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备受赞誉的企业，高调地、一次性地、百分之百地录取了30名刑满释放人员。

创始人于东来先生还讲了温情的话，预付了工资，解决了住宿。

于东来擅长于搞舆论，这一次行动，他或许认为占据了道德、温情、社会责任的全部制高点。

谁要是敢说半个“不”字，恐怕立刻会被贴上“冷血”、“没有同理心”的标签。

我们必须承认，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企业家有百分之百的、不容置疑的权利，用自己的财产去雇佣他想雇佣的任何人。

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于东来先生的决定，是他对自己王国——也就是他的企业——行使的绝对主权。

但是，承认一个人的权利，不代表我们必须赞美他行使权利的方式。

恰恰相反，正因为我们尊重权利，我们才更有必要去审视，一种行为方式背后，遵循了怎样的逻辑，又将导向怎样的未来。

一）信用污点不是歧视，是市场的记忆

我们先来谈一个被严重误解的概念：歧视。

在现代白左语境下，“歧视”成了一个弥天大罪，仿佛任何区别对待都是不可饶恕的。

但人与人之间基于个人经验和判断做出区别选择，是再正常不过的自由。

我选择和谁做朋友，选择和谁交易，选择雇佣谁，这是我支配自己身体和财产的基本权利。

而对于刑满释放人员，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不信任”或者说“歧视”，真的是一种需要被“纠正”的偏见吗？

不是。

这是一种社会自发形成的、极其宝贵的信用体系，是市场的记忆功能。

一个人之所以犯罪，比如盗窃、抢劫、诈骗或伤害，其本质是什么？

在自由至上主义者看来，犯罪的本质就是侵犯他人的财产权或人身权。

一个人用行动证明了，他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无视社会最基本的契约——尊重他人的权利。

法律让他付出了代价，比如坐了几年牢。这叫“应报”。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一出狱，他的信用记录就应该被一键清零。

市场不是一个健忘的傻瓜。

一个人的历史行为，是他未来行为的最佳预测指标。

一个有过暴力犯罪记录的人，他再次使用暴力的概率，统计上就是比普通人高。

一个有过盗窃、诈骗行为的人，他在诚信上的风险，就是比普通人高。

这不是道德审判，这是一个冷冰冰的、基于事实的风险评估。

因此，当一个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看到一份有犯罪记录的简历时，他们选择更加谨慎，甚至直接拒绝，这不是什么“法律上的歧视”，这是一种理性的、符合经济原则的风险规避。

因为企业主的首要责任，是对自己的财产负责，对其他员工的安全负责，对顾客的利益负责。

所谓的“信用污点”，不是国家强加的额外惩罚，而是社会成员根据一个人的过往，自发地、去中心化地调整了对他的信任评级。

这个机制，是维护社会秩序、降低交易成本的基石。

如果一个社会强行要求所有人“忘记过去”，“无条件接纳”，那等于是在惩罚那些一直遵守规则的好人，鼓励所有人都不必为自己的行为承担长远的社会后果。

所以，胖东来高调宣称“你们已经付出了代价，不用觉得低人一等”，这话在情感上很温暖，但在逻辑上是危险的。

他们确实付出了法律的代价，但这不代表市场的记忆就应该被抹去。

让他们“不觉得低人一等”的最好方式，不是通过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来“平反”，而是让他们在无数次具体的、诚实的交易中，一点一滴地、艰难地，重建自己的信用。

二）高调的救赎，可能是一场灾难的序幕

于东来先生完全有权利雇佣他想雇佣的任何人。如果他通过严格的面试，发现这30个人里，有5个、10个确实是人才，或者他认为风险可控，他完全应该把他们招进来。

但他应该怎么做？

悄悄地招。像对待其他任何普通员工一样，办理入职，签订合同，分配岗位。让他们隐于人海，用自己的工作表现，而不是用“刑满释放人员”这个标签，来赢得同事的尊重和信任。

这才是对他们个体最大的尊重。

然而，胖东来选择了一种最高调、最戏剧化的方式。这不免让人担忧。

这在企业内部制造了巨大的信息鸿沟和猜疑链。

现在，整个胖东来的员工都知道，公司新来了一批“特殊”的同事。

那么，一个很自然的人性反应就会出现：他们是谁？他们在哪一个部门？他们曾经犯过什么罪？

这种好奇、猜疑甚至恐惧，是无法用行政命令消除的。

当一个普通员工发现，自己身边那个新来的同事，可能就是那30人之一时，他内心的堤防会大大增加。

这种不信任，会严重侵蚀部门内部的协作氛围，增加管理成本。于东来先生的善意，是想让他们融入集体，但这种高调的“欢迎仪式”，恰恰是在他们头上贴了一个最醒目的标签，把他们从集体中“孤立”了出来，让他们成了被围观、被审视的“特殊动物”。

聚集式招聘，还埋下了“次级社群”的隐患。

一次性招聘30个背景如此高度同质化的人员，这是一个极其冒险的管理决策。

人是社会性动物，会本能地寻找身份认同。

这30个人，带着共同的标签，经历过相似的苦难，他们之间形成一个紧密的“内部小团体”，几乎是必然的。这个小团体的凝聚力，很可能会超过他们对公司的认同感。

当这个小团体形成后，会发生什么？如果他们中的一些人，未能彻底摆脱过去的恶习，这个小团体就可能成为传播负能量、抱团对抗公司制度的“根据地”。

更可怕的是，历史上黑社会性质的企业，最喜欢成建制地吸纳这类人员，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投名状”，服从性高，下手狠。

我绝不是说这30个人会变成黑社会，但把一手烂牌的人集中在一个赌桌上，你不能指望他们突然开始打桥牌。

最令人不安的：“来了三十人，就录取了三十人”。

这是一个完全违背商业理性的决定。

商业是什么？商业是基于“区别对待”的艺术。你要在无数的供应商里，选择性价比最高的；你要在无数的客户里，找到最优质的；你同样要在无数的求职者里，挑选最适合岗位的那一个。

面试30人，录取30人，这传递出的信号是：这次招聘的唯一标准，就是“刑满释放人员”这个身份。

至于他们的个人能力、过往罪行、性格匹配度、悔改的真实性，似乎都不再重要。

这已经不是招聘了，这是慈善，甚至是带有表演性质的慈善。

一家企业，当然可以做慈善，但绝不能把慈善和商业混为一谈。

商业的核心是盈利，是用高效的资源配置，为社会创造价值，并从中获取回报。

当一家企业开始用情感、用道德表演来代替商业判断时，它的根基就开始动摇了。

今天可以为了“救赎”而放弃标准，明天就可能为了其他“高尚”的理由而牺牲效率。

长此以往，企业会失去竞争力，最终的结局是破产。到那时，不仅这30个人会再次失业，公司里成千上万的普通员工，他们的饭碗又由谁来保障呢？

三）最好的“救赎”，是让他直面市场的残酷

那么，一个刑满释放人员，应该如何重返社会？

在一个健全的、基于私有产权的市场经济中，答案是唯一的：依靠他自己，在自由市场中，重新证明自己的价值，重建自己的信用。

这个过程，注定是艰难的、痛苦的、充满挫折的。他会因为自己的过去，被无数次地拒绝。这是他必须支付的代价。这个代价，不是为了惩罚他，而是为了让整个社会放心。

他的“救赎”，不在于某个“好心人”戏剧性地给他一次机会，而在于他自己每一次的履约行为。

他可以从最没有人愿意干的脏活累活开始，因为在这些领域，雇主的风险厌恶程度最低。

他每一次准时上班，每一次保质保量地完成工作，每一次信守承诺，都是在为自己那早已透支的信用账户里，存入一笔微不足道的保证金。

日积月累，当他用连续多年的、可被观察到的、稳定的、负责任的行为，覆盖了他那段不光彩的历史之后，市场的记忆就会慢慢更新。

会有雇主愿意给他一个机会，去尝试更需要信任的岗位。这个过程，可能需要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

这很残酷，但这是唯一真实的道路。

高调的、运动式的“救赎”，实际上是剥夺了他们走这条路的权利。

它试图用一种廉价的温情，创造一个虚假的“无菌环境”，让他们跳过最关键的“信用重建”过程。

这就像给一个学走路的孩子装上了一副拐杖，看似是保护，实则是剥夺了他长出自己双腿力量的机会。当拐杖（比如胖东来的特殊照顾）一旦消失，他会摔得更惨。

我批评的不是于东来先生的善心，我批评的是一种危险的、反市场的思维方式。

这种思维方式，试图用情感代替理性，用集体标签代替个体判断，用轰轰烈烈的慈善表演，来掩盖市场经济真实的法则。

对于东来先生来说，他行使了他的产权，这无可厚非。但对于我们这些观察者而言，我们应该从这件事里，看到更深层的东西。

一个健康的社会，不需要那么多高调的救赎者。它需要的，是一个坚守法律、尊重产权、让每个人都为自己行为负责的、稳定而自由的市场秩序。在这个秩序里，每个人都有机会，但每个机会，都必须靠自己去赢得。

救赎，从来不是别人赐予的，而是在一次次的选择和行动中，自己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