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国考报名人数，又创新高。

几十万个岗位，几百万人竞争，有些热门职位的竞争比例超过一千比一。

很多人说，这是年轻人太功利，太没有进取心，不愿意创业，只想要铁饭碗。

这个解释，责怪了错误的人。

汉斯-赫尔曼·霍普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理论》里有一句话，把这件事说得比任何评论家都更清楚：

只要有产权再分配制度，就会削减人们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激励社会中更多的人倾向于成为寻租者而不是生产者。

考公热，是这句话最直接的现实注脚。

两种获得收入的方式

先把两个概念说清楚。

生产者，是通过创造价值来获得回报的人。他种地、开厂、编程、教书，他的收入来自于别人自愿为他的产品和服务支付的钱。他必须让别人满意，才能活下去。

寻租者，是通过占据资源分配的位置来获得回报的人。他的收入不来自于自愿交换，而是来自于对资源再分配过程的参与和控制。他不需要让消费者满意，他需要让规则的制定者满意。

这不是道德判断，是对两种不同收入来源的客观描述。

关键在于：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这两条路的预期回报率是不同的。

在一个产权清晰、契约有效、进入市场门槛低的社会里，生产者的回报率高，寻租的空间小。聪明的年轻人会倾向于成为生产者。

在一个进入市场需要层层审批、寻租空间宽阔、体制内有大量稳定资源可以分配的社会里，寻租者的预期回报高，生产者的相对回报低。聪明的年轻人会做出相应的理性选择。

考公热，不是年轻人的问题。是制度告诉了年轻人哪条路的预期回报更高，年轻人理性地回应了这个信号。

朋友的反驳：北欧不是反例吗

有朋友提出了最常见的反驳：北欧国家税率高、再分配程度高，但人均幸福感高、犯罪率低、人人敢创业敢失败。这说明"好的再分配"是可能的，问题不在于再分配本身，而在于再分配的方式。

这个反驳值得认真对待，也值得认真回应。

第一：北欧的繁荣，先于高福利体系的建立。瑞典在二十世纪中期之前，是相对市场化的经济体，这个时期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和社会资本，后来才建立起高福利体系。高福利是在繁荣的基础上建立的，不是繁荣的原因。

第二：北欧这几十年的实际走向，是减税而不是加税。瑞典在1991年将最高所得税率大幅削减，推进学校教育市场化改革，放开医疗市场准入。他们发现，无限制消耗市场积累的财富基础，系统会失去动力，必须不断向市场借力。

第三：北欧是人口几百万、社会同质性高、历史积累完全不同的小国。把这个模板直接套用在体量、结构、历史截然不同的社会，是一个比较上的错误。

霍普的逻辑依然适用于北欧——它只是在消耗积累更充裕、社会信任更高的基础，速度慢一些。任何产权再分配制度，长期运转，都会削弱生产的激励。

索马里是无政府的反例吗

另一个常见论点：历史上每次"无政府"，如索马里、阿富汗，都走向了军阀掠夺，所以必须有政府，没有政府就是强盗横行。

这个论点有一个事实错误：索马里和阿富汗不是无政府状态，是失败国家。

失败国家与无政府状态，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失败国家，是指政府存在，但政府本身成了掠夺工具——各个武装派系争夺政府权力，用手中的暴力垄断争夺资源控制权。索马里的内战，是各方争夺谁来执掌权力，不是因为没有权力中心而混乱。

历史上有接近自发秩序的案例：中世纪冰岛共和国存在约300年，通过私人仲裁和协议维持秩序，被历史学家记录为那个时代人均生活水平较高、暴力冲突较少的社会。争议不在于"需不需要秩序"，而在于"由谁来提供秩序，以什么方式提供"。

市场分配和官僚分配，有什么本质区别

有朋友提出"起点不公"的问题：如果市场里的起点本来就不平等，自愿交换只是固化不平等，所以官僚再分配是必要的纠正。

这个问题值得认真回答。

市场交换，是两个自愿的人之间的协议，双方都认为交换之后比交换之前更好。这是价值的创造，不是价值的转移。每一次这样的交换，都在以所有参与方同意的方式重新分配资源。

官僚分配，是由第三方决定从A那里拿钱给B。A不一定同意，B不一定真正需要，中间还有相当一部分被行政机器消耗。这是意志的强加，不是价值的创造。

至于起点不公：市场不能消除所有的起点差异，这是事实。但官僚再分配也无法消除，而且往往制造新的不平等——那些能够接近权力、能够在再分配体系中占据有利位置的人，获得了新的结构性优势。

真正能改善起点的，是让更多的人能参与市场——降低进入门槛，保护产权，让任何有能力为他人创造价值的人，都能找到兑现这种能力的机会。

回到考公热

中国每年几百万年轻人涌向国考，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进取心，是因为他们读懂了当前的激励信号。

一个理性的年轻人，在做职业选择的时候，会把各条路的预期回报和风险都算进去。如果创业需要经历大量审批、产权保障不够充分、市场进入门槛很高；如果体制内意味着稳定的收入、可以参与资源分配、不需要直接面对市场竞争的压力——理性的人会怎么选？

这道算术题，年轻人都会算。

霍普的那句话说的就是这件事：制度的激励结构，决定了聪明人把精力用在哪里。

当越来越多聪明的人选择寻租而不是生产，整个社会的财富创造能力就在慢慢萎缩。这不需要任何人特意作恶，只需要激励结构持续运作就够了。

考公热是一个现象，不是问题本身。

问题本身，是制度激励了这个现象。

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这个现象如此顽固，又为什么靠劝说年轻人"要有创业精神"毫无用处。

药要对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