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认为这世界上的“秩序”，一种是完全独立于人的自然现象；一种是人为设计的产物。在这两种秩序之间，还有一种秩序，应当是“社会的”，但由于“社会”这个词被毒化了，被普遍用来描述有意安排的行为目的，但这种中间的秩序是**“人类行为的结果，却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正如曼德维尔大夫所说：“芸芸众生之首恶，亦有襄助公益之善举”，或者如休谟所言：“这对公众有益，却未必是发明者的本意”，因此，这种中间的秩序，称之为“自发秩序”**。

这种自发秩序，是**“演化”而来的，处在“本能和理性之间”**。哈耶克说道：

这种不寻常的秩序的形成，以及存在着目前这种规模和结构的人类，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一些逐渐演化出来的人类行为规则，特别是关于私有财产、诚信、契约、交换、贸易、竞争、收获和私生活的规则。它们不是通过本能，而是经由传统、教育和模仿代代相传，其主要内容则是一些划定了个人决定之可调整范围的禁令（不得如何）。人类通过发展和学会遵守一些往往禁止他本能行事的规则（先是在狭小的部落里，然后由扩展到更大范围），从而不再依靠对事物的共同感受，由此建立了文明。

语言、货币、劳动分工、产权、市场，以及社会与国家的起源，按照哈耶克的说法，无不是“自发秩序”，都是“人类行为的结果，但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都在不断自生自发地“演化”。一个群体采用了这种自发秩序，另一个群体发现这种秩序对他们有利，由此模仿他们，形成了**“扩展秩序”**，建立了人类文明。

我们当然可以从正面的意义上去阐释“自发秩序”。它想要表达的意思是：社会经济不是一个中央计划当局能够人为设计出来的，它由千千万万分立的财产、分散的知识组成，对于这种包含着无限多的元素、相互作用的**“有机体”的复杂现象而言，人类理性不及，所能达到的认知水平极其有限，因此中央机构机构无法得知每一个人如何使用自己的财产、也无法掌握分散的知识，不可能达到或贯彻它的目标和计划。因此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是“理性的僭妄”和“致命的自负”**。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把社会文明的形成归结于自发秩序、演化、模仿、有机体，似乎人类是没有理性的木偶，是无根浮萍、社会发展是无目的的随波逐流，是盲目地模仿、演化到哪儿是哪儿，这显然是一种神秘主义的解释，难道人类被下了蛊？难道人类没有理性地辨别好与坏、对与错？难道一切都自生自发地演化、漫无目的的布朗运动？难道演化的就是好的？

那哈耶克写这些书是干什么呢？他写这些东西明显是理性在主导，明显是有目的的行为，明显是在有目的地试图改变人类社会的进程。如果不是这样，社会已经演化成马克思主义、凯恩斯主义、社民主义在主导了，那就让它演化啊，这何尝不是自发秩序呢？垄断暴力的出现，谁又能说这不是自发秩序呢？

而且，垄断暴力造成的结果，难道不也是自发秩序的“非意图结果”吗？那些执政的党团，哪个不是在说他们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人类福祉呢？然而却造成了灾难，你又凭什么批评呢？

事实上，那些利维坦崇拜者和社民主义者就在说，这都是自发秩序演化而来的。“连哈耶克都这么说了……”

你当然可以说，你们误解哈耶克了，他说这个观点的主要目标是针对计划经济。但关键的问题又来了，用自发秩序来解释社会经济和人类文明，其实只是揭示了现象，而没有给出原因和本质，在这种情况下，你如何为自由事业夯实根基，做出终极的辩护？没有一种精确的解释，你又如何认为别人误解了自己呢？

二

自发秩序，倒也不是哈耶克的发明，而是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政治经济学家用生物学、进化论等自然科学方法试图解释人类社会的一种尝试。

只是由于哈耶克特别有名气，参与了与凯恩斯和社会主义者的论战，在自由主义者中享有崇高声望，而且在后期的政治哲学著作中，持续不断地在用自发秩序来解释人类社会的演化过程，才使得这个名词似乎与哈耶克密不可分。

卡尔·门格尔在《社会科学方法论探究》中，对历史上经济学家将自然有机体概念和自发秩序理论用于类比社会经济现象进行了全面阐述。过去的那些理论家们认为，在自然的有机体与社会生活的一系列构造物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似之处。

在自然的有机体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其细节上几乎难以穷尽的复杂性，尤其是组成部分非常多样。这些多样性，有助于作为一个整体单位的有机体的存活、发育和繁殖……一个有机体的正常运转和发展，有赖于它的这些组成部分的正常活动和发展；而这些组成部分的正常活动与发展又有赖于构成一个更高级单位的各部分间的关系。

在人类经济活动中也呈现了这种情形：每个人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有助于甚至决定着该单位整体的维持、正常运转和发展。反过来，各组成部分的一般性质和正常运转，又有赖于并受制于该单位整体的正常运转。

社会现象的起源，也同样与自然有机体的起源有类似之处。自然有机体的各个部分，对于整体具有不可或缺的功用，但这种功用不是人为设计计算的结果，而是某种自然的过程的产物。换句话说，它不是社会协定或实证立法的结果，而是非意图的产物。想想货币现象，货币从来不是根据某种社会契约而出现的，也不是实证立法的产物，相反，它是历史发展的非意图的结果。再考察一下法律、语言、市场的起源，还有社会与国家的起源等等，无不如此。

上面的相似之处，促使历史上很多杰出的学者得出下面的观点：理论性社会科学，类似于从理论上研究生理的-有机世界的领域的学科，人们由此而得出一种有关国家、社会、经济等等“社会有机体”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的想法。

哈耶克对使用这种“有机体”的“自发秩序”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情有独钟，并对这种方法的失传感到万分遗憾。他诉诸权威地引用奥地利学派创始人卡尔·门格尔的观点，试图让这种解释方法回归社会科学领域。他说：

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人们通过促进了并不属于他们意图之一部分的目的——这一说法受到的令人不解的嘲讽，一度埋没了这个有关所有社会理论的对象的深刻见解。直到一个世纪之后，门格尔才终于以一种至少在社会理论领域本身已得到广泛接受——即又过了80年——的方式使它复活。

他继续说道：

斯密的说法后来受到反对情有可原，因为他把自发秩序就是可能存在的最佳秩序视为当然，但是他的一个未明言的预设，即在一个复杂社会中，使我们都受益的广泛的劳动分工，只能从自发的秩序化力量而非设计中产生出来，却是很有道理的……为了追求自己的目标而采取的努力，会促进公共利益。

在这方面，直到门格尔终于做出清楚的解释之前，长期得不到充分理解的一点是，社会制度的起源或形成，与它发挥作用的方式，本质上是同一问题：这些制度以一种特有的方式发展，是因为他们所维护的各个部分的行为之间的协调，证明比另一些同它竞争并被它所取代的制度更有效。有关使自发秩序的出现成为可能的传统和习惯的进化过程的理论，过去与有关我们称为有机体的自发秩序的进化论有密切关系，事实上是它为后者提供了基本观念。

三

然而门格尔真的是这种观点吗？

并不是。至少不完全是，这是对门格尔思想的阉割。

作为一个坚决的理性主义者，一个反对德国历史学派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方法的经济学家，门格尔对这种分析社会问题的方法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他认为这种方法并没有对社会现象的根本性质做出解释，将自然科学的方法用于社会科学，是不允许的。

门格尔首先阐明：这种类比是不恰当的，相似性是有限的、局部的、表面的。

1、只有一部分社会现象显示了其与自然有机体的相似性（注意，哈耶克认为这是“有关所有社会理论的对象的深刻见解”，把这种解释方法当成了“万金油”）。

大量社会构造物并不是自然过程的产物，不管我们所说的“自然过程”是什么含义。相反，它们是人从事旨在建立或发展它们的有目的的活动的结果（社会成员的协议或实证立法的产物）。即是人进行设计计算的结果，这种设计使多种手段服务于一个目标。

2、社会现象与自然机体之间的相似性，并不是全面的相似。相反，这种相似性只是一个方面的相似，而且即使从这方面看，也并不是精确的相似。

自然有机体是由那些以完全机械的方式服务于整体之正常运转的各个部分构成的。它们是纯粹的因果过程的产物，是自然力量机械地发挥作用的产物。相反，**所谓的社会有机体，不能完全被视为、被解释为纯粹机械的力量发挥作用的产物。相反，它们是人们努力的结果，是有思想、有感情、行动着的人努力的结果。**有些社会现象是人们旨在建立它的共同意志（协议、实证立法等等）的产物，而另一些现象则是人们从根本上旨在实现个人目标的种种努力之非意图的后果。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要承认，迄今为止对它的认识还是很不完备的（而不能说其与自然有机体的类似性具有客观基础、是严格的）。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允许我们将后一种社会现象（非意图地出现的）的起源称为“原发性的”、“自然的”甚至“有机的”，有别于前一种现象（按照共同意志有意识地建立的）之起源。

门格尔认为：差异是根本性的，类似于机械力量与人的意志、机械力量作用的结果与个人有目的的活动的结果之间的差别。

门格尔由此得出了如下基本的理论原则：

1、对社会现象的所谓的有机的理解，无论如何，只能适用于一部分社会现象。“有机观”不可能是一种普遍适用的考察工具，因果性解释无论如何跟“有机的”解释一样地不可或缺。

2、即使有些社会现象并不能回溯到某种因果的起源，它们与自然有机体之间的相似之处，也并不是普遍的，并不能构成其性质之全部。因而，仅凭有机的解释，并不能向我们提供关于这些现象的全面的理解。

**其次，门格尔认为，**将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于经济学科，是不允许的。

用自然有机体的自发秩序来类比社会经济现象，**其基础并不是建立在对社会现象的性质及自然的有机体的性质的清晰洞察之上的。因而它们也就不是一般性的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甚至也不是社会研究的一种具体方法。**所以，即使在上面所说的狭窄范围内，机械地将解剖学和生理学的方法运用到社会科学中，也是不允许的。

门格尔对这种将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到社会经济领域大加批判，连呼荒唐，认为这种观点是愚笨的、外行的、没有价值的，被批评实属活该：

1、仅仅由于生理学与解剖学与政治经济学有相似之处，就贸然运用生理学和解剖学之研究成果，是非常荒唐的，没有一位受过方法论训练的人甚至会认为这值得一试。

在一个脚注中，门格尔严厉地批评道：简单地将解剖学和生理学的成果融合进社会科学中的人，乃是同一错误的牺牲品，即使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并不是基于机械的类比，而是试图通过各种各样的综合的和晦涩的解释来证明，在自然有机体与所谓的社会有机体之间，存在着全面深刻的、实在的相似之处——这一切是希望借助这种方法获得对于社会现象的某种（有机的）理解；这类学者没有探究社会现象的性质与其起源，以指明在上述两类现象间偶然地存在着某些引人注目的相似之处。相反，他们一开始就抱着一种先人之见，认为在自然的有机体与所谓的社会有机体之间，存在着全面的相似性，然后，用最大努力，寻找支配他们的那种看法之基础，有的时候，甚至牺牲全部科学之公正性……这种研究取向是没有价值的。

这个脚注，简直就像是门格尔穿越时空写给哈耶克的。

2、我们的经济学领域之“生理学家和解剖学家”，如果遭到所有严肃的同行的指责，实属活该。这类似于自然科学家运用经济学方法而被同行指责……用某种人们其实本来更不了解的东西，解释人们知之甚少的东西，实在是非常荒唐的。

3、玩弄自然的有机体与社会现象之间的相似性，尤其是将一种现象领域的研究结果机械地照搬到另外一些学科，似乎毫无疑问地是一种几乎不值得严肃驳斥的研究程序。

4、上述意义的类比，是一种偏离科学原则的做法。但作为一种描述的方法，对于某些目的、对于了解社会现象的某些阶段而言，它当然一直是很有用的。最好的头脑一般不会企图借助于与有机的构造物的类比，来向同代人解释社会现象的性质。

门格尔作为帝师和贵族，说话是很客气和含蓄的，这意思其实就是：只有笨蛋才会这样做——把类比当成逻辑推理和解释。

第三，把无法解释的社会经济现象统统归于自发秩序、非意图结果，是对真问题的逃避。

门格尔说，有些社会现象是人们瞄准其建立之共同意志的产物，有些社会现象是人们从根本上旨在实现个人目标之种种努力的非意图结果。关于后者，我们承认，迄今为止对其认识还很不完备，仅仅基于这一点，我们才可将后一类社会现象（非意图出现的）之起源称为“生发的”、“自然的”甚至“有机的”，有别于前一类之起源。

门格尔的意思很清楚，他说的是：

在自然现象中，有许多现象看似是“非意图”的，但是我们很清楚，那不过是因为我们人类至今没有理解这种现象，不知道其中的规律性，随着人类智力进步和科学进步，这些过去无法解释的现象，以后可能就会得到正确的解释。

那么在社会经济领域，许多现象看似是“非意图”，同样不过是因为，有些人没有发现这其中的规律性，没有正确地解释这种现象。

况且，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人们的意图呢？当你不知道他人的意图时，你应当首先假定，这就是人们的“故意为之”。

总之，无法解释，并不代表没有因果关系、没有规律性，只是由于人们的智力还没有发现它、还无法解释它。我们的任务恰恰就是去探究它，去做出正确的解释。这才是一个科学研究者应有的谦逊和诚实态度。

把自己没有发现、无法解释的现象归结为自发秩序，不过是在逃避问题。你可以说，有些因果律我们至今没有发现，但是不可以用所谓自发秩序、非意图结果、看不见的手、有机体的类比，去掩盖自己的智力平庸，把探求因果关系的努力，诋毁为唯科学主义、建构理性主义。更不能用所谓自发秩序，去囊括一切，作为对问题的解释，那就是糊弄玄虚的伪科学。

第四，自发秩序，并没有提供社会经济现象的任何精确解释。

为什么起风了？

如果一个自然科学家告诉你：这是一种“自然现象”。你肯定认为，这不是在回答问题，这是在逃避问题，没有进行解释。正确的做法当然是，研究起风的成因：空气流动成风。

同理，为什么有了货币和劳动分工，你告诉人们：这是一种自发秩序，是人类行为的结果，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这也什么都没有回答。为什么有了市场，你告诉人们，因为人们会模仿，其他人参与了，自己也去参与，然后另一个群体看到他们这样做，自己也学者这样做，形成了扩展秩序，这更是什么都没有回答。

你应该回答的是：货币究竟是从什么起源的，人们为什么会选择使用货币，一种商品成为货币的条件是什么？人们为什么不自给自足，而是选择与他人之间的分工与合作？人们参与市场，是本能与理性之间这种含糊其辞，还是通过理性认识到，参与市场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别的群体为什么会学习并扩展呢，他们是盲目地模仿，还是通过理性认识到了什么？那些非意图的结果，为什么会发生，发生了之后人们为什么允许它持续？

当不论什么社会经济现象，或者当你要反对计划经济的时候，你都像背口诀一样告诉人们，这种经济现象是自发秩序，是人类行动的结果，却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这就是什么也没说。这不过是一种迷魂大法，也无法面对别人的攻击和反驳。

第五，自发秩序背后的原理，正是我们要进一步探求的对象。

门格尔也并不是反对“自发秩序”这个词语本身，前已述及，他说：作为一种描述的方法，对于某些目的、对于了解社会现象的某些阶段而言，它当然一直是很有用的。

即使是“激进主义者”罗斯巴德，尽管猛烈抨击自发秩序暗示人类缺乏思想和理性，盲目无意识地演化，片面强调行动的非意图后果，却认为人类有意识的行动的微不足道，但也并不是完全反对这个现象描述的词汇，他也说，不要被困到“自发秩序”这个词汇上，正确理解的自发秩序，应当是自愿秩序，它至少把重点放在了自愿选择而不是强制行为上。

门格尔，以及后世追随门格尔理性主义路线的奥地利学派，是要阐明：经济学家的使命，绝不能止步于指出这是自发秩序，而恰恰是要对这种自发秩序的原因给出答案：那些服务于公共福利，并对公共福利之发展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诸多制度规则，何以能够在不存在旨在建立这些制度的某种公共意志的情况下得以形成？

经济学的目标，绝不能停留在告诉人们这是自发秩序、非意图后果，这根本就不是证明和解释，也没有给出任何评判这种自发秩序演化的正当性理由，反倒给那些计划狂魔留下了攻击的口实。而是要清晰无误地告诉人们背后的机理，让每个人都掌握和理解他的行为的短期和长远后果，看得见的收益和看不见的代价。只有人们都明白这一点，自由市场才能存续。

我们人类，绝对不是盲目地演化的，而是有目的地行动的。一些好的非意图结果之所以存在，是有因果关系的。告诉人们这一点，相信人们有理解这一点的理性，至关重要。因为有计划地行动总是好过盲目地演化，有知总是好过无知。事实上，除了依靠人类理性，我们别无依凭。

门格尔做的伟大工作，就是去探求自发秩序背后的原理。

他认为，精确的研究方法所追求的目标，一方面是厘清这些作为社会有机体的构造物的“整体性”的特殊性质。另一方面，这种研究方法也致力于对其起源和运转状况做出精确的解释。它绝不对下面的幻想让步：只有通过与自然有机体的类比才能正确地理解这种整体性。相反，它试图通过对其直接进行研究，通过直接考察“社会有机体”，来证明这种整体性。它不满足于仅仅通过类比的方法来理解社会，相反，它努力地在不考虑相似性的情况下对其给予精确的理解，而靠类比是不可能厘清问题的。

因为这完全只是揭示了一种现象，它不足以提供一种解释，也没有阐明相关现象的起源，更没有揭示其中的因果关系。

市场过程，你可以说它是“看不见的手”，是自发秩序。但是这显然是不够的，似乎有一种神秘的、超越人类的力量，在主宰着、调节着市场过程。然而每一市场现象的形成，无不要追溯到每一个组成部分，即每个个人的行动；每一种总体上表现出来的现象，总是可以追溯至具体的有目的行动的人的边际选择。

劳动分工，你说它是一种自发秩序。但劳动分工到底是怎么来的？它显然不是无目的的，而是人们理性选择的结果。是因为人与人之间天然的不同，各地之间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人们能够通过理性认识到上述事实，并且可以认识到分工合作相比于自给自足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因此才主动选择了分工合作。

语言的诞生，在哈耶克看来，绝对是自发秩序。但是真的如此吗？作为一种交流沟通、降低合作成本的工具，某个词语和声音，代表什么，显然是人类刻意地创造和设计出来的，它从手势中被创造（大卫·戈登的研究成果）。语言本身，就包含了人类有目的的意识形态，反映了语言使用者的观念沉淀，所以它绝对是有意识的产物；学习一门语言本身，就是在学习某种观念，新一代人由此进入特定的环境。语言的不断变化，更是人们的“有意为之”，是随着思想观念的变化而变化的；语言不断地走向趋同，小语种慢慢地消失，也不是自生自发的，同样是人们“故意”的选择，因为作为一种交流工具，趋同才方便分工合作，发挥其最大效用，就像货币那样。

交换媒介，总是从若干具有商业价值的财货中出现的，它必然起源于严格的市场现象，而不是政府法令和社会契约。直接交换无法解决需求的双重巧合问题，阻碍了交换双方愿望的实现，这个时候，如果有一种更具适销性的商品，拥有它并不是为了直接使用它，而是为了放弃它，以换取自己需要的财货，那么就更容易实现交换的目标，在商业上处于有利地位。这同时对这种交换媒介的性质提出了要求：它必须转售价差小、随时随地都有需求，并且具备可分割、易保存和运输、不易造假等物理特征。于是，人们纷纷用自己生产的财货换取这种交换媒介，再用交换媒介去换回自己需要的商品，这种交换媒介由此得到了普遍使用，它就是：货币。

那些文化、习俗、习惯、传统，经由模仿代代相传，似乎是自然演化的。然而我们要问，这些习俗和传统，又是从何而来呢？难道它们本身不是人类理性的结果吗？扩展秩序的形成，难道仅仅是一个群体盲目地模仿和采纳另一个群体的做法，就没有理性的判断在里面？

如此等等，这才是原因的解释。

即便有些行动的结果是“无意图的结果”，但是我们还是要更进一步：这种无意图的结果为什么会持续和延续下来呢？它同样是人类理性的结果，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好的非意图结果，人类就不会继续重复。习惯性的重复，允许它不断地“扩展”，恰恰证明了这种非意图结果一再成功地实现了人类的目标。放任某种事态的发生，当然也是“刻意为之”，而不是没有做选择。

经济学家的任务，并不是告诉人们一个模棱两可、含混其词的自发秩序，反而恰恰是解释这种自发秩序。就如同把通胀视为一种价格上涨现象一样，它只是一种现象的描述，真正的原因和解释是：通胀是由于货币供应量扩大，因此它始终是一种货币现象。

总之，用自发秩序试图解释人类社会的秩序，是肤浅的、是对真问题的回避。它是把现象当本质，把结果当原因，它不能给我们认识社会增加任何智力。

四

当哈耶克在后面的文章中不断地为曼德维尔大夫这个拙劣的经验论、怀疑论和前凯恩斯主义狂徒叫魂（ 哈耶克就爱跟极不明智的人搅合在一起 ），为休谟的怀疑论、相对主义叫好的时候，门格尔早就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他提出了批评——他的论文的后面紧接着的就是《论货币的起源》。

任何人，只要读了门格尔精妙绝伦、令人醍醐灌顶的《论货币的起源》，就会知道，这些问题绝对不是一句简单的自发秩序、非意图结果、有机体就可以理解的，他对货币起源的论述，并不是拙劣的神秘主义和经验主义，而是一种严密的逻辑推导，它为后续任何论证者和反对者，都施加了一层严格的逻辑限制，这才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一个奥地利学派应当做的事。

仅仅用那些虚幻的词汇来为市场辩护，是毫无意义的，你必须证明它。

这已经反映了两个人在认识论方法论上的巨大差异。门格尔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知道“一切事物都受因果律的支配”，他要在自发秩序这种现象描述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去探求真正的原因和因果关系，而哈耶克则认为，这种经验现象本身就可以证明一切。

哈耶克在这种经验主义和神秘主义的道路上一路狂奔，他说：文化，行为主体通常不理解其功能，人类并不是因为有智慧才采用新的行为规则，而是因为服从新的行为规则才变得有智慧。心智不是文化演化的引导者，而是其产物，更多地基于模仿，而不是基于洞见和理性。

这种深入骨髓的反理性主义观点，是对人类的集体羞辱和反叛，而且是自我驳斥的悖论。

如果按照哈耶克的说法，他自己的著书立说不过是无目的的布朗运动，关于真与假、成败问题根本无从谈起。然而他的理论明显是错误的，他明显是有意识地、理性地塑造社会变革。

哈耶克又如何解释人类历史上层出不穷的变革呢？如果人类只知道盲目地遵从现有规则，不理解其功能，没有智慧采取新的行为规则，只有服从新的行为规则才变得有智慧，既然人类心智无法引导文化，反倒心智是文化的产物，我们倒是要问，这些行为规则和文化，又从何而来？那些变革又为什么发生？

所谓从自发秩序到扩展秩序，在哈耶克看来都是模仿。那么，模仿，总是有对象的。第一个用树叶遮住自己私处的我们的远古祖先，必定是出于理性和洞见，而主动地选择了这样做。他没有可模仿的人，他恰恰是被模仿的对象。

而即便是模仿，也绝不是无意识的，而照样是有目的行动的结果。是因为人们的理性告诉人们，做这样的模仿对自己有利，人们才模仿。如果他认识到这种模仿对自己不利，那么他就会“离经叛道”，就没有所谓扩展秩序了。所以模仿当然也是基于理性和洞见。

追溯历史，任何一种文化的、制度的、社会的、经济的现象，总是从某个有理性的头脑中迸发出来的，是他创造了这种文化和制度，得到大家的认可并模仿，而不是哈耶克说的相反状况。在哈耶克眼里，人根本就不是人，是只会模仿的机器。

通过所谓的自发秩序理论，实现了乾坤大转移，实际上消解了所有问题本身。人们似乎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按照自发秩序盲目地演化，遵从一切演化而来的规则。盲目地服从于任何既定的规则秩序，是荒谬的。

罗斯巴德说：**哈耶克致力于诋毁人类理性。**这话是一针见血的、丝毫没有冤枉他的。

卡尔·门格尔在《社会科学方法论探究》中写道：

（自发秩序的有机体类比）显然并没有向我们提供解决这里讨论的问题的办法，而是回避了问题本身。某种现象的起源，不是说说下面这句话就能解释的：它从一开始就存在了，或者它最初就发育完成了。对于每种复杂现象而言，这种理论没有解决其如何历史地形成的问题，它也蕴涵着一种悖论。这样一种现象显然是在某个时期从比较简单的因素发育起来的；一种社会现象，起码是其最原始的形态，必然是从单个因素发育出来的 。将社会制度的发展与自然有机体的发育进行类比，对于解决我们的问题而言，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它确实断言，制度是人的心智的非意图的结果，但它却没有说明，它们是如何形成的。这样的解释活动就相当于一位自然科学家解决自然有机体的起源时，只是简单地将其归结为“原初性”（originality)、“自然发育”(natural growth)或“原始性质”(primeval nature)。

正如霍普总结的那样：在社会科学解释中，但凡提及哈耶克式的范畴，诸如自然生长、自发演化、原生自然或无意识的自组织，统统都是彻头彻尾的神秘主义，用这种力量去解释一种社会现象，根本就不是在做任何解释，而是一种伪科学行径。声称某一现象从一开始就存在，或者声称它最初是自行发展起来的，绝不能解释该现象的起源。一种社会现象，至少就其最原始的形式而言，显然必定是由某个体因素发展而来的。

门格尔、米塞斯等大师，往往为了完整准确地阐述某种观点，也会完整准确地引用错误的观点作为铺垫。他们大段大段地引用或者阐述那些错误的观点，好几段过去以后，才发现这是他们要批判的对象。那些读书不认真的人，往往会断章取义地认为，这就是他们的观点；那些想要诉诸权威的人，想要从权威前辈的论述中截取一段来支持自己，为此不惜篡改前辈的观点、或者只截取对自己有利的部分。这是一种智识上的不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