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认为，人类之间存在着几近于生物界的利益冲突，他们必须争夺生存所必需的稀缺物品。这一主张是我们这些自然权利论者面临的关键障碍，当然也是批判自然法理论的人士常用的攻击手段。他们追问，在霍布斯式自然状态中，一个人活下去，就需要另一人死去，这时谈论生命、自由或人对于任何其他财货的自然权利，又有何意义？自然本身似乎驳斥了这种可能性。

这种抨击旨在让自然权利落得无足轻重，使这个道德准则脱离人性本质及现实本质。然而，对于处理人类行动的任何有用原则，这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基础。很少有当代思想家，像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那样，把大量精力投入于人的行动学——人类行动及其基本原理的研究。在他试金石般的作品《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中，米塞斯提出了一个巧妙方法，让霍布斯式世界观不但没有摧毁自然权利论，反而使之得到加强。

1.米塞斯和

霍布斯论证的扭转

在《人的行动》第四篇“市场社会的交换学或经济学”中，米塞斯谈到社会中的经济合作如何直接源于霍布斯式自然状态。实际上，他提出“一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几乎就像是市场社会演化的先决条件。米塞斯在标题为“‘正确理解’的利益和谐”的那一章中认为：因为“很多人乃至所有人都想要（…）鞋”，这些商品才成为大规模生产的关注点，这种生产方式比起单个人苦干，要更广泛且便宜地提供鞋子。他的结论是，

“虽然与我生活在同一个地方的其他人也都需要鞋子，但我并不因此更难以得到鞋子，反而是更容易了（…）那些和我一样急于买到便宜鞋子的人们，通过人的行动学意义上的竞争，只能使鞋价变得更便宜而不是更贵。”

总结这种见解的一般含义，米塞斯得出：

“使人与人之间友好相处成为可能的，是劳动分工产生的高生产率。它消除了自然的利益冲突。因为凡是有分工的地方，就不再存在‘不可增加的供给量’的分配问题。（…）人的行动学意义上的竞争，取代了生物学意义上的竞争。”

对于那些熟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人来说，前一段落是关于劳动分工有益于廉价商品供应几乎司空见惯的陈述。但米塞斯从社会动态学中获得了更深层次的信息：

“引发生物性致命竞争的那个条件，即几乎所有人都争夺同一种东西的事实，至此转变成为有利于利益协调的一个因素。（…）这就是市场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被正确理解后，能实现一种利益和谐的原理所在。”

“生物性竞争不可调和的冲突”本身直接导致了，也许竟然还创造了，人类之间得到“正确理解”的利益和谐。

通过这种巧妙的逻辑，米塞斯扭转了自然状态论对手的通常结论。正因为人活在霍布斯世界，市场社会才自然产生了。人类出于纯粹的自利心，自然而然地发生分工合作，不为获得生存手段而互相残杀，原因不外乎是市场社会提供了本来不可想象的廉价商品。作为一种和平形式的安排，市场社会也为人类制定长期计划（例如养家糊口所隐含的长期计划）提供了必要的稳定性。

从本质上讲，米塞斯使用劳动分工作为解决问题的原则或工具。这个迎刃而解的难题就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许多哲学家肯定，这种战争注定会让我们这个物种持续生活在暴力阴影下。但通过劳动分工，霍布斯式利益冲突可以而且自然得到消解。依靠分工合作来解决问题，将人际间生物性冲突的现实可能性降至最低程度。米塞斯揭示了：从本质上讲，社会合作是一种比社会冲突更有效地实现自利欲望的手段。

2.作为问题解决

工具的诸原则

许久以前，19世纪的个人主义者本杰明·R.塔克提出了一个观点：社会规则实际上是解决问题的原则或工具。塔克在考虑“什么是财产权”，具体而言，“什么是知识产权”时，首先发出质疑。

围绕这些观念，有了激烈争吵的双方。其中版权和专利的拥护者认为，知识产权是通过发现或劳动取得了所有权的财产。例如莱赛德·斯普纳**（Lysander Spooner）**将财产权定义为“（…）财产，处于被拥有的状态时——它有主人；与之相比，无主财产是显露出来的、未被拥有的，随时准备被人转换成有主财产，而无论谁想这么做。”

但“知识产权”在诸多方面困扰着塔克。例如，如何主张无形资产的所有权，又如何转让这样的所有权？这些考虑引致塔克从更有哲学色彩的角度，去解析“财产权是什么”的问题。他的质疑是：财产权概念最初起源于人类社会，是出于何故？

塔克基本问题的背后逻辑是：他相信概念是解决问题的工具。也就是说，他认为，观念在人的内心产生，在社会中持续存在，仅仅因为其满足了一种需要，解决了一个问题。给这个理论举一例子，考虑一个与我们所处宇宙平行的宇宙，但这个宇宙遵循不同的形而上学规则。这个替代性宇宙的居民，只要想获得商品或其他类型的满足，他们的需求就能立即得到满足。食物神奇地出现在他们的手中，衣服奇迹般地覆于他们的肢体，一张床突然垫在他们疲惫的身体下。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不太可能发展出货币的概念，完全是因为：货币这个独特的人类概念，源于它作为一种手段，是用来解决转移和储存财富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存在于我们的宇宙，而非那个平行宇宙。

塔克使用问题解决工具这同一观念来分析财产的概念。他问道：我们一开始产生了财产概念的这个宇宙和人类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塔克得出结论说，财产是解决稀缺性引发的冲突问题的一种手段。在我们的宇宙中，几乎所有财货都是稀缺的，这导致人类之间对于如何使用它们产生了难以避免的竞争：这就是“霍布斯式自然状态”（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的话）。塔克写道，

“由于同一张椅子不能由两个人同时以同一种方式使用，因此有必要确定谁应该使用这张椅子。财产权的概念解决了这个社会问题：应该由椅子的主人来确定其用途。如果有（且一直存在）这种可能性，无限多的人，在无限大的范围内，处于无限多的地方，同时使用同一件具体物品，那么也就永远不会有什么财产权制度。”

在这里，自然状态方式的论证再次被反驳。霍布斯式世界观并没有毁掉财产权的可能性，相反导致了这个概念的产生。财产权是解决问题的工具。

3.将米塞斯和

塔克结合起来

米塞斯和塔克的见解要如何运用于自然权利呢？在《人的行动》中，米塞斯认为，人类之间不可调和的生物性冲突可能自然地导致一种合作状态。但是，将人类冲突化解为人类合作的调停步骤或机制又是什么呢？塔克在其19世纪创办的《自由》期刊里指出，作为解决问题手段的原则也即观念本身，其产生是为了解决人类的当务之急，包括对稀缺商品需求等竞争性的需要。

这个一般陈述如何运用于具体主张的权利？考虑被称为言论自由的具体自然权利。

人类之所以寻求社会，是因为社会为他们提供了巨大好处，不仅在物质商品和情感维系方面，而且在信息和知识方面，这两方面都是生命所必需的。有用的信息可能极难获得，因为思想的真实、虚假或实用性，并不像苹果的成熟或腐烂那样直观明显。历史充满了起初被视为“荒谬”而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观念。

没人能垄断真理或见解的这个事实，让获取知识变得难上加难。并且没有人知道任何特定观念最终可能被证明是多么有用。例如，当数学家发明了虚数i，-1的平方根时，这个完全抽象的构想，让他们为之激动不已。可电气工程师也感到兴奋无比。数学家极少意识到i这个概念，正是描述交流电如何流过电路所缺失的宝贵工具。任何观念的效用，只能依据使用者的独特主观目的来判断。

鉴于信息和知识对生命是必要的，问题就变成了：人类如何尽可能多地获得这种对生存有益的东西？一种替代方案是仅仅允许真实或有效的陈述和论证得到传播，但这也就预设了一种规制信息传播的绝对公正且近乎全知的实体。它还预设了一种能意识到每种观念会被置于哪种用途的“上帝般的意识”。

在缺少这样一个实体的情况下，解决信息最大化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让所有信息都流动起来。让人人都有发言权，以便判断其言论的价值。借助于此，言论自由就成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原则。虽然言论自由肯定不是真相的保证，但比起言论惨遭审查的国度，在尊重言论自由的社会中，有更大机会获得良好的信息。

对于社会中通常主张的其他特定自然权利，也可以做出类似论证。

4.反驳的案由

无论何时提出一种理论，反驳例证就会接踵而至。如果自然权利是应对“自然状态”所必需的问题解决工具，那么就会有人追问道，种种冲突中有哪些不能以这种方式解决？它们难道不会使你的理论失效吗？

答案是“不”。上面勾勒的方法不是将自然权利假定为道德真理，而是作为解决人类需求和人类冲突问题的社会工具。为使这一理论得到“证明”，也就是说，将自然权利视为可欲的原则，只须证明它们比其他任何竞争性工具体系更有效即可。然而，忽视反驳例证是不明智的。

概括起来，不适于用自然权利解决的各种冲突分为两大类：道德困境和紧急情况。

第一类冲突：道德困境，最常出现在伦理学教科书中，或由那些想拿一种所谓深刻的道德问题来伤学生脑筋的教授提出。所呈现的两难通常涉及的情况类似于：按下魔法按钮，你可以消灭世间所有心脏疾病，但这样做时，也会导致无辜的陌生人死亡。问题是：从道德上说，你应该按下那一粒按钮吗？这里的霍布斯冲突是，为了让许多人活下去，你必须杀害一个无辜者。这几乎就是自然状态困境的定义：一个人要生，另一个人就得死。

这些难题根本不算深刻的道德问题，不过是哲学上的诡计。要把“按钮场景”当真，你就不得不居住在一个和我们所处宇宙截然不同的宇宙，那么你也就不会拥有和你今天接受的哪怕有一点类似的道德准则。毕竟，你的道德架设在了你所知道的现实之上。你根据宇宙及人类（你身为其中一员）本质的某些假设，已经推导出了行为准则。这些假设无论既往还是当下，都不包含一粒魔法按钮，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导致奇迹般的康复和无法解释的瞬间死亡。如果宇宙循着包含魔法按钮的原则运转，那么你无疑会拥有和现在完全不同的行为准则。

自然权利如果是旨在解决我们宇宙和人性现实的工具，那么改变那些决定其设计的现实，（当然）会降低其实用性，或者使之完全无关紧要。凭这样的理由驳回自然权利，就好像宣布锤子因为不能将水砸出形状，从而是无用的。

从本质上讲，这类道德困境令人左右为难，不是因为构成了（实际的）道德问题，而是因为构成了形而上学（玄乎其玄）的问题。这里所说的道德困境（如果全然是道德困境），将只存在于我们这个宇宙的规则所不适用的另一个宇宙。

第二类反驳例证不便忽视。这就是紧急情况：一个人要活下来，确实需要另一个人死去。最著名的紧急情况，无疑是救生艇的例子。那就是：两人在一艘没有补给品的救生艇上随波漂流，除非一人吃掉另一人，否则都不免饿死。我完全同意，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权利作为一种解决工具可能是无效的。

但就紧急情况而言，应该权衡两点。首先，这种场景对于每个社会组织体系，都形成了不一般的挑战。没有一种道德体系，能提供让两人都能活下来的答案，也没有一种道德体系，能给出避免有人死于必然的解决方案。因此，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自然权利能否处理救生艇的情况，而在于自然权利是否比竞争性道德体系更优或更劣地处理这种情况。坦率地说，我认为所有解决问题的社会体系在这一情况上都失败了。

其次，真正的紧急情况，你获得生命，意味着别人失去生命，在你一生中会遇到的社会冲突中，构成了可以忽略的比例。实际上，我们大多数人永远不会处于救生艇的境地。这些高度罕见的紧急情况，大概永远不会发生；适用于日常生活的社会工具，对紧急情况无论处理的有多好或多坏，以此为由接受之或拒绝之，都是毫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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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论

我认为，自然权利不仅是解决问题的工具，也是可以理性辩护的道德原则，并持这两种观点，并不会带来任何紧张撕裂。实际上，一个（伦理学）理论如果是正确的，或者是普遍适用的，认为仅有一种路径能抵达它，那才是令人惊讶的。许多知识路径都会引导你走上同一方向。

社会规则作为问题解决工具、也就是道德中立工具的概念，仅仅意味着探索自然权利更实用的那一方面，并为老式批评（例如霍布斯式自然状态的论证所体现的批评）提供了新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