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者，与企业家不是一伙的

无比支持市场经济的人，总是被认为是资本的走狗，因为市场经济中有一个现象，那就是总是只有少数的企业家能够成为巨富。

而对于不少想要均贫富的人来说，我们这些天天喊着要更彻底的市场化的人，就成为了他们眼里的资本家走狗。

自由主义者也经常为企业家们辩护，比如，只要没有行政牌照，是市场上的自由契约和交易，那就不存在垄断。

这种经常性的辩护，也给了不少人资本家走狗的印象。

但是，自由主义者，绝不是站在企业家的立场，这是彻底的误解，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也有立场，那就是消费者。

这个世界上，企业家不仅仅是生产的组织者、财富的创造者，他们也经常是管制的发动者。

企业家们通过政治打击竞争对手，推动各种管制政策，这是这个世界的常态，他们的身份本身，并不代表着自由和市场。

欧美的大企业向政府游说，要求他们管制他国的企业进口，以减少他们在国内的竞争对手，这是在欧美国家持续了一百多年的现象。

因为管制，会给他们的竞争对手戴上镣铐，会让大企业的地位更加稳定。

比如知识产权的全球管制，那一定是压制小企业的，大企业们推动了美国将知识产权的管制向全球扩散。

印度的仿制药肯定是损害了美国大药企的利益的，他们当然希望研发一次就可以吃几十年的高利润。

中国的很多管制，也是源于企业的推动。

国企当然害怕竞争，所以有进入壁垒，他们还要求要有信贷特权，还要求各种关税管制，以避免竞争。

中国的民营大企业，也一样有这样的动力。管制越多，越有利于大企业的发展，因此，他们会打着维护行业健康发展的角度，支持政府出台更多的管制手段，抬高中小企业和他们竞争的门槛。

比亚迪的王传福积极宣传资源枯竭论，不过是希望政府管制燃油车更多一点，更有利于他当下的电车的市场发展。

政府管制，并不源于各种理论，大部分时候，源于人们在利益受损的驱动下的行动。

美团之所以饱受攻击，因为很多没有进入美团、或在美团上卖得不好的餐饮企业们对美团不满，因为经营外卖更好的商家，抢了他们的生意。

电商、直播广受攻击，也是无数实体店商家在竞争不过后发出的舆论批评，他们攻击的背后，是希望政府管制电商，让他们落后的商业也能存活下来。

美国早期也有幼稚工业保护论，和中国的民族工业保护论差不多，都是那些在国际市场中竞争力不足的企业们，他们通过制造舆论、游说政府，以管制外国企业的方式来维系他们的生存。

中美贸易战的本质也在于此，美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正在降低，因此，管制中国的企业和提升中国产品的关税，就是他们打击竞争对手的方法。

美国华尔街、中国的证券从业人员，长期以来都在呼吁政府放水，因为他们往往是货币洪水的受益者，通过先拿到钱的方式，他们可以剥夺其他后拿到钱人的收入。

利益驱动，特别是经济利益驱动，才是这个世界上人们大多数行动的动因。

所有的供给者、生产者之间都存在竞争。劳工与劳工竞争，所以美国劳工主张阻止老墨进入美国。企业和企业在竞争，因此，他们各自通过政治手段打击竞争对手。

自由主义者，是不可能站在一个具体的生产者利益的立场的，因为，并非所有的生产者基于利益的行动都是正当的。

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只能是消费者。

消费者是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的身份，是人都要消费。市场经济带来的最大好处，不是富人变得更富了，而是消费者可以买到更加便宜的商品了。

这才是自由主义者支持市场经济的最根本的利益动机，他不仅与每一个自由主义者个人利益息息相关，他也代表着世界上所有人的长期利益。

消费者才是市场经济的主角，而不是企业家。

在市场经济中，消费者用手中的钞票投票，他们选择谁才是最优秀的企业家，他们必然会反对任何管制，管制只能让供给减少价格升高，这违背了世界上每一个消费者的利益。

在市场经济中，消费者才是帝王，企业家不符合消费者的需求，就必须被淘汰市场，无需政府强制，仅仅通过钞票投票，消费者就能主宰企业家的命运，或成功、或破产。

只在站在这一立场，就能清晰地判断，那些管制政策从长远来说，都是对消费者不利的。

他们不过是满足少数生产者的特权利益。

美国汽车工人大罢工，满足的不过是三大汽车厂工人的利益，但绝对在侵犯消费者的利益。

知识产权，特别是专利权，不过是服务于那些拥有和买下无数专利权阻止小企业向他们发起竞争的大企业的利益。

医疗各种管制，不过是满足了医疗从业者管制外部竞争的利益。

而这些都是对消费者不利的，因为他在阻碍消费者获得更好、更便宜的产品。

是消费者需要市场经济，是消费者需要保护企业家产权，只有这样，企业才能不断的投资，不断地扩大生产，最终让所有的消费品越来越便宜。

今天一个普通中国人，他的物质享受的丰裕程度，已经超过了绝大部分的古代帝王将相。只要市场经济在发展，今天的奢侈品，就是明天的日用品。

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大部分地主，只有过年时才吃白米饭，但今天中国一个农民工一天的收入，就可以买一百多斤大米。

在激烈竞争的行业，比如快递行业，几大快递公司都进入亏损状态，谁能成为赢家不知道，但是，一个商品从几千公里外运到你家，最低只要几块钱，所有中国的消费者都受益了。

因此，自由主义者，不是资本家的走狗，而是消费者的走狗。

而消费者是不分国界的，是不论职业阶层的，因此，自由主义者才是代表着所有人最长远利益的那一群人。

相反，那些天天站在工人、企业、行业利益等职业身份呼吁各种管制的人，他们是自由主义者的敌人，也是全球每一个消费者的敌人。

企业对政府干预的倡导

​ 1959年9月 穆瑞致罗比（Robbie）（有大量删节）

可二编译 摘自《严格保密：沃克尔基金会罗斯巴德读书备忘录》

对美国工业进行几乎是全国性的强制卡特尔化，也许是美国历史上最有野心的——肯定是和平时期最有野心的——计划，它要终结竞争制度，代之以管制性的和强制实行的垄断或卡特尔的巨无霸体系，它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法西斯主义。这种体系肇始于1931年9月，当时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的总裁杰拉德·斯沃普（Gerard Swope）在全美电气制造商协会（National Electrical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的演讲中公布了他的斯沃普计划。每家企业都被动员加入由联邦控制的行业协会，这些协会将管制和稳定物价与生产，以及规定商业实践准则。

斯沃普计划最热情地支持者是新英格兰电力公司（New England Power Company）负责人以及时任美国商会会长亨利·I·哈里曼（Henry I. Harriman）。作为商会中商业与发展可持续性委员会的负责人，哈里曼在其关于斯沃普计划及类似计划的报告中写道，“我们已经离开了极端个人主义时期……一种经过明智计划的商业结构将最好地维护商业繁荣和就业。”

在哈里曼的倡议下，美国商会在其1931年十二月的会议以绝大多数票支持斯沃普计划。

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穆瑞·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 ）对该计划表示欢呼，称之为“建设性领导力的范例”。哈佛商学院院长、在商业界颇有影响力的华莱士·B·多纳姆（Wallace B. Donham）援引苏联的成功，作为“美国商业的普遍计划”之价值和必要性的证明。（尼古拉斯·穆瑞·巴特勒也认为苏俄掌握了“计划的极大优势”。）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的保罗·马祖尔（Paul Mazur）提到了资本主义制度“悲剧性地缺乏计划”。糖业研究所的所长鲁道夫·斯普莱克斯（Rudolph Spreckels）敦促政府向每家公司分配恰当的市场需求份额。琼斯和拉姆森机器公司当时的负责人拉尔夫·E·弗兰德斯（Ralph E. Flanders）呼吁实现国家经济之政府计划新阶段的伟大“愿景”。

另一位“开明的”商人也炮制了类似的计划，**丹尼森制造公司总裁亨利·S·丹尼森（Henry S. Dennison）拥有他自己的美国经济“五年计划”，该计划中，到第二年，工业就要全面接受行业协会的统治。**早在1930年，本杰明·A·贾维茨（Benjamin A. Javits）也有一个类似于斯沃普计划的计划。美国钢结构研究所主任查尔斯·F·阿博特（Charles F. Abbott）对斯沃普计划发表了肯定性的评论。阿博特宣称：

斯沃普计划可以称为公共安全措施……在这个国家，我们不能有更长久的不负责任、信息不畅、冥顽不灵和拒不合作的个人主义……斯沃普计划，从其终极的质朴性来看，与交警无异……这是一个工业领域的交通警官……交通条例“违反”了随心所欲的“宪法”自由……这些条例甚至变成了对声称有随心所欲行事之权利的狂人的束缚。

西屋电气（Westinghouse Electric）董事会主席A.W.罗伯特森（A.W. Robertson）支持该计划，但是更温和一些，他说该计划所呼吁的“合作精神”毫无疑问将让经济体受益。全美制造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会长不仅支持斯沃普计划，还想走得更远，迫使所有企业加入受管制的行业协会，包括那些雇员少于50人的企业（斯沃普计划没有将这类企业纳入其中）。全美工业会议理事会（National Industrial Conference Board）主席马格努斯·W·亚历山大（Magnus W. Alexander）支持该计划。而泰勒协会（Taylor Society）常任董事H.S.佩森（H.S. Person）哂笑道，“我们希望所有最伟大的企业，整个工业，都能在没有明确计划的情况下顺利发展。”

在总体框架之内，具体行业也有它们的个别计划。美国总承包商协会（Associated General Contractors of America）在1931年呼吁实行政府承包许可证制度。而全美煤炭协会（National Coal Association）会长C.E.博库斯（C.E. Bockus）在一篇名为“烟煤开采行业中过度生产的成本（The Cost of Overproduction in the Bituminous Mining Industry）”的文章中宣称，“[煤炭]行业确切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权利，即允许通过合作行动确保烟煤生产持续调整，以适应现有需求，从而阻止造成浪费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欧洲应对这种局势的方式是建立卡特尔。”

强制卡特尔这个主意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是华尔街金融家和“政坛老常青树”伯纳德·M·巴鲁克（Bernard M. Baruch）。早在1925年，受其一战中身为首席经济动员官经验的启发，他构想了一种由联邦委员会规范和管理的庞大的托拉斯经济体。

永远值得称赞的是，胡佛被这种计划吓坏了，尽管面临一致的企业界压力，他还是对这一计划进行了冷处理。胡佛将斯沃普计划送给他的司法部长征求意见时写了一个提示，后来这个提示发表在他的回忆录中，在提示中胡佛写道：

该计划规定，动员每个行业和企业都加入行业协会，由政府予以合法化，并授权协会“稳定物价和控制分配”。没有价格管制和分配控制就不会有价格稳定。这种特征立刻会成为有史以来从未有人梦想过的巨无霸托拉斯的组织特征。这是一系列凌驾于美国人民头上的彻底垄断之产物……如果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即意味着从这个计划诞生之日起，美国工业就走向衰败，因为人们无法在不限制生产和保护过时的企业和无能的管理层的情况下来稳定物价。这是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提出的最庞大的垄断提议。

胡佛面临的压力的确很严重。胡佛讲述道，亨利·I·哈里曼警告他，如果他坚持反对斯沃普计划，商业界将会支持富兰克林·D·罗斯福担任总统，因为罗斯福已经同意采纳这个计划！（而他也的确采纳了！）真的，全美工业会议理事会经济学家维吉尔·乔丹（Virgil Jordan）当时（以赞成的态度）写道，商业界随时准备支持“经济墨索里尼”——他们也机会难以挑出一个比富兰克林·罗斯福更好的候选人，乔丹的看法是对的。

当新政来临时，杰拉德·斯沃普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智囊团中唯一被召请的工业家。斯沃普帮助起草了《国家工业复兴法案（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的终稿，然后待在华盛顿帮助管理国家复兴总署。作为国家复兴总署的工业顾问理事会成员，斯沃普参与了著名的1933年6月工业顾问理事会与劳工顾问理事会的联合会议，这次会议打磨出了一项共识，为所有行业设定了每周最低工资和最大工作量。斯沃普还是早期全美劳工理事会（National Labor Board）的三位工业代表之一。

5月初与美国商会会谈时，富兰克林·罗斯福呼吁企业与政府一道“阻止过度生产、阻止不公平的工资、消除不恰当的工作条件”。**商人们十分热情；49个发言人中有27人敦促政府对工业进行更多地指导。**固特异轮胎和橡胶公司（Goodyear Tire and Rubber）的保罗·W·里奇菲尔德（Paul W. Litchfield）说，“我们必须向我们过去称为更激进的思想学派作出实质性的让步。”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其5月7日的第二次路边谈话中宣告，政府与企业“在计划方面达成合作关系”。

约翰逊将军确信，他没有制定计划去控制工业界：“我有兴趣的是工业界的自我管理。这项法案的职能不是去管理和控制某个产业，而是为了让工业界自己到台面上提出自己的想法：什么事情是他们认为应该做的。”

约翰逊开动了所有可能的宣传机器，来诱使雇主和企业签署国家工业复兴准则并获得象征合作的蓝鹰奖章。唐纳德·里奇伯格（Donald Richberg）向商业界吹响了号角：

在明智的计划和受控的工业经营，与重返伪装成“硬核个人主义”的镀金般的无政府之间，美国商业界没得选……除非产业的私人所有者和管理者进行了充分的产业社会化，以至于大型的关键产业在公共义务的驱使下运营，以适应公众利益，否则，针对私人产业的政治控制的推进是不可避免的。

全美制造商协会起草了一个模范行业准则，要求由执行准则的官方机构将生产配额指派给企业，而行业协会则希望获得为其行业获得直接的定价权。

6月23日，企业界迫使约翰逊同意行业准则要包括不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销售的协议。

由于企业界的压力，许多行业准则包括了行业价格管制技术：各种形式的最低价格禁令，以及生产配额和其他针对过度生产的行业自控。后一类是机器运行的最长时间、对新工厂或设备数量施加的限制、在行业裁定存在“产能过剩”的地方拒绝新企业进入，或者保持库存与产出的最大比。尽管有这些扩展性的卡特尔化，但商业界还是嚷嚷着要求更多管制。

拉尔夫·弗兰德斯宣称，立法者和施政者不能因为国家复兴总署的价格管制和生产配额而真的受到责备。“正是我们商人最彻底地兜售着这种观念——复兴和繁荣依赖于限制竞争。”

哈罗德·伊克斯（Harold Ickes）注意到，“这些价格管制和生产控制条例，几乎完全是在商人们自己的要求下才被引入准则的。”

国家复兴总署自己说，“没有一项更具限制性的获批条款稍稍接近于大量充分具有代表性的工业团体之提案的强度。”

在约翰逊的统治结束以后，1934年秋，国家复兴总署开始转向放松准则和价格管制规定。关于这场战争，小亚瑟·M·施莱辛格以某种公正的态度说道，

因为正是商人们背对自由市场并设定了价格管制和生产管制制度；正是新政主义者不断地反对他们，并试图转向能起作用的价格体系和自由市场。如果国家复兴总署的商业设想能占上风，结果非常可能是及时地将因此创造的私营经济集体主义置于严密的公共监管下，从而产生官僚主义制度体系（bureaucratic regimentation），而企业界却恰恰控诉新政为自己寻求这种体系。

迟至1935年1月，国家复兴总署召开了一系列价格听证会，两千名商人中有九成人作证坚持由国家复兴总署实行垄断价格控制。棉纺研究所（Cotton Textile Institute）的乔治·A·斯隆（George A. Sloan ）严厉地说，如果国家复兴总署要结束价格管制，它“还不如让我们回到1932年，然后滚回家。”

尽管对国家复兴总署的批评在不断加剧，公众的热情在冷却，有相关小企业逃避监管的麻烦，但是，当1935年中重启国家复兴总署的时机出现时，组织化的企业以及组织化的劳工热情地支持重启。对美国劳联（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的威廉·格林（William Green）而言，“对劳工而言，在已经朝经济计划迈出了如此向前的一步之后，说我们应该走回头路，这是不可思议的。”美国商会以4:1的优势投票支持延续国家复兴总署；而有影响力的商务部商业顾问委员会则以接近全票支持国家复兴总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