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新华写了一篇文章《放过对错才知答案》，这个标题就非常怪异和荒唐，反映了他的伦理相对主义，连对错都不要了，只要所谓的“解释力”了。可是如果连对错都搞不清，你也就没有解释力。当然，这可以从方法论层面找到根源，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必然结果，就是没有理论：一切都靠实证经验来“验证”，在黑暗中摸索。他们不懂得一个基本的道理：理论在逻辑和时序上先于经验，没有理论，经验不过是一堆乱麻。

对与错，永远是最重要的事。

我们不纠结这些。关注他文章的主题，是在说，主观价值论处理交易现象得心应手，但是处理赔偿问题就出现极大困境。举的例子是一个瓷碗，主观价值很高，你认为价值一个亿，但我不小心给撞碎了，难道就应该赔你一个亿？这会让“整个社会窒息”，所以现实中，参考市场价，就赔10块。

结论是：这没有解决主观价值论和赔偿之间的冲突，客观价值论反倒和“按照市场价赔偿”没有冲突。

这个结论若是将逻辑推演到极致，那就是强拆嘛。给你一个“公平的补偿价”，你就必须被拆除，这房子凝结了你多少情感，你给多少钱都不想拆，没用。“客观的市场价值”就是100万！

所以，说他们支持强拆，并没有冤枉他们。

我们可以再把这个逻辑进行推演，一个人砍掉了另一个人一只手，这只手在司法判决中的客观价值就是100万元。那么这时候会出现一个可怕的情况：假如有一个亿万富豪，他自己或者雇佣别人，去砍别人的手，反正有的是钱，砍完了给你甩100万就行了。这在邓新华看来，最有解释力了，客观价值论跟赔偿之间没有冲突了。

是不是非常荒唐和恐怖。

现实中为什么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恰恰是因为价值主观。

我们依照自由社会主观价值论的处理原则，来看看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金塞拉在自由社会的法律根基中，充分阐述了普通法的“禁止反言”规则。简单说就是：你不能提出与自己的行为相反的主张。比如你杀人，就证明你认为杀人是对的，那么别人杀你，你就不能认为是错的，这就自相矛盾了，你被禁止反言。

你在砍掉我的手时，认为砍我的手正确，且并没有征得我的同意，那我现在要惩罚你，要砍你两条腿，按照你的逻辑，当然也是正确的，且不需要征得你的同意。现在，假如你认为我砍你两条腿不对，那么你必须首先认为你砍我的手的行为是错的——你已经认罪了！假如你认为砍两条腿太严苛了，那么举证责任是你的，而不是我的，你需要证明，为什么我砍你两条腿太过严厉。

自由社会对侵权行为的惩罚是非常严厉的。因为一个自由社会，以产权为根基，对任何侵犯产权的行为，都必须施加严厉惩罚，才能保障个人自由和和平合作的秩序。

当然，最关键的是，惩罚问题在自由社会，是完全是市场化的，归根结底是受害者来行使这个权利和执行的。惩罚的轻与重、如何惩罚、甚至惩罚与否，完全是受害者来决定。这就是主观价值。是国有化体系和客观价值论，以及垄断的司法，才导致了惩罚变得“客观可衡量”，忽视了人的主观价值。

自由社会的另一个特征是，“灰色地带”的利益归受害者，而不是归侵犯者。受害者完全有权选择惩罚的方式。这时候侵犯者同样是“禁止反言”的，同时也是符合主观价值论的——我认为这样惩罚才能弥补我心理上的创伤。须知不论怎样，侵犯行为已经发生，受害者已经受害，如果这个时候再限制受害者选择如何惩罚的权利，那就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

那这个时候，富人砍穷人手面临的赔偿困境，立即就解决了。

受害者可以砍掉侵犯者的两条腿——惩罚必须超过侵犯，否则只是还回去了，没有达到惩罚的效果。就像你偷我一万块钱，惩罚的时候，必须返还我2万，否则你只是把钱给我还了而已。仅这一条，就可以防范侵权行为的发生。

受害者可以选择。那么，受害者有可能非常厌恶暴力行为，这时候他的选择可能是，经济赔偿。根据禁止反言规则，侵权人无权反对，无权对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那么“富人的问题”，解决方式就很清楚了。假如按照邓新华的逻辑、客观的赔偿标准，是100万元，这对受害者明显是不公正的。受害者这时候可以选择——如果他不绝对厌恶暴力——将他捆绑起来公开鞭打示众，还可以将他强制奴役，或者交由市场化的专业奴役机构来处理这些事，他的收入归我所有，直至赔偿我的损失。还可以自己、或者市场化的专业惩罚机构将侵犯者绑起来，威胁要砍掉他的两条腿，来换取他的经济赔偿。富人这时候就有可能答应将自己财产的一半或者全部交出，以赔偿自己造成的损失。

看到没有，恰恰是主观价值论会解决这个问题，才能解决赔偿的公正性问题。

在自由社会，遵循主观价值论，甚至会出现这样的场景：有些侵犯行为并没有造成死亡和严重伤害的后果，但是它是可以判死刑的。比方说，一个坏人砍掉了一位画家用来作画的手，这就相当于断了他的生路，这时候如果只允许画家对等惩罚，砍掉对方一只手，那显然是不公正的。在西进运动期间的德克萨斯，如果你偷了牛仔的马，那么会直接被处死。还有一种情况：如果有些盗贼蓄意盯梢作案，明知受害者有1万美元，他要拿去治病，这个病如果不马上治疗就会死，那么你偷走了，可能会被判处死刑。

这是不是比邓新华式的客观价值论要合理得多。

邓新华肯定会说，这是胡闹，造成了漫天要价和巨大的不确定性。

问题在于，这个惩罚和赔偿的不确定性，是谁引起的？是侵害者引起的，不是受害者引起的。是他自己的行为导致了这样的不确定性，他自己就要承担责任。总不能无视受害者的损失和未来的巨大不确定，而去追求侵权者的所谓确定性，那把受害者的权利置于何处？

要避免这种不确定的情况，也很简单。

首要的是，这告诉人们，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侵犯你的同胞。

这跟强拆类似，既然我主观评价很高，我漫天要价，其实就是不想让你拆，那就别拆了。财产是我的，当然我说了算。你不可以对我赋予很大主观价值的东西进行客观测量，进行一个你认为“合理的补偿”。

其次，通过保险进行安排。我对某物的主观价值评价很高，那么我会为它进行高额的财产投保，保险公司来处理这个问题。

第三就是契约自由。通过双方契约来安排。民商法的基本原则就是意思自治，只要双方合意，没有强迫，按照契约处理即可。

第四我们还要强调，市场是不完美的，它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指望市场能把所有问题全部化解，那才叫乌托邦。但是市场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并不是市场失灵，市场总是有最好的解决办法，将这个问题交给计划机构和垄断司法机构进行客观测量，才会制造更大的问题。

关于主观价值的赔偿问题，我们可以说的是，经济学理论并不能给出一个先验有效的赔偿方案和赔偿额度，这是一个经验性的事务。在一个市场性竞争性的司法中，法院判决会越来越接近主观价值，维护每一个受害者的权益。毕竟，司法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司法最终也要服从民情。恰恰是垄断司法和所谓客观价值和赔偿，才能极端的，它要用统一的价值观来规范所有人，并且认为人的主观价值可以数学测量，还美其名曰这样做没有冲突。

最后顺便说一句，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到了与李松老师的讨论，李松老师只是认为，赔偿的具体额度，无法被经济学和伦理学理论先验地决定，这是一个经验问题，他从来没有“承认”所谓主观价值论与赔偿问题的“冲突”。做人和写文章，都要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