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美国的西进运动，尤其是淘金热，人们的印象往往是，那里充斥着暴力、血腥和野蛮，信奉强权即真理，似乎稍不留意，牛仔们就会掏出来复枪和左轮，财产完全没有保障，交易无法进行。

这是主流媒体、历史学家和好莱坞电影的叙事。他们的的底层思维无非是，需要建立一个自上而下的政府，以暴力为后盾界定产权、维持治安，否则社会就会陷入霍布斯式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的丛林之中。

这不是真的。

不要被好莱坞电影带歪了。波澜壮阔、英勇无畏的西进运动，是美国自由精神的最好传承，3000公里充满荆棘的西进道路，以及热火朝天的淘金热潮，是一副产权明晰、自由交换、自愿自治、和平合作的壮丽画卷，它既证明了人类能够通过理性认识到相互承认财产权、实行自由交换最有利于双方福利增进，也证明了一个私产社会能够形成良善的规则秩序，增进所有人的幸福和财富。

在交通极为落后的19世纪前叶，从美国中西部前往太平洋沿岸，寻找那里的宝藏，是一段生死之旅。人们要么坐船从南美洲的合恩角绕行，要么穿越巴拿马地峡，一般都要用时半年左右。若从陆地西进，则面临高山、峡谷、丛林等恶劣的自然环境，耗时会更长。一路上，还会面临野兽、瘟疫、补给短缺等各种艰难险阻。

由于风险极大，个人是无法完成的。人们都是结伴而行，一般会组成50人以上的马队，或者由私营企业比如哈德逊河公司出资建立一个合伙制的马车队。因此从出发的那一刻，他们就会经过和平协商，形成一个“公约”，详细列举马队中的财产如何组成、每个人所占的份额、争议如何处理。谁要想加入，是自愿的；要退出，也是自愿的，可以无限分离。到达后，每个人贡献的财产会返还。

这就是马车队这样的私产社区的“宪法”。

西进中的贸易交换也蓬勃发展。过去为捕猎河狸而留下的贸易战，现在成了重要的补给驿站，当地印第安人与移民队伍交易马匹、粮食、铁器，提供向导服务、在河流提供轮渡服务，为自己带来了丰厚的收入。后来企业家们从西进的路线中发现商机，组织修路和建桥，在河谷和山脉深处修建了90英里的收费公路，每辆马车收费5美元，每头牲口10美分，大大便利了西进的队伍，时间的缩短意味着他们可以尽早地占有土地，因此双方都非常满意。

当然，这种事要是放在吉林省白城市，会被以寻衅滋事罪而判刑。

1848年，加州发现了大量的金矿，引来了无数怀揣着财富梦的淘金者。短短三年内，加州从一个1.4万人且散居各处的小村落，人口增加到了22万人。这些人中，有一半都是从中西部前来的淘金者。

这时候产权的界定就变得尤为重要，否则就会因为争夺财富发生无休止的冲突。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他们首先遵从了一个人类行动的常识和直觉，那就是先到先得。

采矿同样需要人们之间的合作。所以人们会聚集起来形成采矿营地，每一个采矿营地，就是一个私产社区。他们像马车队一样，会首先形成一个公约，明确每个人的所有权。为了鼓励人们去发现更多的黄金，营地会制定激励规则，凡是发现新的金矿的，可以获取财产的双份主张权。

合同签订后，产权的边界也值得认真商讨。营地的采矿权登记公示制度随之建立。根据营地中最有威望的自然精英的意见，人们共同商议矿地产权的边界，一般为100平方英尺。如果是购买所得，需要由两个没有利害关系的人出具证明，以证明其交易的有效性。在确定产权后，他们会在产权四址范围留下标记，有时候是留下一些工具，有时候插上树枝，有时就是几块石头，人们相互承认，边界由此确立。

但是也不仅仅如此，他们还会规定，你必须对此矿地进行有效的开发，每个月在土地之上至少工作多少天，才能稳定地主张自己的产权。就像约翰·洛克说的那样，你必须在自然资源上加入自己的劳动，才能将这些无主财产变成自己的私有财产。

尽管如此，有人类的地方就有冲突，因为资源总是稀缺的，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他们怎么解决冲突，保障自己的私有财产呢？

首先就是他们都有枪。产权的题中之意就是，对侵犯产权的人进行惩罚的权利。当每个人都有枪，对那些有歹心的人首先就形成了强大的威慑力。因此持枪保障了和平合作。

其次，他们有高效的纠纷裁断机制。他们有市场化的仲裁和竞争性的司法机制。“只要人们一声接一声地呼喊”，采矿者法庭就会立即开庭，由不相关者组成陪审团，半小时内就可以召开会议审理，效率之高令人无比赞叹，侵权者财产会被没收并返还受害者，会被鞭打、示众、甚至判处绞刑。惩罚严厉而迅猛，导致盗窃和劫掠无利可图。

最后，社区成员不愿意修建监狱，也不愿意雇佣人去看守他们，因为那意味着他们自己还要支付这些费用，于是他们采取的办法是：将这些破坏分子直接驱逐。

人们总是以为，没有一个强大的政府，就无法保障财产，无法促进自由交换、增进人类福利，但是淘金热的故事告诉我们，人们完全可以认识到产权原则对于自己的意义，能够管理好自己，建成一个无政资的美好社会。淘金热期间，整个西部社会从来不是电影中表现的那样无序，反倒和平而安宁。个案，并不能代表当时的主流。

历史学家们认为，州和联邦的立法促进了和平合作，事实恰恰相反，它们不过是确认和承认了人们的做法。后来，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不断更改这些法律，来分配人们的财富。他们才是产权与和平的最大破坏者。

西进运动中的产权与自由

我们向大家介绍了美国西进运动中淘金热时期无政资社会的美好图景，它建立在私有产权之上，通过交易而不是猎枪提升人们的尊严和福利。

事实上，整个美国西进运动时期，正是由于没有联邦和州政府的横加干预，人们通过理性认识到相互承认产权有利于双方福利增进，进而自发地建立了一个和平有序、交换合作的美好社会。

这并不是亚当·弗格森、曼德维尔大夫和哈耶克所说的“无意图结果律”——“人类行为的结果，但却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也不是人们盲目地模仿形成的所谓“扩展秩序”。这种说辞都是对人类理性的贬低和背叛，并且是自相矛盾的。如果人们没有理性，它怎么会认识到那种“自发秩序”对自己有利，进而有意识地去“扩展”呢？

产权是社会和平合作的根基。社会的一切文明，都是自由的结果。自由，就是财产。人类当然可以通过理性认识到这一点，而不是如无根浮萍般随波逐流，误打误撞地去“自发”和“扩展”。

让我们看看在现在“文明”人眼中“野蛮”的印第安人、淘金者和牛仔们，是如何实践自由的。

1、印第安人的鲑鱼回流捕捞产权。

印第安人在河口和瀑布处设置捕捞设备，将从大海回流到淡水河产卵的鲑鱼捕获。他们会故意放走很多鲑鱼，以便未来有稳定的产出。

为什么他们并不是“竭泽而渔”，而是会节制消费欲望、顾及未来呢？

原因很简单，这些捕捞地点和设施，是一直可以家族继承的。

由于产权稳定，因此人们会崇尚低时间偏好的生活方式，因此会实现资本的积累，使迂回生产成为可能。这启动了社会文明的进程。如果吃干喝净，人类就会一直停留在原始时代。

到了欧洲人入侵印第安部落，他们抢夺了这些河口和瀑布的控制权，于是实行“斩尽杀绝”战略，将那些回流的鲑鱼一网打尽。于是到了来年，鲑鱼的产出直线降低。

原因也很简单，他们知道自己只在这里待一阵子，并没有稳定的产权预期，因此时间偏好骤然升高，今朝有酒今朝醉，资本消耗加速进行，启动了社会野蛮化、贫困化的进程。

请问，插着羽毛的印第安人文明，还是戴着礼帽的欧洲人文明？

这揭示了“稳定的财产占有”对于社会经济进步和文明进程的基础性作用。一个社会，只要产权稳定，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并不需要谁“雄才大略”地去规划，少瞎干预就好了，把过去的干预措施砍掉就好了。

产权稳定而明晰，就能激励人们延迟消费、积累资本、更多地生产财富，造福于自己和他人。“野蛮”的印第安人完全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他们确认私有产权的方式五花八门。有时候就是一块石头、一块界碑、一根树枝，看起来很原始，但是关键在于大家都公认、尊重并且执行。

他们也有非常聪明的产权确认和激励规则。分工合作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升，印第安人更是完全明白这一点。他们会组成一支队伍，分工明确进行集体围猎，提升捕猎的效率、增加产出。

怎样激励人们产出更多、并且防止搭便车现象呢？

方法是在箭矢上刻下记号，被杀死的猎物上是谁射出的箭矢，谁就能够分得更多的肉食。那些捕猎技能较差的社群成员，则可以通过采摘野果和提供其他服务的方式去交换肉食，由此每个人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交换提升了双方的福利。

真是聪明的办法！

产权就这样确立并且明晰了，生产和分配也就一并完成了。

事实上，生产和分配过程本来就密不可分，它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生产能力强的人，自然可以“分配”到更多财富，当生产过程完成，分配就随之完成，并没有一个凌驾于生产之上的独立的分配存在。一旦这种分配行为发生，就意味着可以不顾个人的生产能力差异进行财富转移，那么必定打击人们生产财富的积极性，启动社会贫困化的进程。

向“野蛮”的印第安人学习，是当今“文明”人的首要功课。

2、金矿采掘产权确认。

总的来说，淘金热中的社区公约即宪章的签署，金矿产权的确认方法、产权范围的确定、如何宣示个人主权、争端纠纷的调节和裁判机制、以及对侵权者的猛烈惩罚，几乎是私产经济与伦理学的教科书级别的案例。

这里再补充以下几个方面。

自然精英、即竞争性权威在私产社区中的作用，完全是私产社会的公认规则，这种规则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其实一直存在。德高望重、技能卓越的自然精英，在一个私产社会中备受尊重。对金矿采掘业务最熟悉，处事最正派的人，担当了组织生产的发起人、纠纷调解的裁判官等职能，声誉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经济收益和个人形象，因此他们视声誉为生命。

这些人，就是经过市场洗礼和社区居民公认的名门望族和竞争性精英。乡村中品行端正的长者、公道正派的绅士、善于组织和生产的“能人”，就是他们中的代表。

这种精英治理，与民主社会中的民粹主义对精英的否定，形成鲜明对比。

要知道，正是市场机制，形成了精英为平庸的大众服务的机制。大多数人并没有为社会进步做出贡献，反倒一直受惠于精英们的创造性劳动。去写字楼看看，就知道高级白领的键盘为谁而敲；去现代化工厂瞧瞧，就知道高科技的机器在为谁而转。

这一切的原因就在于，市场经济就是消费者主权，生产的目的在于消费。正是消费者的选择，让富人变穷、穷人变富，因此实现了大众对精英的“驯服”——他们必须为满足大众需求而生产，才能保住自己的财富和地位。

人们不能正确认识到自己的长远利益所在，总要反资本反市场反企业家，他们不知道的是，如果摧毁了市场机制，一个自然精英服务消费者的体制，将会被垄断“精英”将大众踩在脚下的体制取而代之。

淘金热期间市场化的公正、高效而廉价司法，以及司法机制对侵权行为的惩罚，更加引人注目。

对那些侵权者，“采矿营地”怎么惩罚呢？

人们不用纳税负担犯罪分子的羁押费用，而是按照私产原则直接予以最严厉的杯葛——驱逐，将其开除出交换合作的网络。

很“野蛮”吗？不，非常文明。一个私产社会，必定是歧视激烈加剧、惩罚极其猛烈的社会，这才是私有财产的应有之意。如果不允许人们基于私产原则杯葛侵权者，那恰恰是在侵犯私有产权；如果对犯罪行为姑息迁就，产权就陷入危险的境地。

看看现在的操作，受害者居然要纳税建监狱，然后再纳税、供养那个曾经侵害他的人去坐监狱白吃白喝。白左分子对坏人同情心满满，喊着各种口号，却唯独对受害者的境遇漠不关心，毫无原则可言。

试问，谁文明，谁野蛮？

3、牛仔们的私人警务和“睚眦必报”。

北部野牛消失后，大量牛群从南部的德克萨斯赶往北部赚取利润，美国内战后大约有500万头牛被迁移到北部草原地带。赶牛的牛仔与养牛主人签订契约，实行预付款模式，按照到达的牛数量来付尾款。

这种方法后来遭到了摒弃，因为产权并没有转移，赶牛的牛仔因此并不在乎牛群的死伤和走失。所以后来就实行将牛按照市场价值折扣后卖给赶牛人。产权制度的改革大大提升了运抵目的地的牛的数量。

但是赶牛人没有那么多钱，因此就会出现借贷。这时候合同约定，必须清偿债务后才可以返回德克萨斯。

绝大多数赶牛人都非常有契约精神，因为他们注重声誉和长远利益。但是必然有个别人违背契约，把卖牛的钱款卷走后偷偷遛回德州。对这种违背契约的行为，他的牛仔同行会怎么处理他，以维护这个行业的声誉呢？

这是一个满分的操作——

牛仔们会派出一个强悍的猛将，拿着左轮手枪，去侦查追踪违约的同行败类，将其抓捕归案。处罚是，强制其清偿债务，并且赔偿债主的损失；如果他无法清偿或者全部清偿，那就由他服劳役，所得收益全部归债权人，直至清偿完毕。

并且——更优秀的是，由这个违约者承担侦查的所有费用。

看到了吗，这就是私人侦探和市场化警察力量，并且，侦查费用是由侵权者承担的，绝对没有公有化中的搭便车现象；更没有垄断安保之下，收缴的款项上缴国库了，受害者反倒没有份。

读过私产经济与伦理学相关著作的人，就明白美国西进运动时期的私产规则是多么的伟大和文明。

现在的“文明人”，和当初的印第安人和西进运动中的“莽夫”相比，简直就是野蛮人。他们主张的一切，几乎没有产权的任何观念。社民主义者、环保主义者、福利主义者、拜国家教者，跟印第安人相比，基本上就跟禽兽没有什么区别，是可以直接用来复枪打死的。

自由的原始样貌，可能是粗粝的，看起来一点都不“文明”，但是它却蕴含着人类和平合作的基本规则：私产伦理。

人类完全可以组成一个无政资的美好社会，这既在逻辑上是无可辩驳的，而且在实践中已经充分验证。无政资不是乌托邦，总想着天上掉馅饼的某某主义，才是乌托邦。产权即公理，破坏产权天理不容。人类能够通过理性认识到坚守产权原则技能提升自己的尊严，也能提升自己的经济福利，人类没有通过武力征服而导致毁灭，本身就是产权原则的胜利。

人类当中总有一些没有进化过来的人，会违背产权伦理。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在私产社会，对他的惩罚迅速而猛烈。但是不妨想想，持久地、系统性地、深刻地侵犯产权的人，到底是谁？若个人做了就是犯罪，若他们做了就是合法的并且不受惩罚，又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