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爆出一个腐败丑闻。

网上骂声一片，各种精英腐败、权贵通吃的帖子刷屏。

比如美国的萝莉岛事件。

有些人认为，这不正是宣传自由市场、反对强权政府的好机会吗？

我的看法相反。

不是因为这些事情不该骂，而是因为把注意力全放在腐败个案上，本身就是一个陷阱。

你骂的是人，但真正的问题是这套制度本身。

西班牙这些年腐败案子没少出：政客的亲戚从公共采购里揩油，疫情期间高价口罩被官员层层转包中饱私囊，失业救济专项资金被挪用于一些说出来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方。

媒体大篇幅报道，民众义愤填膺，反腐呼声此起彼伏。

结果呢？新政府打着清除腐败的旗号上台，民意支持率比前任更高。

但是，整个社会对国家应该管更多事情这一态度基本没变。

即使是西班牙的国营铁路出了铁路运营事故，也是在痛骂官僚腐败，但却没有一个声音提出引入私营替代方案。

这在世界上很正常，其实。

这些人愤怒的对象是腐败的人，不是这套拿你的钱却不需要对你负责的机制。

骂走一个贪官，换上来一个廉洁的，有用吗？整套逻辑还在那里，一点没变。

一些要幻想说要搞监督，监督有什么用呢？

各国庞大的议员系统，难道不腐败？美国的游说公司行贿的对象不就是议员吗？

中国的情形也类似。

每隔几年，都有高调的反腐运动。落马的官员数以千计，群众鼓掌叫好。但铁路还是国家的，医院还是国家的，各种管制制度取消得却少，很多税款的分配还是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的人说了算。

欧洲也不例外。

希腊在债务危机前多年，公务员系统臃肿到荒唐的地步，税务局的报告显示大量税款流失，政客把预算当私产。

然后危机来了，人们的愤怒砸向腐败的精英，但希腊政府在危机后的规模并没有真正缩减，有的只是更严苛的税收和更多来自欧盟的指导。

贪腐个案被清除，但产生贪腐的土壤没有消失。

骂人是出口气，但气出完之后，体制照旧。

很多人其实心里明白，人是自利的，自己坐在那个位置上，其实也是一个贪官，也不是什么高尚的道德神，甚至会更贪婪。

你看，他们平时利用关系谋求个人便利时，一点也不脸红。

碰到事，找个人，送点烟酒，把事摆平，让自己得利，不仅不以为耻，反而引以为荣。

你有什么资格骂贪官？

二）

那么，到底什么是腐败？

通行的说法是：官员滥用公共资源谋私利。

把公款花在家人身上，这是腐败。

用这种定义，哪个国家最腐败？北欧啊！德国啊！欧美啊！

无数民众不是通过选票的方式，将另一些人的收入剥夺，变成全民福利装到自己口袋里来了吗？

美国的单身母亲，可以一个月不用工作拿几千美元的补贴，谁的钱？不是来源于另一个努力工作的中产交的税款吗？

北欧把清洁工和教授的工资拉平，那个被抬高收入的清洁工的工资的一部分，不就是来源于被剥夺的教授吗？

你看，人们哪里恨腐败？人们只是恨，凭什么他腐败，我不能！

在全球各国的民众中，在腐败事件发生后，有一个很少被人追问的问题，凭什么这笔钱本来应该属于公共用途？

这个问题听起来奇怪，但仔细想想并不奇怪。

税收是强制征收的。你不缴，会有麻烦。不是你自愿把这笔钱交出去，说我愿意让国家帮我规划一下这笔钱的用途。

是国家告诉你：你必须交，我来决定怎么用。

一旦接受了这个逻辑，就只能相信国家在用钱方面比你更懂。否则，凭什么把决定权交给国家？

好，假设你接受了：国家在某些方面确实比个人更懂，所以把这笔钱交给国家统一支配是合理的。那接下来，当这笔钱被一个官员花在他认为值得的地方——即使这个地方是他自己的口袋——你凭什么说这是腐败？

这一笔钱花在另一个与你毫无关系的老农民身上，或花在一个贪官身上，对你来说，其实意义一样。

这不是在为贪官辩护。这是在指出一个逻辑上的矛盾，你既然承认了强制征税是必须的，就隐含地承认了国家及整个官僚系统支配这笔钱的权威。

那这个支配，无论多荒唐，都只是合法支配的某种形态。

说白了：如果征高额税收是对的，腐败就只是用法不当；如果个人才有权支配自己的钱，那问题根本不在钱被怎么花，而在于这笔钱从一开始就不该被拿走。

骂腐败，而不质疑征税本身，是在认可一块田地的所有权，却抱怨庄稼长得不好。

同样，管制经济活动，审批各种经济活动，正是官员腐败的权力来源，这个权力不就是民众们授予的吗？

无数民众不是要求食品要政府官员进行事前审查吗？那你怎么能怪官员去厂里三天两头检查？

你自己明明也是追求经济利益的？你怎么能让官员就不追求经济利益？他收点钱，就放企业一马，怎么了？不是你呼吁的结果吗？

腐败，产生于非市场领域，他与市场中员工侵占企业利益，是两回事。

市场中的员工侵占，是一种偷盗。

但在非市场领域，利用权力寻租，是权力天然的特性，贪墨公款，因为公款本身无主。

这是机制本身必然的激励因，任何方法都解决不了。

我们能看到的现象，不过是因为发达国家积累多，富人多，因此，发达国家全民腐败，官僚腐败就不那么明显，而在发展中国家，不管你搞什么制度，没有足够的资本积累，全民腐败也有限，这时官僚腐败就很突出了。

只要公有资源多（税收多），管制多（干预经济活动多），这一个地方就是最为腐败的地方。

如果要我来评价，全世界最腐败的地区，就是欧洲。

这一地区，不仅有着巨额的财富分配（全民腐败），还有无数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管制（贸易管制、环保管制背后都是大企业推动的官商勾结）。

三）

市场才是没有腐败的地方。

在市场中，每个人都在试图满足自己的需求。为了这个目的，人们生产东西，不是因为国家要求，而是因为这是换取其他自己需要的东西的方式。我种土豆，换你的布鞋，我们各得其所。

这就是分工合作，是整个现代经济的基础。

在这个过程里，价格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信号系统。我想卖一幅画，但没人买，价格就跌到零。我种土豆种得好，土豆需求旺，价格就高，我就多种。这个反馈系统实时运转，没有一个中央机构在协调，却让几十亿人的供需大致对上。

政府呢？

政府不参与这个系统的生产环节。政府靠的是另一套逻辑：税收，也就是强制从私人生产部门提取资源，来维持自身的运转。还需要依赖管制，创造出自己的权力来源。

这带来三种效果：

第一，禁令。国家禁止某些它认为不妥的交易，导致某些本来能成交的买卖无法进行，产量下降。比如禁止塑料吸管，结果市场上出现了纸质吸管——论环境成本，后者其实更高。禁令不会消除需求，只会让需求通过更扭曲的方式得到满足。

第二，管制。本质上是针对某些生产方式的局部禁令。管制扼杀创新，因为创新往往意味着打破现有规则。管制也增加合规成本，大公司能承担这个成本，小公司往往被淘汰，所以管制通常是大企业的保护伞，不是市场监管者。这不是什么阴谋论，是经济学常识。

第三，政府开支本身。把钱从私营生产部门强制转移到政府，再由政府花出去，这个过程里没有价格信号，没有利润损失机制，花的人没有足够动力把钱花在值刀的地方。不是因为官员坏，是因为机制本身不提供正确的激励。

四）

自由市场里，企业之所以努力把钱花在刀刃上，不是因为老板道德高尚，而是因为花错了要亏损，亏损了就倒闭。这是个硬约束，没有例外。

政府机构没有这个约束。税收是强制的，不管服务好不好，收入都在那里。没有竞争对手能夺走客户。失败了，不会倒闭，只会申请追加预算。

这不是个别官员的问题，这是整个激励结构的问题。

米塞斯在他的书《官僚主义》里讲得很清楚：在公共机构里，没有市场价格来评价一件事情做得好不好，所以公共机构必须按照和私营企业完全不同的原则来运作。换句话说：没有利润，也没有亏损。只有预算，和消耗预算的人。

罗斯巴德补充说：在自由市场里，消费者是王。企业为了盈利，必须尽力服务消费者。在政府运营里，这个逻辑完全颠倒过来。政府机构的收入来自税收，不是服务的质量。所以纳税人不是需要讨好的客户，而是消耗资源的麻烦。

这个描述，相信有过政府办事经历的人都不会感到陌生。

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经历了令世界惊叹的经济增长，但仔细看，这个增长主要发生在哪里？主要发生在国家控制相对薄弱、民营企业相对活跃的地方。广东的制造业、浙江的民营经济、深圳的科技产业。

而国有领域呢？银行、电信、能源、铁路。这些领域效率低、垄断重、服务差，是全社会抱怨最集中的地方。不是因为国企的员工比民企员工更懒惰或者更贪腐，而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机制不给他们提供把事情做好的动力。

这不是什么偶然，这就是机制的必然结果。

五）

为什么世界各国腐败丑闻会周期性爆发，社会愤怒会周期性升温，却没有改变这个根本的机制？

有一个原因很少被提到，那就是，腐败丑闻其实在某种程度上维护了人们对国家管理公共事务的信念。

这个逻辑是这样的。

人们看到腐败，感到愤怒，认为坏人破坏了本来应该运转良好的制度。结论不是权力过多管制过多导致更多的腐败，而是我们需要把坏人清出去。清出去之后，人们对制度的信任反而可能增强，因为他们觉得这次总该好了吧。

这是一种周期性的自我修复：丑闻爆发，清除腐败，制度信心重建，然后下一次丑闻再来。

真正的问题从来没被触及。

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人掌控着这笔钱？这笔钱凭什么不在生产出它的人手里？为什么政府需要掌握这么多管制经济的权力？

自由市场的运转原则不需要假设参与者道德高尚。市场之所以有效，恰恰是因为它利用了人的私利。我为了赚你的钱，必须给你提供你想要的东西。如果我提供的东西不好，你就去找别人，我就倒闭。这是个自我纠错的系统，不依赖于道德楷模的出现。

国家的逻辑恰好相反：它靠强制维持自己的运转，不需要你的同意，也不需要你满意。

于是人们在这一领域，要求出现道德楷模。

所以腐败不是国家机器生病了，腐败是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时必然产生的副产品。

六）

有人会说：难道国家什么都不应该管？无政府主义不是解决方案。

我不是在说政府应该立刻被消除，而是在说，把所有社会问题都归结为坏人在当政，然后寄希望于好人上台来解决，这是一条永远走不通的路。

因为问题不在坐在那个位置上的是好人还是坏人，而在那个位置本身的运作逻辑。

钱从强制征收中来，服务的提供者不依赖服务质量维持收入，竞争被垄断排除在外。这几个条件放在一起，无论多么道德高尚的人进入这个系统，最终都会按照系统的激励来行动。

在任何一个国家，那些完全不允许竞争进入的领域，纯粹的国家垄断，无论在哪个国家，腐败问题始终存在。

这不是意识形态，这是一个机制问题。美国的国有邮政系统，每年1300–1500 起腐败调查、400 + 人被捕、350 + 定罪。区域性、员工级、团伙性大规模腐败 案件，每年数十起。而小型贪腐，每年上千起。

三权分立又如何呢？能禁止腐败吗？

七）

所以，腐败丑闻爆发时，是宣传自由市场理念的好机会吗？不是。

把论点建立在腐败很丑上，隐含的前提是，如果没有腐败，这套体制就是可以接受的，。这恰好是我们需要反驳的前提。

真正需要传递的信息是：自由、自愿的交换是让社会运转的机制，是让陌生人彼此服务的方式，是创造财富的根本来源。

不是因为人类特别高尚，而是因为在自愿交换里，提供好服务才能得到回报，提供烂服务就会被淘汰。

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把第二个问题混成第一个，是几百年来大多数政治讨论犯的错，也是为什么腐败丑闻总是以清除腐败人物、巩固制度信任而告终。

让社会更文明的核心，不是找到更廉洁的官僚，而是减少权力管制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