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教科书里那幅充满理性光辉的宪法辩论图景——杰斐逊的“严格解释”对阵汉密尔顿的“隐含权力”，最终由华盛顿英明裁断——全他妈是胡扯。

真相远比这肮脏百倍。

1790年，当汉密尔顿将他的《关于国家银行的报告》提交国会时，他知道自己面临的是什么：

以杰斐逊和麦迪逊为首的南方农业集团必将誓死反对。

这些刚从英国王权压迫下挣脱出来的人，对任何带有“英格兰银行”色彩的东西都抱有本能的恐惧。

汉密尔顿需要的不是辩论的胜利，而是交易的筹码。

** **

肮脏的开端：地产投机与金融垄断的联姻

筹码很快出现了：永久性首都的选址问题。

当时国会暂驻纽约，但各方已同意在波托马克河畔建立新都。

华盛顿，这位弗吉尼亚最大的奴隶主和土地投机者，对选址有着超乎国家利益的热情。

他的维农山庄庄园占地八千英亩，而规划中的哥伦比亚特区边界如何划定，直接决定着他名下土地价值的暴涨或沉寂。

汉密尔顿的盟友、参议员罗伯特·莫里斯（正是那位军火投机商）提出了交易方案：

南方议员支持汉密尔顿的中央银行法案，作为交换，北方联邦党人同意将首都边界南扩，把波托马克河两岸大量土地囊括进来——其中包括华盛顿及其密友们的产业。

这不是推测，这是事实。

1790年6月，杰斐逊在日后回忆录中被迫承认，他正是在自己家中设宴，促成了这场“肮脏的交易”。

汉密尔顿得到了他的银行，南方庄园主得到了增值数十倍的土地。

华盛顿大笔一挥签署法案时，他签署的不是国家的金融基石，而是一份用金融垄断换取地产暴利的契约。

但这场交易，在汉密尔顿和莫里斯这对搭档的宏大蓝图里，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序幕。

他们真正要建造的，是一个能让所有自由市场沦为笑谈的掠夺机器。

罗斯巴德在《银行的秘密》中剥去了所有伪装：

汉密尔顿根本不想建立什么“健康的公共信用体系”。

他的目标明确——在大西洋彼岸复刻英国的重商主义帝国，用一个庞大的中央政府、保护性关税和垄断特许权，构建一个让权贵集团永续吸血的结构。

而这一切始于一场针对美国退伍老兵的、有组织的国家级抢劫。

** **

制度化的掠夺：从国债丑闻到腐败永动机

1790年1月，汉密尔顿宣布联邦政府将按面值全额兑付独立战争时期发行的旧国债。

听起来是不是很公道？

但魔鬼在细节里：

这些债券因政府信用濒临崩溃，在市场上实际交易价格仅为面值的10%-20%。

更重要的是，消息的传播速度被有意利用。

国会内部人士——包括汉密尔顿的助理财政部长威廉·杜尔——在法案通过前就已获知全盘计划。

他们立即行动。

成袋的现金被装上特快帆船，驶向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佐治亚的偏远乡村。

国会议员们甚至动用特权包租船只，争分夺秒地赶在消息通过日常邮路到达之前，从那些手持债券的退伍士兵、寡妇和小农场主手中，以低至面值2%的价格收购这些即将暴涨的纸片。

历史学家道格拉斯·阿代尔找到了确凿证据：

仅弗吉尼亚一个州，就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战争债券在消息公开前的窗口期被“内部集团”收购。

罗伯特·莫里斯，这位后来的“美国首富”，通过这场操作净赚了相当于今天数亿美元的财富。

而汉密尔顿的财政部，成了这场掠夺的指挥中心。

杰斐逊后来愤怒地记录道：

“我看见原本属于士兵、农民、工匠的债券，成捆地出现在纽约投机客的保险箱里。这不是金融，这是有执照的盗窃。”

但他当时还未完全看清：

这场一次性抢劫，只是汉密尔顿真正目标的预热。

汉密尔顿曾公开宣扬他的政治哲学：

“驱使人的只有两样东西——武力或利益。在这个国家，武力不可行。因此，我们必须用利益来捆绑立法机关。”

一次性贿赂议员当然不够，他们可能退休、可能死亡。

杰斐逊在1792年给华盛顿的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因此，必须发明一种更持久的发动机。”

这，就是美国第一银行（BUS）。

从奥派的视角看，中央银行远非“稳定经济”的仁慈机构。

它是罗斯巴德所说的“国家-银行联合体”的心脏，一个能系统性、永久性地实现财富转移的腐败永动机。

其运作逻辑在1791年就已暴露无遗。

美国第一银行获得了一项致命特权：

它发行的银行券可以作为缴纳税款的法定货币。

这意味着政府用法律强制赋予了这些私人发行的纸片以准货币地位。

银行随即以部分准备金制度运作——只需持有少量金银，就能大量放贷、发行票据。

汉密尔顿的盟友、议员和关系密切的商人，获得了低至4-6%的优惠贷款，而当时市场利率高达8-12%。

这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完美的腐败循环：

银行用特许权创造廉价信贷→→→信贷流向政治关系户→→→关系户用利润支持银行和政治盟友→→→政治力量强化银行特权。

整个过程不需要再从纳税人那里艰难征税，只需要印钞机的轻轻一转。

这种模式并非美国独创。

汉密尔顿的模板——英格兰银行——诞生于1694年，就是一场更赤裸的交易：

威廉三世为战争融资，伦敦金匠集团提供贷款，换来的是垄断发行银行券的特许状。

结果在英格兰银行成立后的二十年里，英国物价上涨了50%，普通民众的储蓄被无声掠夺，而参与创建的贵族和商人财富暴增。

这正是哈耶克所批判的：

“货币垄断是政府所有特权中最危险的一种。”

杰斐逊看穿了这套把戏。

他写道：“汉密尔顿的体系从目的到手段都是腐败的。它不仅倾向君主制，而且是一种建立在腐败之上的君主制。”

约翰·亚当斯曾感叹，若清除英国宪法的腐败，它将是人类最完美的政体。

汉密尔顿当场反驳：

“清除腐败？那政府将无法运转！腐败，正是它实际运作的润滑剂。”

中央银行，就是汉密尔顿为美国这台国家机器设计的、制度化的润滑系统——一个永不停止的腐败引擎。

全球瘟疫：掠夺模式的扩散与升级

如果你认为这只是美国早期的黑暗篇章，那就太天真了。

中央银行这种肮脏的DNA，如同瘟疫般在全球复制，其核心逻辑亘古不变：

用货币垄断权为政府和金融精英创造隐性财富转移通道。

看看拿破仑的法兰西银行（1800年）。

这位皇帝需要为他的战争机器融资，但又不想像旧王朝那样引发民众抗税。

解决方案就是授予一群私人银行家垄断发行权，让他们用纸币为政府提供贷款。

作为回报，这些银行家获得了国债承销、殖民地贸易垄断和军工订单的特权。

拿破仑的马伦哥战役胜利，是用法郎的隐性贬值换来的。

普通民众的积蓄再次成为牺牲品。

再看最“经典”的美联储诞生记——1913年的耶基斯岛会议。

教科书会说这是为了“终结金融恐慌”的理性设计。

呵呵

全是谎言。

1910年11月，美国六位最有权势的银行家——代表摩根、洛克菲勒、库恩-勒布等财团——秘密搭乘私人列车前往佐治亚海岸的耶基斯岛。

他们伪装成“猎鸭之旅”，实则闭门策划了十四天。

与会者之一、后来的美联储理事保罗·沃伯格坦言：

“我们必须把会议藏在最深的秘密中。如果被公众知道是银行家们在起草法案，它永远不可能通过。”

他们设计了一个精妙的障眼法：

用“地区联邦储备银行”的分散结构伪装成分权，实则将货币发行权集中到私人股东手中；

用“总统任命理事”制造政府控制的假象，实则纽约联储（由华尔街控制）掌握实际决策权。

美联储法案在1913年圣诞节前夜，趁多数议员已回家过节时强行通过。

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后来懊悔道：

“我不经意间摧毁了我的国家。”

米塞斯在《人的行动》中早就点破这种伪装：

“所谓的‘独立央行’，不过是利益集团避免直接政治责任的遮羞布。”

中央银行最致命的“功能”，也是奥派商业周期理论的核心批判对象，就是通货膨胀。

但这绝非“经济增长的温和伴随”，而是系统性的财富转移。

当汉密尔顿的美国第一银行增发票据时，当美联储通过量化宽松购买数万亿美元国债时，它们都在进行同一件事：

稀释民众手中货币的购买力，将财富从储蓄者、工薪阶层手中，转移到最先拿到新钱的政府、银行和关系企业手中。

理查德·坎蒂隆在18世纪就发现了这个规律：

新增货币并非均匀流入经济。

它首先进入政府及其承包商的口袋，让他们能在物价上涨前购买资产和服务；

随后蔓延到金融部门；

最后才以工资形式到达普通劳动者手中——而此时物价早已上涨，他们的实际收入已经缩水。

这就是“坎蒂隆效应”，一场静悄悄的抢劫。

自美联储1913年成立以来，美元丧失了超过96%的购买力。

1790年1美元能买的东西，今天需要30美元。

但这只是平均数——那些靠近印钞机的人，他们的资产（股票、房地产）涨幅远超通胀；

而那些靠固定收入或存款生活的人，则被洗劫一空。

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量化宽松”是最新例证。

美联储创造了4.5万亿美元新货币购买债券，首先救助的是高盛、摩根大通这些“大而不倒”的银行。

股市和豪宅价格飙升至历史高点，而普通人的工资增长停滞。

根据美联储自己的数据，危机后十年间，美国最富有的1%人群财富增长了40%，而底层50%人群的实际财富几乎零增长。

这不是意外，这是设计。

中央银行通过制造资产泡沫，让金融精英获利；

当泡沫破裂时，再用纳税人的钱救助他们。

奥派经济学家弗里茨·马赫卢普称之为**“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亏损社会化，利润私有化。**

这种腐败模式已成为全球标准。

先看欧洲中央银行（ECB）——它被授权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拯救欧元，实际运作却是用德国储户的积蓄，去补贴南欧政府的挥霍和无效率银行。

希腊国债危机期间，ECB购买了数百亿欧元希腊垃圾债券，实质是用整个欧元区的信用为腐败的雅典政客买单。

再看日本银行（BOJ）。

经过三十年“对抗通缩”的货币宽松，其资产负债表规模已超过日本GDP的130%。

结果日经指数回到了泡沫经济时代的高点，大企业坐拥巨额现金，而普通日本人的实际工资比1990年还低。

年轻人陷入“终身临时工”的困境，因为廉价资金流向了股市回购和僵尸企业，而非生产性投资。

最触目惊心的是发展中国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这两个全球央行的“传教士”——过去四十年强迫上百个国家接受“结构调整”：

开放金融市场、建立“独立央行”、实行浮动汇率。

美其名曰“现代化”，实则是为西方资本打开掠夺通道。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典型。

国际炒家利用各国央行的漏洞发起攻击，当地货币暴跌。

IMF的“救援方案”要求韩国、泰国、印尼出售国有企业和银行给外国资本。

结果就是三星、现代等企业的控股权落入华尔街手中，这些国家数十年的积累被廉价收购。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当时怒吼：

“这根本不是救援，这是金融殖民！”

奥地利学派早就警告过：

货币垄断必然导致经济扭曲。

当央行人为压低利率，就会发出错误的价格信号，诱导企业家进行过度投资和冒险——这就是米塞斯-哈耶克商业周期理论的核心。

1929年大萧条、2008年金融危机、无数泡沫破灭，根源都是中央银行对利率的操纵。

但每次危机后，他们不仅不被问责，反而获得更大权力。

** **

从未停止的反抗与终将到来的清算

从第一刻起，对这种腐败引擎的反抗就开始了。

杰斐逊和麦迪逊领导了最初的斗争，他们成功阻止了美国第一银行在1811年续期。

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在1832年否决了第二美国银行的续期法案，并发表了美国历史上最激烈的反央行檄文：

“这个银行（第二美国银行）企图利用政府权力建立垄断……它用外国资本和国内特权阶层的金钱，来压制人民的意志。银行们总是渴望政府越强大越好，因为这样它们的特权才能永固。我准备好冒着任何风险来摧毁这个怪物。”

杰克逊确实摧毁了它——但他未能摧毁这个理念。

1863年，林肯为内战融资的需要签署了《国家银行法》，私人银行再次获得发行货币的特权。

而1913年美联储的成立，标志着银行业对美国的彻底胜利。

奥派经济学家们拒绝同流合污，坚持不懈的揭露这个骗局，也因此被所有集权政府所排斥和打压。

哈耶克在《货币的非国家化》中提出了终极解决方案：

废除中央银行，允许私人发行竞争性货币。

但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太强大了。

今天，这部腐败引擎已升级到数字时代。

央行数字货币（CBDC）被宣传为“金融创新”，实则是终极控制工具。

想象一下：

政府可以编程决定你的钱能买什么、不能买什么；

可以对任何异见者一键清零其数字钱包；

可以通过社会信用体系，将金融权限与政治服从挂钩。

这将是汉密尔顿之流做梦都想不到的完美控制机器。

从1791年华盛顿签字的那一刻，这个病毒就注入了现代国家的血液。

它用“稳定经济”、“促进增长”、“充分就业”等美好词汇包装自己，实则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持久、最隐蔽、最庞大的财富转移。

它让政客能无痛地发动战争（越战、伊拉克战争都是印钞机支持的），让金融精英能永久性地抽取经济租金，让普通人辛勤劳动的成果在无形中蒸发。

汉密尔顿赢了。

他的腐败引擎不仅未曾熄火，反而吞噬了全球。

当你在超市为不断上涨的物价困惑时，当你的存款利率永远跑不赢通胀时，当你看到亿万富翁在危机中财富暴增时——你正在亲身体验这部两百三十年前设计的掠夺机器，那冰冷而高效的运转。

它还在加速。

除非有人敢像杰克逊那样，说出那句今天已被遗忘的话：

“你们是毒蛇的巢穴。我要摧毁你们，以上帝的名义，我必将摧毁你们。”

但这一次，需要摧毁的不是一家银行，而是整个让腐败制度化的货币垄断体系。

否则，从汉密尔顿的内幕交易到美联储的量化宽松，再到即将到来的数字控制，这场无声的掠夺将永无终结。

而时间，已经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