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几张图，展示了美、英、法、德四国政府的规模为什么越来越大（左右分别为支出、收入占本国GDP的比重）。

首先是最近闹暴乱的法国，政府支出与收入占比长期居高不下，想削减支出，降低福利，很多人根本不答应。

1995至2025年间，法国在整个周期里始终处于高位。2025年支出占GDP 的57.4%，收入占52.3%，两项指标较1995年都高出约1.4个百分点。法国的案例，充分体现大政府一旦形成就很难缩减。

英国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995年的38.4%升至2025年的46.1%；收入占比同步上涨，由33.4%升至40.6%。

德国支出占比，在全球金融危机前大幅回落，后续又在接连不断的危机中反弹。1995年的高基数，包含两德统一遗留债务的一次性承接，因此表面上到2025年降到50.5%，并不能简单理解为长期持续的财政收缩；收入占比从45.8%上升至47.8%。

四国之中美国收入占比最低，收入占比小幅下滑，由33.1%降至32.5%；支出占比从38%上升至39.8%。

再看四国的支出，多数年份支出都高于收入。

法国在整个时段持续财政赤字；美国和英国仅在2000年前后短暂实现收支平衡；德国是特例，2010年代很长一段时间保持财政盈余。负债随之累积。

从1995–2025年，四国广义政府金融负债占GDP的状况分别是，美国从69.1%涨到125.9%，英国从44.9%涨到102.3%，法国从69.0%涨到116.8%；德国增幅小很多，从54.2%升至62.7%，在2012年见顶后持续下降，疫情打断了这一趋势。

接下来就要问了，为什么这些国家扩张容易收缩难呢？

公共选择经济学，可以解释大政府为何具备强大惯性。这是因为，政治决策，本质是选民、政客、公职人员面对激励机制做出的选择，这套激励机制，往往偏向于新增支出、延后买单，哪怕很多人嘴上说支持财政紧缩。

首先，收益和成本分配不均，并不由同一个群体承担，一项补贴，对受益者价值很高，但分摊到每个纳税人头上的成本微乎其微。受益者会主动组织、游说、捍卫这项福利，而普通纳税人却没有太强动力花精力去反对。

政府内部各部门也是同理，每个部门都争取预算投向自己的优先事项，成本却由整个财政共同承担。最终累积起来的财政承诺总和，会超出纳税人自愿愿意承担的水平。

同时，政府举债会弱化当下的政治约束。因为新增福利看得见、摸得着，但对应的税收可以推迟。谋求连任的政客，会更偏好于发债，而不是加税或者削减不受欢迎的福利项目。

布坎南与瓦格纳在《赤字中的民主》中提出：当支出决策不再需要同步筹措对应收入时，民主财政政策会天然偏向赤字**。**也就说，如果政客花钱的时候，不用同时想好怎么收上来这笔钱，政府就很容易变成习惯性借钱过日子，赤字越滚越大。

此外，危机还会放大这种不对称性。应急救助会催生新的受益群体、新增政府职能，形成一批支持持续干预的利益群体。家庭、企业、公共机构一旦适应补贴，取消补贴就意味着明确的损失。因此，砍掉一项政策，在政治上远比推出一项政策更难。财政改革的代价立刻显现、责任清晰；改革收益却分散在全社会，要很久之后才慢慢兑现。

一句话来解释为什么这些国家扩张容易收缩难，根源就在于每一笔财政支出都有拥护者，而整体财政缺口的责任却被分散，利益看得见，责任看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