里，你会亲眼目睹这般奇景：

一群养路工与一支“设障队”，依据同一个立法议会的法令，花着同一批纳税人的钱，正以全世界最和谐的默契协同作业——前者负责清理道路，后者负责阻塞道路。

关于贸易差额，全世界都在信奉一个错误的原则

我们的对手采取了一种让我们颇为棘手的策略。每当我们阐述自身学说时，他们总是毕恭毕敬地表示认同；而当我们抨击他们的原则时，他们又以世间最优雅的姿态将原则弃若敝履。这些人唯独要求一件事：将我们的学说——他们也承认其为真理——束之高阁，而让他们的原则——他们也承认其为谬误——主宰现实事务。只要你把关税的制定大权拱手相让，他们绝不会在理论领域与你争辩分毫。

戈蒂埃·德·吕米伊先生最近就说：“毫无疑问，我们当中没有人想要复活那套陈腐的贸易差额理论。”——说得好极了！但是，戈蒂埃先生，仅仅是顺手给谬论一记耳光是远远不够的，您不该在说完之后，转头就把它当作真理，并为此滔滔不绝地辩护上两个钟头。

再看看勒斯蒂布杜瓦先生吧。这才是一位言行一致的推理家，一位逻辑严谨的论证者。他的结论完全出自他的前提，他的一切实践主张，都有其理论依据。他的原则或许是错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但至少，他有原则。他坚信并公开宣称：倘若法国付出十，却收回十五，那她就亏损了五。抱着这样的信念，他要制定与之相符的法律也就顺理成章了。

“问题要害在于，”他说道，“进口额正在持续增长，并且超过了出口。也就是说，法国每年购入的外国产品越来越多，而售出的本国产品却越来越少。数据足以证明这一点。我们看到了什么？在 1842 年，我们看到进口比出口高出了两亿。这些事实清晰地表明，本国产业没有得到充分的保护，我们正将关乎国计民生的供应任务拱手让给外国产业，我们的产业正遭受着竞争对手的压迫。在我看来，现行法律恰好印证了经济学家们的谬误——所谓‘有买必有卖’根本站不住脚。很显然，一个人购买商品，并不一定是以他的常规产品、收入或持续劳动的成果来支付，他完全可能动用自己的资本，动用那些积累、节余下来、本应用于再生产的物资。也就是说，人们可以花掉、挥霍掉以往储蓄的利润，可以一步步走向贫困，可以迈向自我毁灭，乃至将整个国家的资本消耗殆尽！而这恰恰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我们每年白白送给外国两亿法郎。”

看啊，总算遇到一个可以讲道理的人！他的话里没有半点虚伪。贸易差额理论被他承认得明明白白。法国进口额比出口额多出两亿，所以法国每年就损失两亿。——那补救之法呢？就是阻止进口。这个推论可谓无懈可击。

于是，我们就该向勒斯蒂布杜瓦先生请教了——毕竟，要与戈蒂埃先生辩论，实在无从下手。你若对他说：“贸易差额理论是个错误。”他答道：“这正是我在开场白里提出的观点。”你若反过来说：“贸易差额理论是个真理。”他又回答：“这正是我在结论部分阐明的主张。”

经济学派想必会责备我竟与勒斯蒂布杜瓦先生辩论。他们会说，与贸易差额理论作斗争，不啻于同风车作战。

但是请注意，贸易差额理论绝非如戈蒂埃先生口头宣称的那样老朽、病弱、甚至早已寿终正寝。须知整个议院，包括戈蒂埃先生本人在内，都用他们的投票，站到了勒斯蒂布杜瓦先生的理论一边。

然而，为免读者厌烦，我不准备深入剖析这套理论，而只想用事实来对其进行一番检验。

总有人指责我们的原则 “只在理论上成立”。但是，先生们，请告诉我，你们认为商人们的账本在实践中管用吗？在我看来，若论世界上有什么东西在判断盈亏时最具实践权威，那非商业会计莫属。想必普天之下的商人，不会几百年来都串通一气，用一种把盈利记成亏损、把亏损记成盈利的方式来记账吧。说实话，与其相信这种荒唐的阴谋，我倒更愿意相信勒斯蒂布杜瓦先生是个蹩脚的经济学家。

话说我有一位商人朋友，他做了两笔生意，其结果大相径庭。于是我一时兴起，想就此比较一下两种会计记录：一种是商行的账目，另一种则是海关的账目——后者还是经过勒斯蒂布杜瓦先生解读，并被我们六百位议员所认可的。

这位 T 先生从勒阿弗尔港发了一艘货船到美国，满载法国商品，尤以所谓“巴黎精品”为大宗，总值 20 万法郎。这也是向海关申报的数字。抵达新奥尔良后，这批货产生了 10% 的费用和 30% 的关税，使其成本升至 28 万法郎。随后，货物以 20% 的利润（即 4 万法郎）售出，总共卖得 32 万法郎，承销人将这笔钱全数购入棉花。这批棉花在运输、保险、佣金等方面又承担了 10% 的费用，因此，当这批新货抵达勒阿弗尔港时，其成本已变为 35.2 万法郎，而这也就是海关统计报表上登记的数字。最后，T 先生又从这批回程货物上实现了 20% 的利润，即 7.04 万法郎；换言之，这批棉花最终售得 42.24 万法郎。

如果勒斯蒂布杜瓦先生有此要求，我可以把T先生的账本摘录寄给他。他会看到，在“损益账户”的贷方，也就是利润一栏，清清楚楚地记着两笔款项，一笔 40,000 法郎，另一笔 70,400 法郎。而且 T 先生本人也坚信，在这方面，他的账本绝不会欺骗他。

然而，海关记录的这笔贸易数据，会告诉勒斯蒂布杜瓦先生怎样的结论呢？这些数据只告诉他：法国出口了 20 万法郎，进口了 35.2 万法郎。由此，这位尊敬的议员便得出结论：“法国挥霍消耗了以往积蓄的利润，她正在走向贫穷，她正滑向毁灭，她白白送给了外国人 15.2 万法郎的资本。”

不久之后，T 先生又发出一艘货船，同样装载着价值 20 万法郎的本国劳动产品。但不幸的是，这艘船刚出港就沉没了。

T先生只能望洋兴叹，在自己的账本上记下这样两条简短的分录：

• “各类商品”借记“X账户” 200,000 法郎，为N号船所运货物的采购款。

• “损益账户”借记“各类商品” 200,000 法郎，为该批货物的永久性全额损失。

与此同时，海关则在它的出口报表上记下了 20 万法郎；而在进口报表上，永远不会出现与之对应的数字。结果就是，在勒斯蒂布杜瓦先生和整个议院看来，这场海难给法国带来了整整二十万法郎的纯利润。

由此我们还能得出这样一个推论：根据贸易差额理论，法国有一种极其简单的方法可以随时让其资本翻倍——只需将资本货物报关出口，然后扔进大海就行了。如此一来，出口额将等于资本总额；进口额则为零，甚至根本无从发生。海洋吞噬多少，我们就净赚多少。

“你别胡说，”保护主义者们肯定会反驳，“我们绝不可能说这种蠢话。”——然而，你们不仅说了，更将其付诸实践，强加于同胞身上，至少在你们权柄所及之处毫不手软。

真相恰恰相反：我们应当将贸易差额理论反过来看，在对外贸易中以进口超过出口的差额计算国民收益。这个超出额，在扣除了各项费用之后，构成了真正的利润。而这个理论——这个才是正确的理论——必然会直接导向自由贸易。先生们，我现在就把这个理论交到你们手上，就像前面几章的所有理论一样。你们尽可以随心所欲地将其推向极端，它也无惧考验。你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你们有此雅兴的话：假设外国人用各种有用的商品淹没我们，却不向我们索取任何东西；假设我们的进口是无限的，而我们的出口是零，我倒要请你们来向我证明，我们会因此而变得更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