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衰退史
美国衰退史（1）
要讨论美国怎么从一群天高皇帝远的自由民，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个样子，我们得先请出米塞斯。
米塞斯一辈子就在琢磨一个问题：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在推动？
是帝王将相？是英雄好汉？是金钱？是枪炮？
在米塞斯看来，这些都只是皮毛。
历史的真正引擎，藏在每个人的脑子里。
你没看错，就是你脑袋里的那些想法，那些观念。
他晚年在美国，看着这个他曾经向往的新大陆，写下了一系列振聋发聩的著作。
他说，人类历史，不是由什么神秘的“历史规律”决定的，也不是由物质或者生产力决定的。
“历史是由观念塑造的。”（History is shaped by ideas.）
这句话，就是我们解开美国历史密码的总钥匙。
因此，观察美国的衰落，要看的就是那些在美国历史上的争论，以及争论背后的各种观念。
一）历史的剧本
历史是一出大戏。
舞台上，有皇帝、有总统、有将军、有富商，也有千千万万的我们这样的老百姓。
大家都在舞台上忙活，你来我往，打打杀杀，爱恨情仇。
那么问题来了，谁是这出戏的导演？谁写的剧本？
很多人认为是那些舞台上最耀眼的人，比如华盛顿、林肯、罗斯福。
他们是英雄，是伟人，他们一挥手，历史就跟着转向。
这叫“英雄史观”。
还有人认为，是经济。
是土地、是工厂、是石油、是华尔街的钞票。
谁掌握了这些，谁就掌握了历史的方向盘。
这叫“经济决定论”。
米塞斯如果听到，他会说：“年轻人，你们都搞错了重点。”
他说，英雄也好，凡人也罢，他们之所以这么干，而不是那么干，是因为他们脑子里有一个“剧本”。
这个剧本，就是“观念”。
华盛顿之所以要领导独立战争，不是因为他天生爱打仗，而是因为他脑子里有一个叫“天赋人权、无代表不纳税”的剧本。
列宁之所以要搞十月革命，不是因为他跟沙皇有私仇，而是因为他脑子里有一个叫“共产主义”的剧本。
你今天之所以努力工作，想买房买车，而不是去当个游吟诗人，也是因为你脑子里有一个关于“美好生活”的剧本。
所以，真正决定历史走向的，不是演员，而是那个看不见、摸不着，却控制着所有演员的“剧本”——观念。
观念，就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是我们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是我们行动的指南。
它就像电脑的操作系统，硬件再牛，装的是Windows还是Linux，出来的效果完全是两码事。
二）观念从哪来？
这就有意思了。
既然观念这么厉害，那它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米塞斯告诉我们，观念的诞生，通常分三步走。
第一步：思想家的原创。
总有那么一小撮人，他们不爱干别的，就喜欢琢磨。
比如英国的约翰·洛克，整天在书斋里想，政府是干嘛的？人为什么要有财产权？他的结论是：政府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而存在的，要是干不好，人民随时可以换掉它。
这就是一个原创的“观念包”，一个操作系统的1.0版本。
第二步：知识分子的传播。
洛克的书写出来，一开始看的人并不多。
但是，有一帮叫“知识分子”的人，比如作家、记者、律师、老师，他们觉得这玩意儿太有道理了。
于是他们开始写文章、办报纸、在各种场合演讲，把洛克那些复杂的理论，变成了通俗易懂的口号。
比如托马斯·杰斐逊，就把洛克的思想精华，写进了《独立宣言》。
这就好比把一个复杂的软件，做成了一个精美的App，让大家都能下载。
第三步：大众的接受。
当这些观念在社会上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它，把它当成天经地义的真理时，量变就引起了质变。
当北美殖民地的老百姓都觉得“无代表，不纳税”是对的时候，英国国王再想随便收税，就不好使了。
老百姓会反抗，会拿起枪来捍卫自己脑子里的那个“剧本”。
于是，历史就这么被改变了。
所以，你会发现一个规律：一种新的观念，往往在它引起惊天动地的历史变革之前，已经在一个小圈子里默默发酵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三）美国的两条路线之争
好了，理论说完了，我们回到美国。
用米塞斯的“观念史观”这面镜子来照美国历史，你会看到一条清晰得惊人的主线。
这条主线，就是一场持续了二百多年的“观念战争”。
交战的双方，是两种关于“政府与个人”的根本不同的剧本。
剧本A：自由与自治的剧本。
这个剧本的核心思想是：个人是目的，不是手段。
每个人都有不可剥夺的权利，比如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政府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保护这些权利。
它是一个“守夜人”，一个“必要的恶”，它的权力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
管得越少的政府，就是越好的政府。
社会秩序，主要靠社区自治、市场交换和每个人的自律来维持。
我们姑且称之为“自由主义”或者“个人主义”的观念。
剧本B：集权与干预的剧本。
这个剧本的核心思想是：个人是集体的一部分，为了“更大的善”（比如国家荣耀、社会公平、公共福祉），个人的利益可以被牺牲。
政府是实现这个“更大的善”的工具，它应该是强大而积极的，要主动去解决贫困、不公、歧视等社会问题。
它是一个“大家长”，一个“领路人”，它的权力应该被扩大，以应对各种复杂的挑战。
我们姑且称之为“集体主义”或者“国家主义”的观念。
美国的全部历史，从1776年的枪声，到今天的白宫决策，几乎都可以看作是这两个剧本在美国人民的脑子里反复争夺“上演权”的过程。
一开始，剧本A占据了绝对的上风。
那些坐着“五月花号”来到新大陆的清教徒，那些宣读《独立宣言》的建国先贤，他们脑子里装的，几乎都是剧本A的最新版本。
他们建立的那个美国，是一个小政府、大社会，一个高度去中心化的自治共和国。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剧本B的观念，像藤蔓一样，从欧洲悄悄地蔓延过来，一点点地缠绕、侵蚀着美国的思想根基。
从汉密尔顿建立国家银行的构想，到林肯在内战中对联邦权力的强化；从进步主义时代的“专家治国”理念，到罗斯福新政的“政府救市”；从约翰逊的“伟大社会”，再到9/11之后的“国家安全”……剧本B一次又一次地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上，战胜了剧本A。
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联邦政府的权力扩张一分，而个人和社区的自治空间则缩小一分。
直到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个拥有庞大官僚机构、巨额国债、强大军事力量和无孔不入的监管体系的美国。
它与建国之初那个“守夜人国家”的理想，早已判若两人。
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某个人或某个党派的阴谋。
它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观念战争的结果。
这篇系列文，就是回到历史的现场，以米塞斯的理论为武器，以那些塑造了美国历史的关键人物和关键辩论为主线，去复盘这场战争的每一个重要战役。
我们将看到，观念的种子如何播下，又如何开花结果；我们将看到，那些伟大的头脑如何交锋，他们的思想又如何通过一代代的知识分子，最终改变了千百万人的生活。
这不仅是一个国家由弱到强、由分权到集权的故事，更是一部关乎自由与权力、个人与国家的心灵史诗。
而我们的故事，就要从一片寒冷的土地，和一群怀揣着一个“顽固”观念的异乡人说起。
四）美国例外论
说起美国，你脑子里第一个蹦出来的词是啥？
自由？霸权？好莱坞？还是汉堡包？
在很多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嘴里，有个更高级的词，叫“美国例外论”。
这词听着挺唬人，其实意思很简单，就是说：美国很特别，跟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那些“旧大陆”国家，都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
不是说土地更肥沃，也不是说风景更优美。
它最根本的不一样，在于它是一块“观念”的试验田。
欧洲那些国家，哪个不是背着几千年的历史包袱？国王、贵族、教会、世仇……盘根错节，剪不断理还乱。
你今天想搞个改革，明天就有个什么公爵伯爵，或者哪个教区的主教，搬出几百年前的老规矩来跟你掰扯。
这就好比一台用了好几年的旧电脑，里面装满了各种乱七八糟的软件和插件，开个机都得半天，你想装个新系统，格式化一下，门儿都没有。
但早期的北美不一样。
它是一片“新大陆”。
在欧洲人眼里，这里基本就是一片空白，没什么历史。
这话说得有点殖民者的傲慢，毕竟印第安人有自己的历史，但从制度和观念的传承上来说，它的确是一块崭新的硬盘，就看你想装什么操作系统了。
而那些最早的殖民者，他们带来的，就是一套当时在欧洲属于“非主流”的操作系统。
我们得先感谢一下英国国王。
倒不是说他们有多开明，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懒”。
从1607年第一批英国人在詹姆斯敦建立定居点，到1776年闹独立，中间这一百多年，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政策，史学家给起了个特好听的名字，叫“有益的忽视”。
说白了，就是“懒得管你，对你我都有好处”。
你想啊，大英帝国，那时候可是日不落帝国，家大业大，管的事儿太多了。
印度那边要搞定，非洲那边要插旗，欧洲本土还要跟法国、西班牙这些老对手勾心斗角。
北美这十三块殖民地，鸟不拉屎的，离得又远，在国王的全球战略版图上，就是个偏远的分公司。
国王的KPI很简单：别给老子惹事，按时把利润（税收）交上来就行。
至于你们分公司内部怎么管理，员工怎么开会，食堂吃什么，总部一概不管。
这种“放养模式”，无心插柳柳成荫。
它给殖民地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东西，那就是自由空间。
没有国王派来的官僚对你指手画脚，没有中央的条条框框限制你干这干那。
隔着一个波涛汹涌的大西洋，天高皇帝远，很多事情，只能自己说了算，也必须自己说了算。
于是，一种米塞斯所说的“自由放任”，就在这片土地上野蛮生长起来。
遇到纠纷了怎么办？自己组织个社区法庭。
道路要修了怎么办？邻里之间凑钱凑人。
孩子要上学了怎么办？大家合伙盖个小教堂，请个牧师来当老师。
这种高度的自治，不是谁设计出来的，而是被现实“逼”出来的。
它让殖民地的人们从一开始，就养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
解决问题，靠自己，靠社区，而不是靠一个远在天边的强大政府。
有环境还不够，还得有人。
最早来到这片土地的，是一群什么人？
是一群“狠人”。
我们以最有名的那批，“五月花号”上的清教徒为例。
这些人，在英国就是“异见分子”。
他们觉得英国国教不够“纯洁”，掺了太多天主教的繁文缛节，他们要按自己理解的《圣经》来生活。
这在当时，可是要命的事。
国王既是国王，也是教会领袖，你反对国教，就是挑战国王的权威，轻则罚款，重则坐牢。
这帮人，为了脑子里的那个“观念”，宁可变卖家产，抛弃故土，冒着生命危险，乘坐一艘小破船，去一个前途未卜的新世界。
这种人，你得佩服。
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对原则和观念的坚持。
而他们所坚持的那个核心观念，恰好就是“小政府、大社会”的思想源头。
这个观念就是：个人的灵魂，直接对上帝负责。
这话怎么理解？
在旧大陆，普通人和上帝之间，隔着厚厚的一堵墙：国王、主教、神父……你得通过这些“中介”才能跟上帝沟通。
你犯了罪，得向神父忏悔；你想得救，得听教会的。
但清教徒说：不对！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直接跟上帝对话，读《圣经》就行。
上帝跟我的事儿，中间不需要中介。
你看，这是一种宗教上的“去中心化”。
而这个观念一旦建立，它必然会延伸到政治和经济领域。
如果我的灵魂得救，这么大的事儿我都可以自己搞定，那我在世俗生活中，为什么还需要一个“大家长”来管着我的一切呢？
自己的灵魂自己救，自己的生活，当然也得自己负责。
所以，清教徒精神，给美国注入了最早的，也是最强烈的个人主义和自力更生的基因。
他们相信勤奋工作是荣耀上帝，相信财富是上帝恩典的标志，同时也极度警惕任何形式的、试图扮演“上帝”角色的世俗权力。
这帮坐着“五月花号”的狠人，在船还没靠岸的时候，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1620年11月11日，船上的41名成年男子，在科德角附近，签署了一份文件，史称《五月花号公约》。
这份公约很短，核心内容就是：我们这群人，自愿结为一个“政治实体”，并且我们同意，为了这个集体的利益，制定和颁布我们认为公正和平等的法律、法令和条例，我们所有人都保证遵守和服从。
这事儿牛在哪？
牛在它的权力来源。
在旧世界，权力的来源是国王，是“君权神授”。
法律是国王颁布的，你们老百姓遵守就行了。
但这份公约里，压根没提英国国王。
它的权力来源，是“我们自己”。
是船上这41个普通人的“同意”。
这帮人，脚还没踩上陆地呢，就在船上开了个会，头脑风暴了一下，自己给自己立法，自己授权自己成立了一个政府。
这就是“契约型社会 ”最原始、最生动的实践。
它开创了一个传统，一个“政府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同意”的伟大传统。
从这份短短的公约开始，到后来的各殖民地议会，再到《独立宣言》，这条“自下而上”的授权路线，一脉相承。
所以，你看，在独立战争的枪声打响之前，美国的“出厂设置”就已经基本完成了。
先有一个硬件环境，有一片广袤的、远离中央权力干预的新大陆（有益的忽视）。
还有一群核心用户，是一群坚信个人责任、对权力高度警惕的“观念偏执狂”（清教徒）。
然后他们签了一个底层协议，是一套基于个人同意和社区自治的规则体系（《五月花号公约》代表的自治传统）。
这三个要素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美国例外论”的最初样貌。
它几乎就是米塞斯所推崇的自由社会模型的现实翻版。
然而，故事如果一直这样发展下去，也就没有我们这篇文章了。
我们将会看到，即便是在这片最适合自由生长的地方，那些古老的、关于集权、国家和集体荣誉的观念，也从未远去。
它们就像潜伏的种子，只需要一点点的危机和诱惑作为土壤，就会立刻生根发芽，并最终试图长成一棵遮天蔽日的参天大树。
而第一场大的观念交锋，就在美国人决定要不要“建国”，以及“建一个什么样的国”时，猛烈地爆发了。
美国衰退史（2）
在1776年那声枪响之前很久，北美殖民地的大多数人，压根没想过要独立。
他们觉得自己是英国人，是光荣的大英帝国的一部分，是国王陛下的忠诚子民。
这就好比你开了一家加盟店，品牌是世界五百强，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你对总公司忠心耿耿，每年按时上交加盟费，墙上挂着创始人的画像，唱起公司歌曲比谁都响亮。
你最大的愿望，不是自立门户，而是希望总公司能多给你点自主权，别老派些不懂业务的经理来指手画脚，更别动不动就涨管理费。
早期的北美殖民者，心态一模一样。
他们闹事的初衷，不是要“革命”，而是要“复古”——恢复他们作为英国人“自古以来”就享有的权利。
一）账本引发的血案
本来，大家相安无事。
总公司（英国）搞全球扩张，分公司（北美殖民地）自己闷声发大财。
转折点发生在1763年。
这一年，英国打赢了一场“世界大战”——七年战争（在北美战场，叫“法国与印第安人战争”）。
为了帮北美分公司赶走隔壁的竞争对手（法国人），总公司花了大价钱，欠了一屁股债。
战争一结束，国王乔治三世翻了翻账本，头都大了。
这不行啊，公司财务这么紧张，你们这些分公司，天天吃香的喝辣的，也该为总公司分分忧嘛。
于是，伦敦的国会山里，一群议员们脑门一拍，想出个“好主意”：直接向殖民地征税！
这个主意，在他们看来，简直天经地义。
我是总公司，你是分公司，我为你提供了安全保障，让你免于被法国人吞并，现在让你交点钱，难道不应该吗？
这个观念，在旧世界，叫“宗主国权力”。
但是，这个观念传到北美，炸了。
殖民地的老百姓脑子里，装的是另一套操作系统。
这套系统里，有个核心程序，是他们从英国思想家约翰·洛克那里“下载”的，又经过一百多年的本地化实践，已经深入骨髓。
这个程序就是：“无代表，不纳税”。
啥意思？
很简单：想从我口袋里拿钱，可以，但得经过我同意。
我怎么表示同意？我选举一个代表，送到议会里去。
议会投票决定要收税，我的代表也投了赞成票，那行，我认。
现在，你伦敦那个议会，里面有一个北美殖民地的代表吗？一个都没有！
一群跟我们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开个会就能决定从我们口袋里掏钱？对不起，这不叫税，这叫抢劫。
你看，冲突的根源，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两个完全不兼容的“观念操作系统”的正面冲突。
英国的操作系统叫国会至上。
国会代表整个大英帝国，它的权力无远弗届。
北美的操作系统叫契约精神。
政府权力来自人民同意，收税必须经过纳税人代表的批准。
于是，从1765年的《印花税法》开始，总公司和分公司的矛盾，彻底爆发了。
殖民地这边，抵制、抗议、游行，把收税的官员赶出家门。
一个叫帕特里克·亨利的弗吉尼亚律师，在议会里振臂高呼：“不自由，毋宁死！”
而英国那边，觉得这帮分公司经理简直是反了天了。
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现在让你交点物业费，你还跟我闹？于是，派军队，加强管制。
英国人觉得，你们这是造反。
殖民地觉得，你们这是暴政。
双方都觉得自己有理，都觉得对方不可理喻。
这种情况下，道理是讲不清的，能讲清道理的，只剩下了枪炮。
二）一个**“键盘侠”点燃的火药桶**
即便如此，大多数人还是摇摆不定。
真要跟总公司彻底撕破脸？自立门户？这风险也太大了。
没有了总公司的品牌和保护，我们能行吗？
就在大家吵得不可开交，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的时候，一个“键盘侠”横空出世了。
这人叫托马斯·潘恩。
1776年1月，他写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名字简单粗暴——《常识》。
这本小册子，在当时的美国家喻户晓，堪称“革命第一网红文”。
潘恩的文笔，极具煽动性，他没讲什么高深的哲学理论，讲的全是“常识”。
他问了几个直击灵魂的问题：
一个远在天边的小岛（英国），凭什么统治一整片大陆（北美）？
这符合常识吗？
我们为什么要对一个国王效忠？
国王难道不是靠继承得来的职位吗？
这跟世袭的强盗头子有什么区别？
这符合常识吗？
所谓的母国（英国），它保护我们，真是出于母爱吗？
不，它保护的是它自己的贸易和利益！
它让我们卷入跟西班牙、法国的战争，给我们带来了敌人，而不是朋友。
这符合常识吗？
潘恩用最通俗的语言，把最后一层窗户纸给捅破了。
他把殖民者心中对英国仅存的那点“母子情深”的幻想，打得粉碎。
他给北美人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剧本”，一个全新的“观念”：
别再想着当什么“权利得到尊重的英国人”了，没戏！
我们要做自己的主人，建立一个没有国王、没有贵族，基于人民主权和自然权利的崭新共和国！“我们有能力让世界焕然一新！”
《常识》的出现，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
它把一场“维权运动”，正式升级为一场“独立革命”。
观念的火药，已经堆满。
潘恩的小册子，就是那根划亮的火柴。
三）一份**“不信任”的建国纲领**
被潘恩的“常识”点燃后，革命的烈火熊熊燃烧。
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通过了由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
这份文件，是北美“观念操作系统”的最终极、最精彩的阐述。
它把洛克的思想、清教徒的精神和殖民地一百多年的自治实践，浓缩成了几句不朽的名言：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
“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话说到这份上，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开打吧。
经过八年艰苦的战争，北美分公司，终于打跑了总公司派来的保安队，成功单飞。
现在，问题来了。
打江山不容易，坐江山更难。
你们这十三个独立的“州”，以前是靠着一个共同的敌人（英国）才团结在一起。
现在敌人跑了，你们自己该怎么过？
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成立一个什么样的中央政府？
这个时候，刚刚经历过的“被暴政支配的恐惧”，成了所有人的心理阴影。
他们脑子里绷得最紧的那根弦，就是警惕权力！
他们怕啊，怕好不容易赶走了狼，又引来一只虎。
怕今天成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明天这个政府就变成跟英国国王一样，对他们指手画脚，横征暴敛。
所以，他们搞出来的第一个国家设计方案——《邦联条例》，处处都体现着这种“不信任”。
这个邦联政府，弱到什么程度呢？
没总统，没最高法院。
只有一个国会，而且每个州不管大小，都只有一票。
国会不能直接向老百姓收税，只能管各州“要钱”，给不给全凭自觉。
国会不能征兵，只能管各州“要人”，派不派兵也看心情。
国会通过任何重要法案，都需要13个州里9个同意。
修改条例？得13个州全体同意。
这哪像个政府？这简直就是个松散的“聊天群”，群主还没法踢人，也不能发红包。
这个设计，完美地体现了建国者们当时的“主流观念”，那就是，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是自由最大的敌人。
我们宁可要一个弱到啥也干不了的政府，也不能要一个强到可能侵犯我们权利的政府。
他们用尽全力，打碎了一个旧的集权，但马上就要面对一个灵魂拷问：一个没有权力，或者说权力小到可怜的政府，真的能行吗？
历史，很快就会给他们答案。
而这个答案，将引发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深刻的一次关于国家未来走向的观念大辩论。
四）两种对共和国未来的不同观念
话说回来，那个根据《邦联条例》建立起来的“聊天群”政府，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憋屈。
对外，英国人还占着北方的堡垒不走，西班牙人堵着密西西比河不让通航。
邦联国会想跟人家谈判，手里没兵没钱，说话跟放屁一样，谁搭理你？
欧洲各国看着这个新成立的美国，眼神里充满了鄙视，就像看着一个刚宣布单飞、结果连房租都交不起的落魄艺人。
对内，更是乱成了一锅粥。
各州之间，为了贸易，互相设置关税壁垒，搞地方保护主义。
纽约州对来自新泽西的鸡蛋征税，宾夕法尼亚对特拉华的木材收费，简直就是“窝里斗”的典范。
最要命的是，没钱。
战争时期，大陆会议发行了大量的“大陆币”，打完仗，这些钱就跟废纸没什么区别。
当年为了革命扛枪流血的士兵，拿着一堆废纸回到家乡，发现不仅老婆孩子快饿死了，州政府还要逼着他们交税，而且只收真金白银。
这日子还怎么过？
矛盾终于在1786年的马萨诸塞州，以一种最原始的方式爆发了。
一个叫丹尼尔·谢司的退伍老兵，也是个破产农民，带着一群同样穷困潦倒的兄弟，扛着锄头和火枪，把当地的法院给占了。
为什么占法院？因为法院正在拍卖他们的土地来抵债。
这就是著名的“谢司起义”。
这个起义，规模不大，很快就被镇压了。
但它像一声惊雷，把那些建国精英们给炸醒了。
乔治·华盛顿，当时已经解甲归田，在弗农山庄当他的农场主。
听到这个消息，他忧心忡忡地给朋友写信说：“天哪！我们为之奋斗的这个伟大的国家，竟然要毁于我们自己的愚蠢！”
大家忽然意识到一个可怕的问题：那个为了防止暴政而建立的弱政府，现在连最基本的秩序都维持不了了。
一个连自己国民的财产都保护不了的政府，还有什么用？
自由，如果意味着随时可能被邻居抢走土地，那这种自由，不要也罢。
对权力的恐惧，被对混乱的恐惧压倒了。
于是，改革的呼声四起。
1787年，各州的代表们，揣着复杂的心情，再次聚集到了费城。
他们本来的任务，是给《邦联条例》这个破系统打打补丁，修修Bug。
可一开会，大家认为，这系统已经烂到根了，打补丁没用，必须重装！
于是，一场本该是“系统维护”的会议，变成了一场“系统重构”的制宪会议。
也正是在这场关于“美国该往何处去”的世纪大辩论中，我们今天的主角，两位美国历史上份量最重、也最“拧巴”的对手，登场了。
他们的名字，一个叫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一个叫托马斯·杰斐逊。
他们俩，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两个“剧本”——剧本A（自由自治）和剧本B（集权强大）——最完美的人格化身。
五）“私生子”的强国梦
先说汉密尔顿。
这家伙，绝对是个猛人。
他是所有建国先贤里，出身最惨的一个。
他是个私生子，在加勒比海的一个小岛上出生。
从小没爹，娘也早死，靠着在一家贸易公司当学徒混饭吃。
这出身，在当时讲究血统和门第的社会里，简直就是地狱开局。
但是，天才就是天才。
他靠着惊人的才华和玩命的努力，被老板和牧师凑钱，送到了北美去上大学。
这种出身，决定了他看世界的方式。
他不像杰斐逊、华盛顿这些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主，一生下来就有大片的土地和奴隶，对财产和秩序有种天然的安全感。
汉密尔顿是从底层爬上来的，他见过太多商业的尔虞我诈和人性的混乱。
他骨子里就不相信什么“田园牧歌”，不相信人性本善。
他信奉的是实力、秩序和效率。
独立战争期间，他担任华盛顿的总司令副官，管着大陆军的后勤和杂务。
他比谁都清楚，那个弱鸡的邦联政府，是怎么拖累前线将士的。
发不出军饷，搞不到补给，各州各怀鬼胎，差点就把这场仗给输了。
所以，战争一结束，他就成了“强政府”最坚定的鼓吹者。
在他看来，美国这个新生国家，就像他自己一样，是个一穷二白的“私生子”，在欧洲那帮老牌贵族国家面前，要想不被欺负，要想出人头地，就必须得“强”。
怎么强？
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这个政府要有权收税，有权征兵，有权统一管理全国的贸易和金融。
别再搞什么“聊天群”了，公司就得有个说一不二的董事会和CEO。
必须有一个强大的金融体系。
汉密尔顿认为，国家信用是强国之本。
他主张联邦政府把各州欠的战争债务全都接过来，统一发行国债。
这样一来，全国有钱人的利益就跟中央政府捆绑在了一起，大家都盼着这个国家好。
他还想搞一个“国家银行”，统一货币，管理信贷。
必须鼓励工商业发展。
别老盯着那几亩地了，要学英国，搞工业，搞贸易，搞制造业。
未来的世界，是商业和金融的世界。
汉密尔顿的这套蓝图，简单来说，就是要建立一个由精英领导的、财政上强大、商业上繁荣、军事上有保障的现代化强国。
他心里那个完美的模板，就是他刚刚打败的对手——大英帝国。
他要的，是一个“美国公司”，一个能跟欧洲列强在世界舞台上掰手腕的“财富五百强”。
六）贵族的“反贼”心
而杰斐逊呢？
他跟汉密尔顿，简直就是镜子的两面，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杰斐逊出身弗吉尼亚的顶级种植园主家庭，继承了大片土地和几百个奴隶。
他是个天才，是建筑师、是农学家、是哲学家、是《独立宣言》的作者，但他骨子里，是个对权力，尤其是对“金融权力”和“城市权力”充满厌恶的农业理想主义者。
谢司起义爆发的时候，他在法国当大使，喝着红酒，出入巴黎的沙龙。
听到这个消息，他写信说：“我喜欢时不时来点小叛乱。
上帝不允许我们二十年里都没有一次这样的起义……自由之树，必须时常用爱国者和暴君的鲜血来浇灌。”
你看看，这话说得，跟汉密尔顿那种“稳定压倒一切”的想法，完全是两码事。
杰斐逊的政治哲学，源自于他对人性的乐观和对权力的悲观。
他理想中的美国，是这样的：
一个由自耕农组成的共和国。
他认为，只有拥有自己土地的农民，才是最自由、最道德的公民。
他们自给自足，不依赖任何人，所以他们思想独立。
而城市里的工人和商人，整天依附于老板和市场，容易腐化堕落。
一个权力高度分散的“邦联”。
杰斐逊对中央政府的警惕，深入骨髓。
他认为最好的政府，就是管事最少的政府。
权力应该留在地方，留在州，甚至是县一级。
联邦政府，只需要管好外交和国防那点事就行了。
一个没有国债和国家银行的国家。
在杰斐逊看来，国债就是“用后人的钱来挥霍”，而国家银行，更是万恶之源。
他认为，那会制造出一个不劳而获的金融贵族阶级，他们会通过复杂的金融工具，剥削勤劳的农民。
简单来说，杰斐逊的理想国，是一个去中心化的、由无数个田园诗般的农业社区组成的、老死不相往来的松散联盟。
政府应该像空气一样，让人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他要的，不是一个强大的“美国公司”，而是一个自由的“农业合作社联盟”。
**七）**两种未来的对决
现在，你把这两个人的画像放在一起，就会发现，这场争论，已经远远超出了“修补邦联条例”的范畴。
这是一场关于“美国之魂”的根本性对决。
汉密尔顿代表的，是秩序、效率、国家荣耀和商业文明。
杰斐逊代表的，是自由、个人、田园牧歌和农业文明。
汉密尔顿怕的是软弱和混乱。
杰斐逊怕的是权力和压迫。
汉密尔顿的剧本，是剧本B：为了国家强大，必须集中权力。
杰斐逊的剧本，是剧本A：为了个人自由，必须限制权力。
这场观念的战争，贯穿了整个制宪会议，也定义了美国此后两百多年的政治光谱。
今天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你仔细看他们的政纲，追根溯源，都能在这两位先贤的思想武库里，找到自己的弹药。
那么，在费城那间闷热的会议室里，这两种几乎水火不容的观念，最终是如何被塞进一部《宪法》里去的？
一场决定美国历史的争论，即将上演。
这场争论，既是限制权力的天才设计，也为日后中央集权的扩张，悄悄地埋下了伏笔。
下一篇，我们进入费城那间闷热的会议室，看看这群“顶尖大脑”是如何在争吵、妥协和天才般的算计中，打造出一部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政治机器。
美国衰退史（3）
1787年的夏天，费城。
独立厅的门窗，全部紧闭。
为了保密，代表们就在这间蒸笼一样的屋子里，一吵就是四个月。
一群西装革履的绅士，汗流浃背，蚊子在耳边嗡嗡作响，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掌握着真理，都想说服对方。
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终极难题，一个政治上的“哥德巴赫猜想”：
如何创造一个足够强大的政府，以维持秩序和保护国家，同时又给这个政府套上足够坚固的锁链，以防止它反过来吞噬人民的自由？
他们刚刚赶走了一头叫“国王”的猛兽，现在要亲手再造一头野兽来看家护院。
这头新野兽，必须既能吓跑外面的狼，又不会咬伤自己的主人。
这活儿，太难了。
但最终，他们设计出了一套方案。
这部方案，就是《美利坚合众国宪法》。
它不是某个天才灵光一闪的产物，而是一系列的妥协，是汉密ILTON的强国梦和杰斐逊的自由魂，在一台天平上反复博弈后，找到的那个脆弱的平衡点。
一）第一道锁：联邦主义——纵向分权
这群制宪者，首先发明的，是一套“双层管理系统”。
这就好比一家大公司，既有一个管战略和对外关系的总部（联邦政府），又有很多个负责具体运营、有很大自主权的分公司（州政府）。
这个制度，叫“联邦主义”。
它的核心思想，是纵向分权。
汉密尔顿那边的人说，总部必须要有权！不然怎么跟外面的大公司竞争？怎么保证内部不乱套？
行，给你权力。
宪法明确列举了联邦政府能干的事：宣战、外交、发行货币、管理州际贸易……这些都是涉及全国整体利益的大事，交给总部来管，没毛病。
这叫“列举权力”。
杰斐逊那边的人马上就急了：那总部权力会不会无限扩大？今天管贸易，明天是不是就要管我们分公司食堂吃什么了？
别急，有规定。
宪法里没明确写给总部的权力，就默认都是各个分公司自己的。
教育、治安、婚姻、本地商业……这些你们自己说了算，总部不许插手。
这就像一份权力清单。
清单上有的，归联邦；清单上没有的，归各州。
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才的设计。
它既满足了汉密尔顿派对一个“有效政府”的需求，也安抚了杰斐逊派对一个“遥远暴政”的恐惧。
然而，魔鬼往往藏在细节里。
就在这份权力清单的角落里，藏着两个看似不起眼的条款，像两颗定时炸弹，为后来的观念战争埋下了最深的伏笔。
一个叫“必要且适当条款” 。
它说，国会为了执行上述权力，有权制定一切“必要且适当”的法律。
另一个叫“州际贸易条款” 。
它说，国会有权管理“各州之间的贸易”。
啥叫“必要且适当”？谁来定义？
啥叫“各州之间的贸易”？我从新泽西运一车苹果到纽约卖，算不算？那我在纽约开个面包店，用的面粉是从宾州来的，这算不算？
在当时，大家可能觉得这都是些技术性细节。
但他们没有想到，这两句话，在后来的一百多年里，会成为联邦权力扩张最有力的法律武器。
后世的野心家和理想主义者们，将会把这两个条款的解释空间，撑到超乎想象的巨大。
二）第二道锁：三权分立——横向制衡
光有纵向分权还不够。
万一那个联邦总部，自己内部出了个独裁者怎么办？
于是，制宪者们又上了第二道锁：横向分权。
他们把联邦政府这个“总部”，拆成了三个互相不对付的部门：
国会（立法部门）：一群来自各地的代表，负责吵架和写法律。
更绝的是，他们把国会自己，又拆成了参议院和众议院两个“分部”，让它们互相吵，互相监督。
一个法案，必须两边都吵赢了，才能通过。
总统（行政部门）：负责执行国会写的法律，管理庞大的政府机构。
他像个CEO。
最高法院（司法部门）：负责解释法律，裁决纠纷。
像个法务部兼监察部。
这三个部门，谁也别想一个人说了算。
它们的关系，被设计成了一场永恒的“石头剪刀布”游戏。
国会通过了法律，总统觉得不爽，可以否决。
总统否决了，国会要是特别铁了心，凑够三分之二的票数，就能推翻否决。
总统任命个大法官或者内阁部长，必须经过参议院同意。
总统要是干得太过火，国会可以搞弹劾，直接把他开了。
国会和总统通过了一部法律，最高法院可以宣布它“违宪”，直接作废。
最高法院的法官们也别得意，他们是总统提名、参议院批准的，而且国会还能弹劾法官。
你看，这套系统设计的核心，就不是为了“效率”，而是为了“安全”。
它默认，任何掌握权力的人，都有可能变成坏人。
所以，必须让权力去制约权力。
这就像在一个笼子里关了三头猛兽，让它们互相撕咬，互相牵制，谁也无法一家独大。
它们斗得越厉害，笼子外面的主人（人民）就越安全。
这个观念，是典型的杰斐逊式的，对人性黑暗和权力腐蚀性的深刻洞察。
三）第三道锁：《权利法案》——给政府划定禁区
宪法草案写出来了，但很多人还是不放心。
以帕特里克·亨利为首的“反联邦党人”（杰斐逊的精神盟友们）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你们搞了个这么复杂的政府机器，规定了它能干什么，怎么干。
但是，你们忘了最重要的一条——它不能干什么？
万一这个新政府，将来也像英国国王一样，不让我们说话，不让我们信教，随便闯进我们家里抓人怎么办？
这个问题，直击要害。
于是，为了换取各州对宪法的批准，汉密尔顿派做出了最后一个，也是最关键的一个妥协：承诺在新政府成立后，马上在宪法里，加上一个“补充条款”。
这个补充条款，就是后来著名的《权利法案》（宪法前十条修正案）。
《权利法案》的本质，不是政府“恩赐”给你什么权利，而是给政府的行为，划下了一道道清晰的、不可逾越的“红线”。
第一条：国会不得立法建立国教，不得剥夺言论、出版、集会、请愿的自由。
——这是给政府的嘴巴上了锁。
第二条：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可侵犯。
——这是给了人民反抗暴政的最后手段。
第四条：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
——这是给政府的腿脚上了锁。
第五条：非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
——这是给政府的手上了锁。
……等等。
这十条，条条都是“政府不准”，句句都是对邦联时期那种对权力极度恐惧的观念的回应。
它是杰斐逊主义的终极胜利，是美国自由精神的定海神针。
至此，这部精巧的机器，终于组装完毕。
它有一个汉密尔顿式的、能够运转的强大引擎（列举权力），但同时，它又被杰斐逊式的、三道坚固的锁链（联邦制、三权分立、权利法案）牢牢地锁在了一个笼子里。
制宪者们长舒了一口气。
他们相信，自己创造了一个奇迹。
然而，他们谁也没想到。
再精巧的笼子，也关不住一种东西。
那就是“观念”本身。
当华盛顿宣誓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当汉密尔顿和杰斐逊分别走进他的内阁，成为左膀右臂时，关于这部宪法该如何解释，这个国家该如何运转的战斗，才刚刚进入最激烈的阶段。
那两颗埋在宪法里的定时炸弹——“必要且适当”和“州际贸易”条款，已经开始滴答作响。
而第一个试图引爆它的人，就是那个来自加勒比的“私生子”——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四）财政部长汉密尔顿的**“魔术”**
笼子已经造好，华盛顿就是第一个看笼子的人。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将军，战争年代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可当上这第一任总统，坐进内阁会议室一看，头都大了。
左手边，是他的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
弗吉尼亚的绅士，眼神里总是带着一丝哲学家的忧郁和对政府天生的不信任。
右手边，是他的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来自纽约的年轻人，精力旺盛得像个小太阳，眼睛里闪烁着的全是数字、计划和国家荣耀。
华盛顿心里跟明镜似的，这俩人，就是油和水，天生就不是一条道上的。
而捅破这层窗户纸，把两种治国理念的冲突彻底摆上台面的，正是那个急于施展抱负的财政部长——汉密尔顿。
美国刚开张，就是个烂摊子。
国库里空空如也，说跑马都夸张了，耗子进去都得含着眼泪出来。
更要命的是，欠了一屁股的债。
独立战争时期，大陆会议和各州政府为了打仗，到处借钱，给士兵们打的白条（债券），堆起来比山还高。
现在战争打赢了，这些白条在市面上，一文不值，跟擦屁股纸差不多。
国家没信用，这是最致命的。
就在所有人都一筹莫展的时候，汉密尔顿，这个国家的首任CFO，出手了。
1790年，他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关于公共信用的报告》。
这份报告，往小了说，是一份财务重组计划；往大了说，是给这个新生国家动的一场脱胎换骨的大手术。
计划分两步：
第一步，债务“大锅烩”。
汉密尔顿提出，由新的联邦政府，把各州欠的战争债务，全部接收过来，连本带利，打包认下。
然后，发行新的联邦债券，来替换掉所有旧的白条。
这消息一出，立马就炸了。
杰斐逊和他的老乡、国会议员詹姆斯·麦迪逊，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凭什么？
他们说，我们弗吉尼亚，勤俭持家，早就把自己的债务还得七七八八了。
你现在搞这个“大锅烩”，等于让我们这些“好学生”，去替马萨诸塞、纽约那些欠了一屁股债的“坏学生”还钱，天底下哪有这个道理？
但汉密尔顿的算盘，打得比谁都精。
他根本不是在算经济账，他是在算一本天大的政治账。
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人心”。
当时，那些持有战争白条的，都是些什么人？都是这个国家最有钱、最有影响力的那批商人、银行家和种植园主。
如果债务是各州来还，那这帮有钱人的心，就向着各州。
他们会希望州政府强大，联邦政府弱小。
可一旦联邦政府把所有债务都背过来，用新的、信誉良好的联邦债券换掉了他们手里的废纸。
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这帮有钱人，就会立刻变成联邦政府最忠实的支持者。
他们会天天盼着这个新生的中央政府好，因为政府要是垮了，他们手里的债券就又成废纸了。
汉密尔顿这一招，叫“利益捆绑”。
他要用金钱的纽带，把全国的富人阶级，都牢牢地绑在联邦政府这辆战车上。
第二步，建立“中央银行”。
如果说债务计划只是让杰斐逊觉得“不公平”，那这个建立国家银行的提议，简直就是在他心里拉响了警报。
汉密尔顿的构想是，成立一个“合众国银行”，公私合营。
联邦政府是最大的股东，同时吸收私人资本。
这个银行，将成为联邦政府的财政代理人，负责保管税收，发行全国统一的、稳定的纸币，并向工商业提供贷款。
在汉密尔顿看来，这是现代国家的心脏和血液循环系统，是让美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走向商业和金融强国的必需品。
五）争论开始
但在杰斐逊看来，这简直就是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
他最怕的是什么？就是汉密尔顿描绘的那个未来。
一个由银行家、投机商和工厂主说了算的美国。
他认为，这个所谓的“国家银行”，本质上就是一个官商勾结的怪物。
它会用复杂的金融手段，制造通货膨胀，剥削诚实的农民。
它会把国家的经济命脉，交到一小撮北方金融精英的手里。
这是在复刻英国那套“腐朽”的模式！我们刚从一个国王和贵族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现在你汉密尔顿，又要给我们制造出一批新的“金融贵族”！
争吵，从国会，一直吵到了华盛顿的办公桌上。
国会里，经过一场著名的“晚餐交易”（杰斐逊和麦迪逊同意支持债务计划，换取汉密尔顿同意将国家新首都定在南方的波托马克河畔），债务计划惊险过关。
但国家银行这个法案，碰到了一个更根本的障碍——宪法。
法案在国会通过后，送到了华盛顿总统面前。
华盛顿也很纠结，他是个老实人，最看重规矩。
他问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宪法里，授权我们建立一个国家银行了吗？
杰斐逊立刻递上了一份意见书，斩钉截铁地回答：没有！
他的理由，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严格解释宪法”。
杰斐逊的逻辑非常清晰：
第一，你翻遍宪法，从头到尾，都没有“银行”这个词。
第二，宪法第十修正案（权利法案的一部分）说得明明白白，没有明确授予联邦政府的权力，都属于各州和人民。
第三，所以，国会根本无权设立银行。
这事儿，越权了，违宪！
这个逻辑，就像一个完美的数学证明，无懈可击。
在杰斐逊看来，联邦政府的权力，就该被关在宪法明确列举的那几条里，一步都不能越雷池。
这个笼子，必须是铁打的。
华盛顿看完，觉得很有道理。
他又转向汉密尔顿，说：“亚历山大，你怎么看？”
汉密尔顿临危受命，据说花了一个通宵，写出了一份长达一万五千字的辩护意见。
这份文件，是美国宪法史上的一座丰碑。
他祭出的，正是当年埋在宪法里的那个“大杀器”——“必要且适当条款”。
他的逻辑，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宽泛解释宪法”。
汉密尔顿的论证，像剥洋葱一样，层层递进：
第一，宪法确实没写“银行”这个词。
但是，宪法明确授予了国会一些目的，比如征税、偿还债务、发行货币、管理贸易。
第二，要实现这些目的，就需要一些手段。
第三，那么，建立一个国家银行，是不是实现这些目的的有效手段呢？当然是！银行可以帮着收税，可以稳定货币，可以促进贸易。
第四，最关键的一步来了。
“必要且适当条款”说了，国会有权制定一切“必要且适当”的法律，来执行它被授予的那些权力。
第五，这里的“必要”，不等于“非此不可”。
如果这么解释，那政府就什么都干不了了。
汉密尔顿说，“必要”应该被理解为“有用的”、“方便的”、“有帮助的”。
结论：只要一个手段（建立银行），和宪法授予的一个目的（管理财政）之间，存在明显和直接的关联，那么这个手段就是合宪的。
这个解释，简直是石破天惊。
它等于说，宪法授予联邦政府的，不仅仅是那些白纸黑字写明的权力，还包括了为了实现这些权力所需要的、没有写明的“默示权力”。
如果说杰斐逊的宪法观，是给政府画了一个小小的、封闭的圆圈，圈外的地方一步都不能去。
那么汉密尔顿的宪法观，则是给政府指了几个遥远的山头，并且说：通往这些山头的所有道路，只要你觉得合适，都可以去走。
**六）**被撬开的锁
华盛顿总统，不是个哲学家。
他是个军人，是个实干家。
他看着这两个下属的报告。
一边是杰斐逊充满原则性的、对未来的忧虑；另一边是汉密尔顿充满操作性的、对现状的解决方案。
最终，实用主义战胜了理想主义。
华盛顿选择了汉密尔顿。
1791年，他签署了法案，美国第一家国家银行，正式成立。
这一天，应该被记在美国思想史的史册上。
这是汉密尔顿主义对杰斐逊主义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更是剧本B（集权强大）对剧本A（自由自治）的第一次胜利。
那把被制宪者们精心打造的、用来锁住联邦政府的宪法之锁，第一次被“必要且适当”这把万能钥匙，给撬开了一道缝。
缝隙虽小，但它已经打开了。
它创造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先例。
从这一天起，联邦权力的扩张，就有了一套强大的理论武器。
后来的每一代“汉密尔顿们”，当他们想要修建公路、建立大学、监管食品、乃至管理人民的养老和医疗时，他们都会回到汉密尔顿的这份报告里，去寻找“默示权力”的幽灵。
杰斐逊输掉了这场战役，他和他思想的继承者们，还会继续战斗。
但他们将悲哀地发现，想要把一个已经被放出来的权力魔鬼，再塞回到瓶子里去，是何其困难。
笼子，已经不再那么牢固了。
美国衰退史（4）
汉密尔顿赢了，合众国银行在一片争议声中挂牌营业。
这场胜利，彻底改变了华盛顿内阁的氛围。
以前，汉密尔顿和杰斐逊虽然互相看不顺眼，但还维持着表面上的客气，像是公司里两个意见不合的高管，关起门来在老板面前吵，出了门还是同事。
现在，性质变了。
杰斐逊意识到，汉密尔顿不是在跟他争论某个具体的政策，他是在试图从根本上，把他和《独立宣言》里那个自由、自治的美国理想，给连根拔起。
而汉密尔顿也发现，杰斐逊这帮人，根本不是什么“善意的批评者”，他们就是一群想把国家拉回到邦联时期那种混乱、无能状态的“绊脚石”。
道不同，不相为谋。
从此，美国政坛上最纯洁的“君子之交”时代，结束了。
一个华盛顿最不想看到，却又无法阻止的东西，诞生了。
那就是——“拉帮结派”。
一）****“我们”和“他们”
杰斐逊和他的追随者，以詹姆斯·麦迪逊（对，就是那个曾经和汉密尔顿并肩作战写《联邦党人文集》的麦迪逊，现在也跟他掰了）为首，开始秘密组织起来。
他们办报纸，写文章，抨击汉密尔顿的政策是“君主制的翻版”，说他搞的银行和国债，是在用纳税人的钱，喂饱一小撮北方的金融 投机商。
他们把自己称为“共和党人”，后来为了跟现代的共和党区分，史学家叫他们“民主共和党”。
他们的核心支持者，是南方的种植园主和西部的农民。
这些人，最恨的就是税收和银行。
汉密尔顿这边，当然不能坐以待毙。
他也团结了一大批支持者，主要是北方的工商业主、银行家和富裕的律师。
他们也办报纸，称赞汉密尔顿的政策是“国家繁荣的基石”，同时把杰斐逊那帮人，描绘成一群危险的、亲近法国革命暴徒的“无政府主义者”。
他们自称“联邦党人”。
于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批政党，就这么诞生了。
这不再是个人之间的辩论，而是两个组织、两个阶级、两种世界观的全面对抗。
华盛顿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他在后来的告别演说里，痛心疾首地警告国民，要警惕“党派精神的危害”，认为这是“对公共自由最危险的敌人”。
可惜，没人听他的。
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就再也关不上了。
而点燃这两个“帮派”之间火药桶的，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而是一样每个美国人都离不开的东西——威士忌。
**二）**一杯酒引发的战争
汉密尔顿的财政大厦，地基打好了（国家信用），框架也立起来了（国家银行），现在需要添砖加瓦了。
说白了，还是钱。
他搞的那个债务计划，联邦政府每年都得支付一大笔利息。
这钱从哪来？天上不会掉馅饼，只能收税。
收什么税呢？汉密尔顿眼光毒辣，他盯上了酒。
1791年，在他的推动下，国会通过了美国历史上第一项联邦国内消费税——《烈酒消费税法》。
从汉密尔顿的角度看，这招简直妙极了。
第一，酒不是生活必需品，对它征税，道德上说得过去，算是“罪恶税”。
第二，收这个税，可以彰显联邦政府的权威。
以前只有州政府才能对商品收税，现在我中央政府也要收，这就叫“宣示主权”。
但是，这位天才的财政部长，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坐在纽约舒适的办公室里，却忘了去看看这个国家的另一头，那些生活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拓荒者们，是怎么过日子的。
对于那些生活在宾夕法尼亚西部、肯塔基这些穷乡僻壤的农民来说，威士忌，根本不是什么消遣的“罪恶”饮品。
它是硬通货！
你想啊，那时候交通基本靠走，运输基本靠瞅。
农民种出来的粮食，比如玉米、黑麦，又重又占地方，想运到东部市场去卖，运费比粮食本身都贵。
怎么办？农民们想出了个好办法：把粮食酿成威士忌。
一桶威士忌，体积小，价值高，还好保存。
农民们去镇上买盐买铁钉，很多时候不是用钱，就是用几加仑威士忌去换。
可以说，威士忌就是西部边疆的“流通货币”和“储蓄手段”。
现在，汉密尔顿的联邦政府，派来一个税官，跟你说：你每生产一加仑“钱”，就得先给我交一部分税。
这不等于直接从农民口袋里抢钱吗？
更让农民们愤怒的是，这项税法的设计，明显偏袒东部的大酿酒商，而欺负他们这些家庭小作坊。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
二十多年前，他们的父辈，正是因为抗议一个遥远的、不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府（英国）强征税收，才拿起了枪。
现在，他们觉得，历史重演了。
那个新成立的、远在费城的联邦政府，跟当年的英国国王，有什么区别？
“无代表，不纳税”的怒火，再次被点燃。
**三）**华盛顿的烦恼
反抗，从一开始的拒绝交税，很快升级为暴力。
西部的农民们，拿出了革命时期的老一套：他们组织秘密社团，竖起“自由之竿”，威胁、殴打联邦税官。
有一个倒霉的税官，被抓住后，扒光衣服，浑身涂满滚烫的柏油，再粘上一身鸡毛，游街示众。
这就是“威士忌叛乱”。
消息传到首都费城，联邦党人勃然大怒。
汉密尔顿更是激动得像一头被激怒的公牛。
在他看来，这已经不是税收问题了，这是对国家法律和宪法权威的公然挑战！
想当年，《邦联条例》下的政府，面对谢司起义，束手无策。
今天，我们有了新宪法，有了新政府，难道还要重蹈覆辙吗？
绝对不行！
汉密尔顿向华盛顿力谏，必须出兵，用最压倒性的力量，把这场叛乱碾碎！我们不仅要收税，更要借这个机会，向全国人民，尤其是那些心怀不满的杰斐逊分子，展示一下这个新政府的肌肉！这不仅仅是执法，这更是一次“建威”！
而杰斐逊和他的民主共和党人，则在私下里幸灾乐祸。
看！我们说什么来着？这就是汉密尔顿式强政府的真面目！为了收刮民脂民膏，不惜动用军队来对付自己的人民！这不是暴政是什么？
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到了一个人身上——总统乔治·华盛顿。
他陷入了两难。
一边，是法律的尊严和国家的统一。
如果今天宾州农民可以因为不喜欢税法就拿起武器，那明天弗吉尼亚的农民是不是也可以？这个国家岂不是要分崩离析？
另一边，是自己曾经宣扬的革命理念。
他曾带领人民反抗一个征税的暴政，现在，他要亲自指挥一支大军，去镇压一群抗税的人民吗？
这简直是天大的讽刺。
在尝试了和平调解无效后，华盛顿做出了他一生中最艰难，也最果断、也可能是最为错误的决定之一。
他站到了汉密尔顿一边。
1794年秋天，华盛顿总统下令，征召了来自四个州的13000名民兵，组成一支大军。
他甚至亲自穿上军装，跨上战马，御驾亲征。
在他身边，那个最兴奋的人，就是代理国防部长的汉密尔顿。
一支比独立战争时期大多数时候的大陆军规模还要庞大的军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宾夕法尼亚西部。
**四）**杀鸡儆猴的胜利
结果毫无悬念。
叛乱的农民们，本来就是一群乌合之众。
他们听说总统带着上万正规军来了，吓得魂飞魄散，还没等大军开到，就作鸟兽散了。
整场“战争”，一枪未发，就结束了。
联邦军队抓了几个叛乱头目，送到费城审判。
最终，华盛顿又以他特有的宽厚，赦免了他们。
但是，目的已经达到了。
汉密尔顿赢了，赢得彻彻底底。
他用一场武装大游行，向全世界宣告：美利坚合众国，不再是那个一盘散沙的邦联了。
它的法律是有牙齿的。
它的政府是有力量的。
“威士忌叛乱”的被镇压，是联邦权力的一次空前胜利。
它确立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则：在这个国家，联邦的法律必须被遵守，哪怕是打着法律名义的管制。
如果你不喜欢一部法律，可以通过选举、通过议会去修改它，但你不能通过暴力去反抗它。
这个原则，至今仍是美国所谓法治的基石。
然而，汉密尔顿在战场上赢得的，却在政治上输掉了。
这次出兵，坐实了杰斐逊派对联邦党人的所有指控。
一个动用上万大军来对付几个农民的政府，在许多普通人看来，实在是太可怕了。
恐惧是最好的政治动员令。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聚集到杰斐逊的旗帜下。
他们相信，只有这位弗吉尼亚的哲人，才能把美国从汉密尔顿的“君主制”道路上，拉回到真正的共和主义轨道上来。
观念的战争进入了白热化。
一场决定美国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期命运的选举大战，即将在两位巨人的继承者之间展开。
笼子的缝隙，已经被撬得更大了。
但那个手持《独立宣言》的“守夜人”，正准备发起绝地反击。
汉密顿用军队展示了联邦的肌肉，但这块肌肉也吓跑了不少选民。
现在，钟摆即将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摆向另一端。
五）恐怖统治开始
乔治·华盛顿，累了。
当了两届总统，这位老将军感觉比打了八年独立战争还心累。
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当年并肩作战的战友，分裂成两个互相攻击、势不两立的“帮派”，而他夹在中间，里外不是人。
1796年，他坚决拒绝了第三个任期，发表了著名的《告别演说》，然后回到了他心心念念的弗农山庄，去当他的农场主。
华盛顿一走，美国政坛的天，就彻底变了。
那个还能勉强压住场子的“大家长”没了，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斗争，正式从幕后走向台前，变得毫无顾忌，甚至……有点难看。
华盛顿的继任者，是他的副总统约翰·亚当斯。
亚当斯是个复杂的人物。
他有功绩（独立运动的元老），有才华（顶尖的法律学者），但也有个巨大的缺点：心胸狭窄，自负又多疑。
他虽然是联邦党人，但他既嫉妒汉密尔顿的才干，又痛恨杰斐逊的声望。
亚当斯上台时，接手的是个烫手山芋——外交危机。
当时，法国大革命愈演愈烈，已经进入了血腥的“恐怖统治”阶段。
欧洲的君主国们瑟瑟发抖，组团围殴法国。
而在美国，这场革命也撕裂了社会。
杰斐逊和他的民主共和党，是坚定的“亲法派”。
他们觉得，法国人是在追随美国的脚步，搞一场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伟大革命，就算有点过激，那也是可以理解的。
汉密尔顿和联邦党人，则是坚定的“亲英派”。
他们看着巴黎断头台上滚滚落下的人头，惊恐万分。
他们认为法国革命已经变成了暴民政治，是一股摧毁文明、秩序和宗教的邪恶力量。
美国必须站队曾经的敌人——英国，来维护世界稳定。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法国人开始在海上拦截美国的商船，还曝出了法国外交官向美国使节索要贿赂的“XYZ事件”。
一时间，全美国群情激愤，反法浪潮高涨。
联邦党人控制的国会，趁机叫嚣着要对法宣战。
汉密尔顿更是兴奋，他幻想着自己能再次披上戎装，带领一支大军，去攻占法国在北美的殖民地路易斯安那。
就在这种战争一触即发的狂热气氛中，联邦党人干了一件让他们在历史上永远抬不起头来的事。
1798年，他们利用在国会的多数优势，强行通过了一系列法律，统称为《客籍法和镇压叛乱法》。
这套法案，简直就是照着杰斐逊派的脸打的：
《客籍法》授权总统可以随意驱逐任何他认为“对美国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外国人。
谁都知道，当时很多支持杰斐逊的报纸编辑和作家，都是来自爱尔兰和法国的移民。
《镇压叛乱法》则更加赤裸裸。
它规定，任何发表“虚假的、诽谤性的和恶意的”言论，来诋毁美国政府、国会或总统的行为，都属于犯罪，要被罚款和监禁。
这简直就是把宪法第一修正案里保障的“言论自由”，给撕得粉碎！
什么叫“诽谤性的”言论？标准谁来定？当然是联邦党人控制的法院。
于是，一场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字狱”开始了。
一大批民主共和党的报纸编辑、国会议员，甚至是一个喝醉了酒随便骂了总统几句的普通人，都被联邦法警逮捕、起诉、定罪。
联邦党人的算盘打得很清楚：借着战争狂热，用法律的手段，把反对派的声音，彻底掐死。
在他们看来，国家危难当头，哪有那么多自由可讲？统一思想，维护政府权威，才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
这是剧本B（集权强大）的一次极端实践。
为了所谓的“国家安全”，政府的权力可以凌驾于个人的基本权利之上。
**六）**杰斐逊的反击
面对联邦党人这套近乎疯狂的组合拳，杰斐逊彻底怒了。
他没有公开站出来对骂，而是悄悄地回到了弗吉尼亚，拿起笔，写下了两份改变历史的匿名文件——《肯塔基决议》和《弗吉尼亚决议》（由麦迪逊执笔）。
在这两份决议里，杰斐逊扔出了一颗“重磅炸弹”，一个足以动摇联邦根基的“州权核武器”。
这个理论，被称为“废止论”。
杰斐逊的逻辑，是《独立宣言》和《邦联条例》精神的延续，他把当年用来对付英国国王的理论，现在原封不动地用到了联邦政府头上：
第一，美利坚合众国，不是一个由上而下建立的国家，它是一个由各个“主权州”自愿签订契约（宪法），从而组成的联盟。
第二，作为契约的签订方，各州有权判断，联邦政府这个“代理人”，有没有超越契约授予它的权力范围。
第三，如果联邦政府通过了一项违宪的法律（比如《镇压叛乱法》），那么作为主权方的州，就有权在自己的州界之内，宣布这项联邦法律“无效且作废”。
这个理论，对于汉密尔顿派来说，太吓人了。
如果这个口子一开，那联邦政府的法律还有什么权威可言？今天肯塔基可以废止《镇压叛乱法》，那明天纽约是不是就可以废止联邦税法？这个国家，岂不是又回到了邦联时期那种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状态？
汉密尔顿派的人听了这个理论，气得浑身发抖，大骂杰斐逊这是在煽动分裂，是在叛国！
但对于那些深受《镇压叛乱法》之苦的人来说，杰斐逊的理论，就是他们对抗联邦暴政的最后一道防线。
《肯塔基和弗吉尼亚决议》，虽然在当时没有被其他州采纳，但它像一颗种子，被深深地埋进了美国南方的政治土壤里。
几十年后，当南北双方因为关税和奴隶制问题闹得不可开交时，这颗种子就会破土而出，长成一棵叫“分裂”的参天大树。
这是后话了。
七）一场观念的公投
就在这种剑拔弩张的气氛中，1800年总统大选，拉开了帷幕。
这场选举，在当年明月的笔下，估计能写出整整一章的“口水战”和“黑材料”。
双方互相攻击，毫无底线。
联邦党人骂杰斐逊是“无神论者”、“法国雅各宾派的走狗”，说他要是当了总统，就会把美国的教堂都烧了，搞共产共妻。
民主共和党人则骂亚当斯是“伪君主”，是“暴君”，说他想把自己变成美国的国王，把儿子变成皇太子。
这场选举，已经不是两个候选人之争，它成了一场关于美国未来命运的全民公投。
你要一个什么样的美国？
选项A： 汉密尔顿和联邦党人的美国。
一个强大的、由精英领导的、工商业繁荣的、在国际上受人尊敬的中央集权国家。
但代价是，政府会为了“国家利益”而牺牲你的某些个人自由。
选项B： 杰斐逊和民主共和党的美国。
一个简朴的、权力分散的、以自耕农为基础的农业共和国。
政府离你的生活越远越好，你的个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
但代价可能是，国家会显得有些软弱和混乱。
美国人民，用选票做出了他们的选择。
选举结果，杰斐逊击败了现任总统亚当斯。
联邦党人丢掉了总统宝座，也失去了对国会的控制权。
杰斐逊本人，把这次胜利，称为“1800年革命”。
他认为，这次革命的意义，不亚于1776年的独立革命。
1776年，是把美国从一个外国的暴政下解放出来。
而1800年，是把美国从一个本国的、潜在的暴政下，解放出来。
这是一场观念的革命，是剧本A对剧本B的一次决定性反击。
当杰斐逊走进简陋的、尚未完工的总统官邸时，他脑子里想的，是如何把他那套“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的理念，付诸实践。
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那些可恶的税收，裁撤庞大的军队和官僚机构，把那个被汉密尔顿吹胀起来的政府气球，亲手把气给放掉。
钟摆，已经摆到了最高点，现在，它将以同样的力量，向着相反的方向，猛烈地荡回去。
那个“守夜人”的黄金时代，似乎即将来临。
好的，杰斐逊带着人民的授权入主白宫，一场轰轰烈烈的“政府瘦身”运动，即将拉开序幕。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往往会给你一记响亮的耳光。
美国衰退史（5）
1801年3月4日，托马斯·杰斐逊发表了他的就职演说。
这篇演说，是其政治哲学的完美总结，堪称剧本A的“施政纲领”。
他没有搞什么盛大的阅兵，也没有发表什么豪言壮语。
他呼吁和解，说：“我们都是共和党人，我们都是联邦党人。”
他向全国人民描绘了他心中的理想政府：
“一个睿智而节俭的政府，它应制止人们互相伤害，但在其他方面，则应放手让人们自由地从事他们自己的事业，规范他们对勤劳和致富的追求，而不从劳动者的口中夺走他们挣来的面包。
这便是善治的精髓……”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哥们儿就是来当守夜人的。
你们该种地种地，该做生意做生意，只要不打架，我就当没我这个人。
接下来，杰斐逊总统，说到做到，开始了他大刀阔斧的改革。
一）****“杰斐逊主义”的实践
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拿汉密尔顿留下的那套“家当”开刀。
砍税收：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说服国会，废除了那项引发了“威士忌叛乱”的万恶的烈酒消费税，以及其他所有国内税。
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只依靠关税和出售西部土地。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只要你不从事外贸，你一辈子，可能都感觉不到联邦税收的存在。
汉密尔顿把国债当成“粘合剂”，杰斐逊则把它看成是“毒药”。
他立下军令状，要求他的财政部长，必须在任期内，把国债削减一半以上。
为此，他极力压缩政府的一切开支。
杰斐逊认为，庞大的常备军是自由的威胁。
他大笔一挥，把陆军规模裁到只剩下几千人，海军的战舰也大部分被封存起来，只留下几艘小炮艇在近海巡逻。
在他看来，民兵才是共和国最好的保卫者。
他废除了很多联邦政府的职位，尽量减少外交使节的数量，连总统府的招待会都一切从简。
杰斐逊这套操作，干得是真心漂亮。
他用实际行动，兑现了他的竞选承诺。
那个曾经在汉密尔顿手里急剧膨胀的联邦政府，就像一个被扎破的气球，迅速地瘪了下去。
这是美国历史上，中央政府权力的一次罕见的大收缩。
杰斐逊主义的“小政府”观念，似乎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它总会用一些你意想不到的难题，来考验你的原则。
一个坚定的“小政府”主义者，当他手中掌握着巨大的权力，面对一个足以让国家版图翻倍的巨大诱惑时，他会怎么做？
**二）**皇帝送来的大礼包
这个巨大的诱惑，来自大洋彼岸的那个男人——拿破仑·波拿巴。
当时，北美大陆的版图，跟今天很不一样。
密西西比河以西，那片广袤的、从加拿大一直延伸到墨西哥湾的土地，叫“路易斯安那”，是法国的殖民地。
更重要的是，美国的经济命脉——密西西比河的入海口，那个叫新奥尔良的港口，也在法国人手里。
西部农民们种出来的粮食和烟草，都得通过这条河运出去卖钱。
杰斐逊一直对此忧心忡忡。
他最怕的，就是一个强大的欧洲国家，卡住美国的脖子。
一开始，路易斯安那还属于比较弱的西班牙。
结果，1800年，拿破仑通过一笔秘密交易，又把它从西班牙手里给弄了回来。
这下杰斐逊彻底睡不着觉了。
拿破仑是什么人？那是当时欧洲最能打的霸主。
让他来当邻居？那美国西部永无宁日了。
杰斐逊赶紧派他的特使，詹姆斯·门罗，去巴黎找拿破仑谈判。
他的底线很简单：花一千万美元，把新奥尔良港和佛罗里达买下来，就行了。
结果，门罗到了巴黎，发现天上掉下来一个比想象中大一百倍的馅饼。
拿破仑，当时正准备跟英国开战，急需用钱。
而且他在海地的殖民地，爆发了奴隶起义，搞得他焦头烂额，也让他对经营北美殖民地，意兴阑珊。
于是，拿破仑的财政部长，漫不经心地问美国使节：
“新奥尔良？我们不单卖。但是，整片路易斯安那，一千五百万美元，你们要不要？”
美国使节们当场就懵了。
整片路易斯安那！那可是82.8万平方英里的土地！相当于让美国的国土面积，直接翻一倍！而且只要一千五百万美元，平均下来，一英亩才三美分！
这已经不是划算了，这简直就是白送啊！
他们没有犹豫，当场就签了协议。
消息传回华盛顿，杰斐逊总统，却陷入了一场深刻的“灵魂拷问”。
三）总统的**“违宪”时刻**
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这笔买卖，简直是千载难逢。
它彻底解除了美国西部的安全威胁，为未来的扩张打开了无穷的空间。
任何一个脑子正常的总统，都会毫不犹豫地批准它。
但是，杰斐逊不是一个普通的总统。
他是一个有“观念洁癖”的总统。
他立刻想到了一个要命的问题：宪法。
他把宪法翻了个底朝天，发现了一个让他无比尴尬的事实：宪法里，根本没有授予总统或者国会“购买外国领土”的权力。
这事儿，跟当年汉密尔顿要建国家银行，一模一样。
按照他自己一贯坚持的“严格解释宪法”的原则，这笔交易是违宪的。
杰斐逊痛苦极了。
他甚至想，要不要为此搞一个宪法修正案，明确赋予政府这项权力。
但他的幕僚告诉他，等修正案通过，黄花菜都凉了，拿破仑随时可能变卦。
一边，是他坚守了一辈子的“小政府、宪法至上”的政治原则。
另一边，是一个能让他的“农业共和国”理想，拥有近乎无限土地的巨大现实利益。
在这场原则与利益的天人交战中，杰斐逊犹豫了、挣扎了。
但最终，现实利益压倒了政治原则。
他悄悄地把自己的宪法疑虑，藏进了口袋。
然后，他援引了总统处理外交和条约的权力，把这份购地条约，送交给了参议院。
他还运用自己的政党影响力，确保了条约在国会得到迅速批准。
1803年，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领土扩张——路易斯安那购地案，完成了。
杰斐逊，这个“小政府”的倡导者，动用了一次汉密尔顿式的、宽泛解释宪法才能成立的中央权力，办了一件天大的事——扩张国土。
**四）**观念的妥协
路易斯安那购地案，是杰斐逊总统任期内，乃至整个美国早期历史上，最具讽刺意味的事件。
它完美地展示了米塞斯所说的，观念在现实世界中的复杂性。
一个坚定的“小政府”主义者，为了国家利益，可以采取最“大政府”的行动。
一个“严格解释宪法”的倡导者，可以为了一个他认为的伟大的目标，而默许一次“违宪”的操作。
联邦党人，在野外看着杰斐逊的这番操作，简直笑掉了大牙。
他们嘲笑说：“看看这个伪君子！他当年怎么骂我们的，现在自己干得比谁都起劲！”
但美国人民，不在乎这些理论上的弯弯绕。
他们只看到，杰斐逊总统，用极小的代价，为他们赢得了大片的土地。
杰斐逊的声望，因此达到了顶峰。
这个事件的深远影响在于：
第一，它极大地增强了联邦政府的权力和总统的威望。
毕竟，这么大一片国土，是中央政府买下来的，而不是哪个州。
这片新土地上的居民，自然而然地会对联邦政府产生认同。
第二，它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
即便是最信奉“有限政府”的总统，在“国家利益”这个强大的理由面前，也可能会放弃自己的原则。
杰斐逊，本想把那个被汉密尔顿撬开的宪法笼子，给重新焊死。
但他自己，却为了捡起笼子外一个闪闪发光的金苹果，而主动把笼子的门，开得更大了。
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悖论。
杰斐逊的八年任期，在和平与繁荣中结束了。
他确实削减了政府的规模，但他也在不经意间，为这个政府未来的扩张，铺下了一块无比广阔的基石。
而当钟摆再次摆动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将会把杰斐逊苦心经营的“小政府”模式，冲击得七零八落。
汉密尔顿的幽灵，即将再次回归。
杰斐逊的“田园诗”时代，在一片看似和平繁荣的景象中落下了帷幕。
但历史的暗流，早已汹涌。
一场没人想要，却又无法避免的战争，即将把这个简朴的农业共和国，拖入现代国家的残酷逻辑之中。
五）一个**“小政府”的尴尬**
杰斐逊之后，接力棒交到了他的亲密战友和指定接班人——詹姆斯·麦迪逊的手里。
麦迪逊，就是那位曾经和汉密尔顿并肩写下《联邦党人文集》，后来又跟杰斐逊一起创立民主共和党的“宪法之父”。
他是个理论大师，温文尔雅，但性格上，却远不如杰斐逊那般果决。
他接手的，是一个表面上岁月静好，实则危机四伏的美国。
那边的欧洲，拿破仑的法兰西帝国和老牌霸主大英帝国，正打得不可开交。
这俩巨头，在陆地上打不过，就在海上互相掐脖子，搞经济封锁。
倒霉的，是夹在中间做生意的美国。
英国海军，仗着自己船坚炮利，横行霸道。
他们不仅拦截美国的商船，还没收货物，更过分的是，他们还搞“强制征兵”。
英国军舰随便拦下一艘美国船，上来就说：“我看你长得像英国人”，然后就把美国水手给强行抓走，逼着他们去为英国国王卖命。
这简直就是国家级别的绑架，是对美国主权的奇耻大辱。
法国人那边，也没好到哪去。
拿破仑也下令，只要是跟英国做生意的船，一概没收。
美国这个“中立国”，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杰斐逊在任的最后几年，想了个“文明”的办法来反击。
他不玩枪炮，他玩经济。
他推动国会通过了《禁运法案》。
这个法案的逻辑很“杰斐逊”：我们不跟你们这帮流氓玩了！我们美国所有的船，都不准出海！我要用经济上的“自杀”，来逼你们（英法）认识到美国市场的重要性，从而尊重我们的中立权利。
这个想法，蠢到家了。
英法两大帝国，家大业大，少你美国这点生意，无伤大雅。
但美国，尤其是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商业州，他们的经济完全依赖对外贸易。
禁运令一下，等于直接掐断了他们的生计。
港口里船都烂了，水手们失业，商人们破产。
东北部的经济，一夜之间，哀鸿遍野。
《禁运法案》，没伤到敌人一根毫毛，反而把自己打成了内伤。
杰斐逊“小政府”理念其实已经破产，因为有限政府的原则是尽可能减少政府的权力，而在实践当中，则将有限的权力发挥到了极致。
人们往往认为，权限小，就是小政府。但一个身处世界市场的政府，仅有对外贸易管制权的政府，一样可以运用这种有限的权力，做出权势滔天的恶政。
这一刻，杰斐逊与汉密尔顿，并没有区别。
六）****“鹰派”的战争叫嚣
麦迪逊一上台，赶紧废除了这个不得人心的《禁运法案》。
但他面临的困境，一点没变。
英国人该抓人抓人，该扣船扣船。
这时候，国会里崛起了一批年轻的“战争鹰派”。
这些人，以肯塔基州的亨利·克莱和南卡罗来纳州的约翰·卡尔霍恩为代表，大多来自西部和南部。
他们是新一代的政治家，没经历过独立战争的苦难，脑子里装满了国家荣誉和领土扩张的野心。
他们天天在国会里敲桌子，发表激昂的演说，核心观点就一个：打他丫的！
他们认为，对英国的一再忍让，已经让美国成了国际笑柄。
一个主权国家，连自己的公民都保护不了，还谈什么尊严？
而且，他们还有个小算盘：一旦跟英国开战，咱们正好可以趁机把北边的加拿大给占了，把南边的佛罗里达（当时还属于英国的盟友西班牙）也给吞了。
这种扩张主义的冲动，混合着被压抑已久的民族主义怒火，最终绑架了整个国家的舆论。
可怜的麦迪逊总统，本来是个和平主义者，但在“鹰派”的巨大压力下，也只能半推半就地被拖着走。
1812年6月，美国国会，以微弱的优势，通过了对英宣战的决议。
美国，这个只有几艘可怜的小军舰，和一支几千人的陆军的农业国，就这样，雄赳赳气昂昂地，向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霸主——大英帝国，宣战了。
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打得稀里糊涂，狼狈不堪。
杰斐逊和麦迪逊奉行了十多年的“小政府”政策，能支持这种对抗吗？不能！
没钱打！
汉密尔顿建立的国家银行，在1811年，因为民主共和党人对它的敌视，执照到期后，被国会给否决了，没能续期。
现在战争来了，政府想借钱融资，连个像样的金融工具都没有。
只能靠发行不靠谱的战争债券，结果根本没人买。
没人打！
因为长期削减军费，美国的陆军，不仅人少，而且装备差，训练烂，将领基本都是些独立战争时期的老古董。
海军更是可以忽略不计。
还不团结！
东北部那些靠贸易为生的联邦党人州，从一开始就激烈地反对这场战争。
他们称之为“麦迪逊先生的战争”，拒绝出钱出人，甚至还在战争期间，偷偷跟英国人做生意。
战争的进程，可想而知。
美军进攻加拿大的计划，成了一场笑话。
几路大军，不是被全歼，就是吓得直接投降。
海上，虽然有几艘美国军舰，打了几场漂亮的单挑，赢得了些面子，但根本无法撼动英国皇家海军的海上封锁。
最屈辱的一幕，发生在1814年。
一支英军小分队，竟然长驱直入，一路打到了首都华盛顿。
麦迪逊总统和他的政府官员们，仓皇出逃。
英军冲进白宫，把麦迪逊还没来得及吃的晚餐给吃了，然后一把火，把白宫和国会大厦，都给烧了。
一个国家的首都，被敌人如此轻易地占领和焚烧，在国家主义者看来，这是何等的国耻！
七）****“意外”的胜利与观念的转变
就在美国人觉得快要完蛋的时候，两件事，戏剧性地改变了战局。
第一，巴尔的摩的顽强抵抗。
在焚烧华盛顿之后，英军转头去进攻附近的巴尔的摩。
结果在这里，他们遭到了美军的殊死抵抗。
在麦克亨利堡的炮火中，一个叫弗朗西斯·斯科特·基的美国律师，看到星条旗在炮火中依然飘扬，激情澎湃，写下了一首诗，就是后来美国的国歌——《星条旗永不落》。
第二，安德鲁·杰克逊在新奥尔良的奇迹。
战争末期，一支精锐的英军，企图攻占路易斯安那的门户——新奥尔良。
田纳西州的民兵将领安德鲁·杰克逊，率领着一群由拓荒者、海盗、印第安人和自由黑人组成的“杂牌军”，在这里严阵以待。
结果，在一场不可思议的战斗中，美军以极小的伤亡，歼灭了数千英军。
这场压倒性的胜利，让杰克逊一夜之间，成为了国家英雄。
讽刺的是，新奥尔良战役，发生在英美双方已经在欧洲签订了《根特条约》之后。
因为消息传递的延迟，他们为一场已经结束的战争，打了一场最血腥的战役。
但不管怎么说，这场仗，总算以一种“体面”的方式，结束了。
美国没有得到一寸土地，英国也没有放弃强制征兵的权力。
从条约上看，美国什么也没捞到。
但是，美国人却普遍认为，他们赢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凭着一个弱国的身份，硬扛了世界第一强国三年，没被打趴下。
这就好比一个业余拳手，跟世界拳王打了十二个回合，最后还能站着。
虽然点数输了，但精神上，他赢了。
这场战争，被称为“第二次独立战争”。
它给美国带来的，不是物质上的收益，而是思想观念上的巨大冲击和重塑。
那些曾经被杰斐逊主义视为“洪水猛兽”的东西，现在，在一场屈辱和荣耀交织的战争之后，突然变得“香”了起来：
一个强大的常备军？太有必要了！不然首都都被人烧了。
一个强大的海军？没有它，我们的海岸线就是不设防的。
一个国家银行？必须得有！不然下次打仗还没钱。
发展本国工业？当然要！不然一被封锁，我们就什么都造不出来。
战争的残酷现实，给信奉“小政府”的民主共和党人，狠狠地上了一课。
他们猛然发现，那个被他们骂了二十年的汉密尔顿，好像……说得有那么点道理。
美国人的观念开始被以下观念主导，那就是：一个国家，要想在世界上独立自主，光有自由的理念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强大的实力作为后盾。
1812年战争，就像一个催化剂，让美国人的国家主义情感，空前高涨。
战后，人们不再首先称自己是“弗吉尼亚人”或“马萨诸塞人”，他们开始自豪地称自己是——“美国人”。
那个汉密尔顿式的、强大而统一的美国的幽灵，在被压制了十多年之后，借着战争的硝烟，强势回归了。
而这一次，推动它的，甚至不再是联邦党人，而是那些曾经的“小政府”信徒们自己。
一个被称为“感觉良好时代”的时期，即将来临，但在这个时代的背后，中央集权的观念，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悄然扩张。
好的，1812年战争的硝烟散去，美国人虽然没捞到什么实际好处，却意外收获了一种全新的民族自信。
现在，一个看似和谐统一，实则暗流涌动的“感觉良好时代”，开始了。
在过往，虽然成立了美国联邦，但是民众们并没有一个美国人的观念。
从精神现象来看，直到此时，美国，才刚刚出现。
一个国家主义观念下驱动的怪兽，这时才刚刚长出獠牙。
美国衰退史（6）
战争，是最残酷的老师。
它用血与火，把一些简单的道理，刻进了政治家的脑子里。
战后的美国政坛，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曾经水火不容的联邦党人和民主共和党人，他们的政策主张，开始变得越来越像。
民主共和党人，以总统麦迪逊和国会里那批年轻的“战争鹰派”为首，开始主动拥抱那些他们曾经激烈反对的“汉密尔顿式”政策。
而日渐式微的联邦党人，看着对手抄自己的“作业”，只能在一旁发出无奈的苦笑。
这种两党政策趋同、政治争斗缓和的时期，从麦迪逊的第二个任期末，一直持续到下一任总统詹姆斯·门罗的任期结束（大约18151825年），史称“感觉良好时代”。
这个名字，有点讽刺。
因为表面上的“感觉良好”，掩盖了底下更深层次的观念冲突。
而把这种冲突系统化、理论化，并试图将其变成国家战略的，正是那位来自肯塔基州的战争鹰派领袖——亨利·克莱。
**一）**西部之子的雄心
亨利·克莱，是美国历史上一个极富个人魅力的政治家。
他精于演说，善于妥协，一生都在追求总统宝座，却屡战屡败，人送外号“伟大的妥协者”。
他和汉密尔顿一样，信奉一个强大而统一的美国。
但他的出发点，跟汉密尔顿这个东部金融精英，又有所不同。
克莱来自西部。
他代表的是那些生活在新开发的土地上，渴望将自己的农产品卖出去，渴望过上东部人那样富裕生活的拓荒者们的利益。
他亲身体会过，没有好的道路，粮食就运不出去；没有稳定的银行和货币，生意就没法做；没有本国工业，就只能被英国商人牵着鼻子走。
所以，他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旨在用联邦政府的力量来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综合性计划。
他给这套计划，起了一个极具煽动性的名字——“美国体系”。
这个名字，起得太有水平了。
它把一套本来充满争议的经济干预政策，包装成了“爱国主义”的代名词。
你反对它，就好像不爱国一样。
“美国体系”，主要包含三大支柱。
这三根柱子，如果你仔细看，会发现每一根上面，都刻着汉密尔顿的影子。
二）****“美国体系”的三大支柱
第一根支柱：高关税。
克莱主张，对从英国等欧洲国家进口的工业品，征收高额的保护性关税。
这么干，有两大好处：
保护本国幼稚工业。
关税一加，进口货就变贵了。
这样一来，国内那些刚刚起步、技术和成本都比不上英国人的小工厂，就有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这主要是为了讨好东北部的工业集团。
为联邦政府提供收入。
关税是当时联邦政府最主要的财源。
关税高了，政府就有钱了。
有钱干嘛呢？当然是干大事。
第二根支柱：国家银行。
1812年战争中没有国家银行的窘境，让所有人都记忆犹新。
于是，麦迪逊总统，这个当年跟着杰斐逊一起痛骂第一国家银行是“违宪怪物”的人，现在也不得不捏着鼻子，承认当年的自己“很傻很天真”。
1816年，在美国国会的推动下，“美国第二银行”被批准成立，执照期二十年。
它的规模和权力，比汉密尔顿的第一银行还要大。
克莱认为，这个强大的中央银行，是“美国体系”的金融心脏。
它能够提供全国统一的、稳定的货币，能够调节信贷，能够为政府的大型项目提供融资。
第三根支柱：内部改进。
这是克莱计划中最雄心勃勃，也是最具争议的一部分。
“内部改进”，说白了，就是由联邦政府出钱，来修建全国性的基础设施——公路、运河、桥梁等等。
克莱的逻辑是这样的：
我们用高关税，从东北部的进口商那里收来了钱。
我们把这些钱，投入到中西部，去修路架桥。
路修好了，西部的农民，就能把他们的粮食和原材料，方便地运到东部卖。
东部的工厂，则可以把他们的工业品，卖到广阔的西部市场。
而强大的国家银行，则为这一切经济活动，提供润滑剂和保障。
你看，这是一个完美的经济内循环！东北部的工业，南部（当时克莱也想把南部拉进来）的棉花，西部的粮食，通过一个由联邦政府主导的交通和金融网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大家都有钱赚，整个国家的经济，就像一个高速运转的机器，欣欣向荣。
这是一个多么宏伟的、充满国家主义色彩的蓝图！
它本质上，就是汉密尔顿强国梦想的2.0升级版。
剧本B（集权强大），在“感觉良好时代”的和谐氛围中，发起了一次全面的冲锋。
三）****“违宪”的幽灵又来了
但是，问题来了。
尤其是第三根支柱，“内部改进”，碰到了和当年国家银行一样的老问题：宪法。
你把宪法翻烂了，也找不到一条，明确授权联邦政府可以花钱在某个州修一条公路。
按照杰斐逊的“严格解释”传统，这事儿，就是违宪。
1817年，国会通过了一个“红利法案”，准备把国家银行上缴给政府的红利，拿出来作为启动“内部改进”的资金。
法案送到了即将离任的麦迪逊总统面前。
所有人都以为，这位在战后已经变得非常“汉密尔顿化”的总统，会顺利签下它。
然而，在任期的最后一天，麦迪逊，这位“宪法之父”，内心的“杰斐逊之魂”，突然觉醒了。
他否决了这个法案。
他在否决咨文里写道，他完全赞同修路架桥的重要性。
但是，他找不到宪法依据。
如果因为一件事是“好事”，政府就可以去做，那宪法不就成了一纸空文了吗？政府的权力，将会因此无限扩张。
如果真要这么干，那就必须通过一个正式的宪法修正案来授权。
麦迪逊的这一记“回马枪”，让克莱的“美国体系”，遭遇了第一次重大挫折。
这件事情，非常有象征意义。
它表明，即便是在国家主义情绪最高涨的“感觉良好时代”，“有限政府”和“州权”的观念，依然像幽灵一样，盘旋在美国政坛的上空。
它深深地根植于一部分建国精英的内心，成为他们无法逾越的一道思想防线。
四）最高法院的“助攻”
然而，国会和总统这边打不开的缺口，另一个地方，却为联邦权力，打开了一扇大门。
这个地方，就是联邦最高法院。
当时的首席大法官，是约翰·马歇尔。
他是个不折不扣的联邦党人，是汉密尔顿的信徒。
他在任的三十多年里，通过一系列里程碑式的判决，持续不断地、系统性地扩大了联邦政府的权力，削弱了州的权力。
其中，最著名的判决，就是1819年的“麦卡洛克诉马里兰州案”。
案情很简单：马里兰州，为了抵制美国第二银行，通过了一项法律，要对设在该州的银行分行，征收惩罚性的重税。
官司一路打到最高法院。
马歇尔大法官，借此机会，发表了一通足以载入史册的宏大叙事。
他问了两个问题：
第一，国会有没有权力建立一个国家银行？
马歇尔的回答是：有！他几乎是原封不动地，把二十多年前汉密尔顿为第一银行辩护的那套“默示权力”理论，给直接写进了判决书里，使之成为了国家最高的法律解释。
他那句名言——“让目的合法，让它在宪法的范围内，所有实现目的的手段，只要是适当的，没有被禁止的……都是合宪的”——等于给了联邦政府一把解释宪法的“万能钥匙”。
第二，州政府有没有权力对一个联邦机构征税？
马歇尔的回答是：没有！他提出了另一个震撼性的原则：“征税权就是摧毁权”。
如果允许一个州，去对联邦银行征税，那就等于允许一个部分（州），去摧毁一个整体（联邦）的工具。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联邦法律，在与宪法相符时，是至高无上的。”
这个判决，是汉密尔顿主义的一次完胜。
它不仅确认了国家银行的合宪性，更重要的是，它在司法上，确立了联邦权力高于州权的至高原则。
克莱的“美国体系”，在立法上暂时受挫，却在司法上，得到了一个最强有力的“助攻”。
“感觉良好时代”，就这样，在表面的一团和气之下，悄悄地为中央集权的进一步扩张，铺平了道路。
然而，这种人为捏合起来的和谐，是极其脆弱的。
当经济危机来临，当一个新的、更具争议性的话题——奴隶制的扩张——浮出水面时，潜藏在水面下的观念冲突，将会以十倍的烈度，重新爆发。
一个更具破坏性的政治人物，即将登上历史舞台，他将彻底砸碎这种虚假的和谐，并开启一个属于“人民”的新时代。
这个人的名字，叫安德鲁·杰克逊。
好的，虚假的“感觉良好时代”即将被一场民粹主义的风暴彻底撕碎。
现在，让我们迎接美国历史上最具争议性、也最“摇滚”的总统——“老山核桃”安德鲁·杰克逊。
五）人民革命即将开始
“感觉良好时代”的和谐，是被一场经济危机和一次肮脏的选举给终结的。
1819年，一场金融恐慌席卷美国。
由于战后的过度投机和美国第二银行突然收紧信贷，大量的银行和企业倒闭，农民的土地被没收。
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和平时期的经济萧条。
这场危机，让普通老百姓，尤其是西部和南部的农民、小手工业者，心里积攒了巨大的怨气。
他们把怒火，全都撒向了那个在他们看来制造了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高高在上的美国第二银行和那些东部的金融精英们。
就在这种普遍的怨气中，1824年大选来临了。
这次选举，乱成了一锅粥。
民主共和党分裂成了四个候选人，其中就包括亨利·克莱和战争英雄安德鲁·杰克逊。
选举结果，杰克逊赢得了最多的普选票和选举人票，但没有达到半数。
按照宪法，得由众议院来决定谁当总统。
这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在众议院里极具影响力的亨利·克莱，把自己获得的支持者，全都转投给了另一位候选人约翰·昆西·亚当斯（就是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的儿子）。
作为回报，亚当斯当选总统后，任命克莱当了他的国务卿——这在当时，被认为是通往总统宝座的跳板。
这就是美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腐败交易”。
杰克逊和他的支持者们，肺都要气炸了。
他们觉得，这是一场赤裸裸的权力分赃！是东部的精英们，用阴谋诡计，窃取了属于“人民”的胜利！
他们发誓，四年后，一定要卷土重来，把这帮“腐败分子”赶出华盛顿。
一场以“人民”的名义，对抗“精英”和“特殊利益”的政治风暴，开始酝酿。
而领导这场风暴的，正是安德鲁·杰克逊，一个与所有前任总统都截然不同的“异类”。
六）来自边疆的“野蛮人”
安德鲁·杰克逊，是第一位不是来自弗吉尼亚或马萨诸塞州这俩“建国精英摇篮”的总统。
他来自田纳西，一个当时还很“野”的西部州。
他是个孤儿，脾气火爆，年轻时就参加过独立战争，脸上还留着被英国军官砍伤的疤。
他当过律师，打过架，参加过决斗（据说身上还留着好几颗子弹），靠着自己的打拼，成了富有的种植园主和奴隶主。
他身上，没有杰斐逊那种哲学家的思辨，也没有汉密尔顿那种金融家的精明。
他有的是一种来自边疆的、简单粗暴的黑白分明的世界观。
在他眼里，世界就分为两种人：“人民” 和 “敌人”。
谁是“人民”？是那些诚实劳作的农民、工匠、小商人。
谁是“敌人”？是那些不劳而获的银行家、享受政府特权的垄断商、以及那些自以为是的官僚精英。
他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保护神，他的使命，就是要把那些盘踞在政府里，吸食人民血汗的“怪物”，给统统清除出去。
他的崛起，伴随着美国民主的第一次大扩张。
很多州取消了必须拥有财产才能投票的限制，大量的普通白人男性，第一次获得了选举权。
这些新选民，成了杰克逊最铁杆的粉丝。
他们崇拜杰克逊，不因为他有什么高深的政治理论，就因为他们觉得：“嘿，这家伙，跟我们是一路人！”
1828年，杰克逊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了总统大选。
他的就职典礼，成了一场狂欢。
成千上万的支持者，穿着泥泞的靴子，涌进白宫，跳上名贵的桌椅，打碎了几千美元的瓷器，把白宫搞得像个被洗劫过的酒吧。
东部的精英们，看着这番“野蛮”的景象，吓得目瞪口呆。
他们哀叹道：“暴民的时代，来临了！”
七）杰克逊的“战斧”
杰克逊总统，说到做到。
他一上台，就挥舞起他的政治“战斧”，砍向了他心目中的那些“特殊利益集团”。
他砍向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亨利·克莱那个“美国体系”。
内部改进？杰克逊大手一挥，连续否决了好几个由联邦政府出钱修路的法案。
他的理由，还是那个老掉牙的杰斐逊式论调：宪法没授权！而且，他认为，这种项目，很容易变成政治分赃的工具，滋生腐败。
高关税？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引发了他任内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废止危机”。
南卡罗来纳州，在他的副总统卡尔霍恩的煽动下，宣布联邦的高关税法案在本州无效，甚至威胁要退出联邦。
面对分裂的威胁，杰克逊这个“州权”的代表，却表现出了汉密尔顿式的强硬。
他痛斥“废止论”是叛国，甚至威胁要亲自带兵，把卡尔霍恩吊死在第一棵树上。
最终，双方以一次关税改革的妥协，暂时平息了危机。
但杰克逊挥舞战斧，砍得最狠、最彻底的，是他毕生最痛恨的那个“怪物”——美国第二银行。
**八）**一场观念的决战
对于杰克逊来说，美国第二银行，就是所有邪恶的化身。
他认为，这个银行：
是个“怪物”。
它太大了，太有钱了，它的权力，甚至超过了政府。
它的总裁尼古拉斯·比德尔，一个傲慢的费城银行家，可以凭自己的喜好，决定国家信贷的松紧，从而影响成千上万人的生计。
是违宪的。
在这一点上，他完全继承了杰斐逊的观点。
他根本不理会最高法院马歇尔大法官在“麦卡洛克案”中的判决，他认为，总统和国会，在解释宪法上，跟最高法院是平等的。
是精英腐败的工具。
银行给很多国会议员和报纸编辑，提供了优厚的贷款和“咨询费”，以此来收买他们，影响政治。
歧视普通人。
银行只愿意把钱贷给富有的东部商人，而不愿意帮助西部的农民。
银行的执照，将在1836年到期。
亨利·克莱和银行总裁比德尔，想了个自作聪明的办法：他们在1832年大选前，就提前向国会申请，要求为银行执照续期。
他们的算盘是：把银行问题，变成一个选举议题。
如果杰克逊否决法案，那他就会得罪东北部的工商界，从而输掉大选。
他们把赌注，押在了“理性”的经济逻辑上。
而杰克逊，把赌注，押在了“人民”的情感上。
国会通过了银行续期法案。
杰克逊，毫不犹豫地，否决了它。
他发布了一篇美国历史上最著名、也最具煽动性的否决咨文。
这篇咨文，写的根本不像个法律文件，而像一篇战斗檄文。
他没有过多地纠缠于复杂的宪法和经济理论。
他把这场斗争，描绘成了一场简单明了的阶级战争：
“我们社会中的富人和权贵……一直在利用政府的行为来谋求私利……当法律要让富人更富，让权势者更有权时，我们社会中谦卑的成员——农民、工匠和劳动者——他们有权抱怨他们的政府不公。”
他宣称，他否决银行法案，就是为了保护这些“谦卑的成员”，免受国内外的“压迫”。
这场“银行战争”，成了1832年大选的核心。
结果，杰克逊再次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
人民，用选票给了他摧毁“怪物”的授权。
杰克逊得胜后，根本等不到1836年。
他下令，将所有的联邦政府存款从第二银行里全部取出来，存到一些与他关系友好的州立银行里去。
这个釜底抽薪的举动，彻底杀死了美国第二银行。
九）****“去中心化”的胜利与混乱
杰克逊摧毁国家银行，是他整个政治生涯的巅峰。
从米塞斯的观念史角度看，这可以被视为剧本A（自由自治、去中心化）对剧本B（中央集权、精英计划）的一次巨大胜利。
杰克逊的行动，是基于一种深刻的怀疑主义。
它对任何形式的、集中的、不受民众直接控制的权力的怀疑。
无论是经济权力（国家银行），还是政治权力（联邦政府搞内部改进）。
他成功地拆除了汉密尔顿和克莱苦心经营的、以中央银行为核心的国家经济调控体系。
然而，仅从历史的结果来说，这场胜利的后果，是复杂的，甚至是灾难性的。
国家银行死后，联邦政府失去了对全国金融体系的最后一点控制力。
大量的州立银行，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疯狂地印发自己的银行券，制造了巨大的信贷泡沫。
这个泡沫，最终在杰克逊离任后不久，以1837年的金融大恐慌而破裂，引发了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经济萧条。
杰克逊的革命，成功地摧毁了一个他眼中的“集权怪物”。
但他留下的，却是一个金融上更加混乱、经济上更加不稳定的美国。
看到这里，是不是对当代中国的一放就乱，一管就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如何解读，我们放在这篇长文的最后。
杰克逊极大地扩张了总统个人的否决能力（他否决法案的次数，比他之前的所有总统加起来还多），同时用这种权力，去削弱联邦政府作为一个机构的经济权力。
杰克逊时代，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
它推动了平民民主，打击了掠夺平民财产的金融精英，但在观念的战场上，它并没有带来最终的和平。
当人们不再争论银行和关税时，一个新的、足以撕裂整个国家的话题，正在悄然成为中心议题。
那就是奴隶制。
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争论，即将被林肯和道格拉斯的争论所取代。
而这一次，观念的冲突，将不再是用否决咨文，而是要用真枪实弹来解决了。
杰克逊的民粹主义风暴暂时平息了金融集权的议题，却无意中为一场更大的风暴积聚了能量。
现在，美国历史的主线，将从“银行战争”转向一场更为根本的、关于“人”的定义的观念之战。
美国堕落史（7）
说句实话，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下台之后的美国历史，是有点乏味的。
总统的名字换了一大串，什么范布伦、哈里森、泰勒、波尔克……但你要是现在去问一个普通的美国人，估计十个里有九个，脸上都会露出那种“这哥们谁啊”的迷茫表情。
他们就像是流水线上下来的产品，面目模糊，毫无个性。
国会里呢，辉格党（就是当年被杰克逊总统折腾得死去活来，最后抱团取暖的那帮人）和民主党，还在为一些老掉牙的问题吵架。比如，要不要搞个国家银行啊，关税是定高一点还是低一点啊……
这些议题，就像是电视台重播了八百遍的肥皂剧，议员们在上面吵得唾沫横飞，老百姓在下面看得昏昏欲睡。
但所有人都隐隐约约地感觉到，空气里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那是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压抑感。
一个幽灵，一个从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那天起，就一直被小心翼翼地锁在地下室里的幽灵，现在，它挣脱了锁链。
它浮上了水面，走到了阳光下，并且用一双冰冷的眼睛，注视着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
这个幽灵，就是奴隶制。
但请注意，幽灵，往往只是一个幌子，一个表象。在它狰狞的面目之下，隐藏着的，才是真正让这个国家分崩离析的、最根本的东西。
那东西，说起来很俗，但却无比真实。
那就是，钱。
（一）一笔无法调和的经济账
要想理解美国为什么非要打这一仗，我们得先把那些“自由”、“平等”的高调先放一放，算一笔最实在的经济账。
当时的美国，其实是两个国家。
一个，是北方。
北方的天，是烟囱和机器的天。这里是新兴的工商业中心，到处是工厂、铁路、银行。他们的理想，是成为下一个英国，一个强大的工业帝国。
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北方的工业，当时还是个“小婴儿”，又小又弱。它的产品，无论是纺织品还是钢铁，跟当时的世界霸主英国比起来，质量又差，价格又贵。
这怎么办？很简单，当生意做不过别人时，就想办法不让别人来做生意。
北方的工厂主们，最想要的国家政策，就两个字：关税。
而且是高关税。高到什么程度呢？最好是高到让英国人的商品一运到美国港口，价格就翻一倍，完全没有竞争力。这样，他们北方自己的产品，哪怕质量差一点，也能舒舒服服地卖给全美国的人，赚得盆满钵满。
这种玩法，经济学上叫“贸易保护主义”。说白了，就是老大（联邦政府）出面，拉偏架，保护自己家（北方）那个不成器的孩子。
另一个，是南方。
南方的天，是棉花和土地的天。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种植园基地。他们的生活，靠的是“三件宝”：黑奴、棉花、出口。
南方的棉花，质量好，产量大，是英国纺织厂最主要的原材料。可以说，南方的种植园主们，在全球化的生意里，混得风生水起，他们拥有绝对的竞争优势。
所以，南方最想要什么？
他们想要的，恰恰是北方的反面：零关税，或者说，越低越好的自由贸易。
逻辑也很简单。他们要把棉花卖给英国，再从英国买回来物美价廉的工业品，比如衣服、农具、奢侈品。
现在北方跳出来要搞高关税，这对南方意味着什么？
你对英国商品征收高关税，英国人也不是傻子，他们必然会报复，也对你美国的棉花征收高关税。这等于是在砸南方人的饭碗。
就算英国不报复，高关税也逼着南方人必须去买北方生产的那些又贵又差的商品。这意味着，南方人每买一件衬衫，每买一把锄头，都在为北方的工厂主们支付一笔额外的“保护费”。
这笔账，南方人算得很清楚。高关税，就是拿他们南方人的钱，去补贴北方的工业发展。
凭什么？
你看，这才是最根本的矛盾。
一个国家，两种经济模式。一边是国际竞争力还不足的工业企业，是嗷嗷待哺的天天渴望联邦政府帮他们实现“进口替代”型工业企业家们，一种是大杀四方的“出口导向”型农业。他们的利益是完全对立、不可调和的。
一个国家只能有一套关税政策。
要么保护北方，得罪南方；要么照顾南方，让北方的工厂倒闭。
北方工业企业主们不改变观念的话，这道题就无解。
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为了这个关税问题，南北双方在国会里已经斗了几十年。好几次，南卡罗来纳州都以“退出联邦”来威胁，差点就提前开打了。
那么，这个要命的经济矛盾，跟奴隶制又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太大了。奴隶制，就是南方这套经济模式的基石，也是它在政治上的“命门”。
（二） 两种水火不容的“自由”
现在，我们再把“奴隶制”这个幽灵请回来。
建国的那帮国父们，在费城开会的时候，个个都是人精，他们心里明镜儿似的，知道奴隶制这玩意儿，跟他们挂在嘴边的“人人生而平等”，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两码事。
但没办法，为了拉南方的兄弟们入伙，只能揣着明白装糊涂，选择了妥协。他们在宪法里，甚至都不好意思直接写“奴隶”这个词，而是拐弯抹角地用什么“其他人口”来代替。
他们天真地希望，这事儿吧，随着时间流逝，估计就自己消失了。
可他们万万没想到，一个叫伊莱·惠特尼的人，发明了一台叫“轧棉机”的机器。
这台机器，直接让南方棉花种植业，从一个辛苦活，变成了一门利润高到吓人的超级暴利产业。而种棉花，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最需要的就是海量的、廉价的劳动力。
于是，奴隶，这个本来可能要“自然消亡”的群体，一夜之间，变成了南方经济繁荣“不可或缺的基石”。
当一样东西和你的钱袋子深度绑定之后，你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为它的存在，找一套听起来很高大上的理由。
南方的精英们，就是这么干的。
他们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观念升级”。他们不再羞羞答答地说奴隶制是“必要的恶”，而是理直气壮地宣称，奴隶制是一种“积极的善”。
这场运动的总设计师，是南卡罗来纳州的理论家，约翰·卡尔霍恩。这哥们曾经是杰克逊的副总统，是个顶级聪明的脑袋。
他搞出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核心观点有三条：
第一，种族优劣论。他说黑人天生就是劣等种族，脑子笨，身体懒，由优等的白人老爷们来“照顾”和“管理”他们，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大善事。
第二，南北对比论。他说我们南方的奴隶制，那可比你们北方工厂里那种冷冰冰的“工资奴隶制”要仁慈多了。我们奴隶主至少还管奴iglia的吃穿住行生老病死，你们北方的工厂主，只会把工人当机器一样往死里用，用坏了就一脚踢开。
第三，也是最核心的一条：财产权神圣论。他说，奴隶是我们的财产，就像我们的土地和骡子一样，是受宪法保护的。你联邦政府要是敢插手各州的奴隶制，那就是对私有财产权最粗暴的践踏！
你看，南方人也在理直气壮地讲“自由”。
他们要的，是“蓄奴的自由”，是各州不受联邦干预，处理自己“内部事务”的自由。这种自由观，本质上，就是为了保护他们那套种植园经济模式。
而在北方，另一股完全相反的观念潮流，也正在变得波涛汹涌。
那就是废奴主义运动。
一开始，废奴主义者只是一小撮理想主义的激进分子，被大多数人看作是唯恐天下不乱的“神经病”。
但是，他们的思想，像病毒一样，通过报纸（比如加里森的《解放者》）、慷慨激昂的演讲，以及一本后来引爆了整个美国的小说——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迅速地传播开来。
废奴主义者提出的，是一种更根本、更具普遍性的“自由”观。
他们说：自由，是上帝赋予每个人的自然权利，跟你的肤色是黑是白没有半毛钱关系。一个人，永远不能成为另一个人的财产。
联邦政府，有道义上的责任，去废除这种不道德的制度。
这两种“自由”观，在根子上，是没办法共存的。
一个说的是“我拥有财产（包括人）的自由”。
一个说的是“我作为一个人而存在的自由”。
一个把州的权力看得比天大，一个则诉诸于更高的道德和国家权威。
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北方人对废奴的热情，并非全部出自高尚的道德情操。
这背后，同样有经济的算盘。
北方的工商业精英们发现，南方的政治精英们，不仅仅是道德上的污点，更是他们实现工业帝国梦想的巨大障碍。
为什么？
废奴正好是打击这一股政治势力的一种手段。
因为南方政治势力死死地抱住低关税的自由贸易政策不放。
只要南方政治势力依然在国会发挥作用，就会在国会里，拼命地阻挠一切有利于北方工业发展的法案（比如用联邦的钱来修铁路、搞基建）。
所以，摧毁奴隶制，不仅仅是解放黑奴，更是为了摧毁南方种植园主的政治权力，从而为北方主导的、高关税的、中央集权的工业化道路，扫清一切障碍。
道德的激情，与经济的利益，在这里，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三） 西进运动：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如果说，关税是钱袋子之争，奴隶制是面子之争，那么接下来的一件事，就是把这两大矛盾彻底捆绑在一起，再放到火上烤。
这件事，就是美国的西进运动。
美国这个国家，有个特点，就是特别能“长个儿”。它不断地向西扩张，吞并新的土地。
每一次，当一块新的土地，比如密苏里、德克萨斯、加利福尼亚，人口够了，要申请加入联邦大家庭，成为一个新的州时，那个被大家假装看不见的问题，就会以最尖锐的方式，重新爆发：
这个新来的兄弟，应该是自由州，还是蓄奴州？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道德选择题。但骨子里，这是一个赤裸裸的权力计算题。
因为美国的参议院，是按州来分配席位的，每个州，不管大小，都是两票。
这就意味着，多一个自由州，北方在参议院里就多了两票，未来通过高关税法案、通过有利于北方工业的法案的可能性，就大了一分。
反过来，多一个蓄奴州，南方守住低关税、保住自己生活方式的把握，就大了一分。
所以，从1820年的“密苏里妥协案”开始，美国的政治家们，就干起了“和稀泥”的勾当。他们像走钢丝一样，玩起了数字游戏：新加入的州，必须一蓄奴、一自由，成双成对地进来，以维持参议院里双方势力的脆弱平衡。
但这种妥协，本质上是饮鸩止渴。它只是把问题往后拖，让双方的怨气越积越深。
终于，到了1854年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连这层遮羞布都不要了。
这个法案提出了一个听起来很“民主”的原则，叫“人民主权”——让新土地上的居民，自己投票决定，要不要搞奴隶制。
这一下，彻底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
一夜之间，从北方来的废奴主义者，和从南方来的蓄奴主义者，都像疯了一样，带着钱，更重要的是，带着枪，涌进了堪萨斯。
他们的目的很明确：用人头，或者说，用子弹，来决定投票的结果。
于是，和平的投票，演变成了公开的内战。“流血的堪萨斯”，成了未来那场席卷全国的血腥战争的一次小型预演。
火药桶已经堆满，就差一个点火的人了。
四）那个叫林肯的男人
就在国家观念彻底撕裂，眼看就要散伙的时候，一个男人，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他来自伊利诺伊州，当过律师，干过一届国会议员，长得又高又瘦，相貌平平，看起来还有点笨拙。
他叫亚伯拉罕·林肯。
在当时，没人觉得他会成为一个改变历史的伟人。
林肯，我们必须说清楚，他一开始，并不是一个激进的废奴主义者。他甚至公开表示过，如果能够维持联邦的统一，他愿意容忍奴隶制在南方继续存在。
但他有一个信念，一个坚如磐石、绝不妥协的信念。
这个信念就是：联邦是永恒的，是神圣不可分割的。
在1858年，为了竞选参议员，他跟他的老对手道格拉斯搞了一场全国闻名的系列大辩论。在那场辩论中，林肯说出了一句后来载入史册的名言：
“‘一座裂开的房子是站不住的。’我相信这个政府不能永远维持半奴隶半自由的状态。我不期望联邦解散，我不期望房子崩塌，但我期望它停止分裂。”
这句话，精准地切中了问题的要害。
对于南方的分裂主义者来说，联邦是什么？它不过是十三个州当年凑在一起签的一个“合同”。既然是合同，那我今天觉得不爽了，随时可以撕毁合同，退出不干了。这是典型的“州权至上”的逻辑。
但对于林肯来说，联邦，绝对不是一个可以随时退出的俱乐部。
它是一个有机的、统一的国家。这个国家，是先于各州而存在的。各州，只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就像人的胳膊和腿，是身体的一部分。
胳膊和腿，能宣布自己从身体里“分裂”出去吗？不能。
所以，当1860年，林肯这个明确反对奴隶制向西部扩张的共和党人，当选为美国总统后，南方各州知道，他们在国会的权力游戏中，已经输掉了未来。
于是，他们选择了他们最后的武器——退出联邦。
面对南方的决绝，林肯的选择，也只有一个。
为了维护这个他心中神圣的“联邦”，他不惜一战。
战争的导火索，是关于解放黑奴的道德争议。
但战争的真正目的，从林肯的角度看，自始至终只有一个：维护国家的统一。
而从更深层次的经济结构看，这场战争，就是北方工商业资本，要用武力，彻底摧毁南方种植园经济的政治代表，将整个美国，纳入自己所设计的、那个高关税、中央集权的工业化发展轨道。
五）血与火的洗礼：一个“国家”的诞生
美国内战，是美国历史上打得最惨烈、最血腥的一场战争。
四年时间，死了六十多万人。这个数字，超过了美国后来参加的所有战争（一战、二战、越战等等）死亡人数的总和。
兄弟阋墙，同室操戈，其残酷性，远非对外战争可比。
但这场战争，其意义，也远远超出了“解放奴隶”本身。
它是一场关于“美国到底是什么”的终极观念之战。最终，林肯所代表的、那个统一的、强大的“国家主义”观念，用枪炮和鲜血，将“州权至上”的邦联观念，彻底从美国的政治版图上抹去。
战后，有几个词，在美国人的日常用语里，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
战前，人们说：“The United States are…” (这些美利坚合众国是……)——用的是复数，把合众国看作是多个独立州的集合体。
战后，人们开始说：“The United States is…” (这个美利坚合众国是……)——用的是单数，把它看作是一个单一的、不可分割的实体。
一个字母的改变，背后，是一个国家观念的重塑。
这场战争，带来了联邦政府权力的空前扩张，而且许多扩张，是永久性的：
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征兵，联邦政府第一次绕过州，直接向公民下命令。
第一次征收全国性的所得税，联邦政府第一次把手伸进了每个人的钱袋子。
第一次发行全国统一的、不与金银挂钩的法定货币“绿背纸币”，中央控制金融的时代开启了。
更重要的是，战后通过的宪法第十三、十四、十五修正案，不仅废除了奴隶制，更第一次将“公民的基本权利”置于联邦政府的保护之下，明确规定任何州，都不得侵犯。
这等于从根本上，颠覆了建国初期那种“防着联邦政府”的小政府思想。
内战，像一个巨大的熔炉，把一个松散的“诸州联盟”，锻造成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
它用武力，解决了那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州，到底有没有权力退出联邦？”
答案是：没有。
它用法律，解决了那个道德难题：“人，到底可不可以是财产？”
答案是：不可以。
最重要的是，它用一场残酷的战争，彻底清除了北方工业化道路上最大的绊脚石。
南方输掉了战争，也就意味着种植园经济模式的彻底破产，意味着美国未来的经济模式，将无可逆转地由北方说了算。
高关税、贸易保护、国家主导的基建，这些汉密尔顿当年梦寐以求的政策，现在，都成了美国的国策。
那个在杰斐逊时代被视为洪水猛兽的强大中央政府，现在，成了国家统一和国民自由的象征。
一把削铁如泥的权力之剑，在内战的熔炉中，被锻造完成，并被恭恭敬敬地，挂在了华盛顿联邦政府的墙上。
战后的“镀金时代”，表面是自由经济的繁荣，其实是干预主义在美国扎根的开始，这把剑，在南北战争时，就已经磨好了。
当下一个危机来临时，它随时会被再次拿起。
而这一次，它的剑锋所指，将不再是闹分裂的南方，而是那些被认为“失控”的市场和“贪婪”的资本家。
一个全新的时代——进步主义时代，即将来临。
如果说，第二次独立战争，让无数美国人从精神上认同了美国这个共同体，而南北战争，则成为了美国这个中央集权国家的正式诞生时间。
自此，现代美国真正成立了。
从观念上，制度上，我们今天所认知到的美国，才正式出现。
美国衰退史（8）
提起内战后到二十世纪初的美国，马克·吐温给我们一个词儿，叫“镀金时代”。
这词儿太妙了，妙就妙在它那股子讽刺劲儿。表面一层金，灿烂辉煌，刮开一看，底下全是烂铁。
教科书会告诉你，这是一个“自由放任”创造经济奇迹的时代，也是一个“自由放任”导致贫富分化、社会动荡的时代。
这套说辞，听起来挺公允，各打五十大板。
这套说辞，从根子上就建立在一个巨大的谎言之上。
它把所有好的东西（经济增长、技术创新）都归功于一个实际上从未存在过的“自由市场”，然后把所有坏的东西（垄断、腐败、劳工血泪）都当成是这个“自由市场”不可避免的“副作用”。
这完全是栽赃陷害。
要想看懂这段历史，得看罗斯巴德。罗斯巴德对这段历史的解读是，所谓的“镀金时代”，根本不是什么“自由放任”的试验场。
它是一个国家机器与特权商业精英联手打造的、精巧而又残酷的“镀金铁笼”。它繁荣的表象之下，是自由市场被系统性扼杀的悲剧。它的问题，不是因为“太自由”，而是因为“不够自由”。
一）繁荣的假象
我们先看那闪闪发光的“金子”——铁路、钢铁、石油。这些工业巨龙的崛起，真的是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结果吗？
别逗了。它们的诞生，从第一天起，就充满了国家权力的“原罪”。
主角，是共和党领导下的联邦政府。
这帮人，继承了内战时期林肯建立的强大中央集权，他们骨子里信奉的，根本不是什么“小政府”，而是老掉牙的、18世纪汉密尔顿玩剩下的那套“重商主义”——也就是，政府应该积极扶持、补贴那些“对国家重要”的产业和公司。
这套理论，说白了，就是“劫贫济富”。
政府用暴力从印第安人手里抢来，本该属于所有人的西部土地，被他们像发传单一样，成亿英亩地白送给了联合太平洋、中央太平洋这些铁路公司。你见过哪个自由市场，是靠白送生产资料来竞争的？这是赤裸裸的特权，是用国家的刺刀，为一小撮人扫清了创业路上最大的成本。
共和党政府长期维持着高额的保护性关税。这等于是在美国海岸线上修了一道墙，阻止外国更便宜、更优质的工业品进来竞争。谁最开心？当然是卡内基那帮本土的钢铁大王。他们可以毫无压力地在国内市场卖高价，反正消费者没别的选择。关税，就是国家强制消费者给特权企业发的红包。
银行体系是核心中的核心。内战时期建立的国家银行体系，就是一个由政府特许的、华尔街主导的“通货膨胀制造机”。
这个体系允许这些“国家银行”在极少量的黄金储备基础上，发行大量的银行券（事实上的纸币）。每一次信贷扩张，都是在凭空印钱，稀释所有储户和工薪阶层的财富，然后把这些新钱，以低息贷款的形式，优先注入到他们那些搞铁路、搞钢铁的“关系户”公司里。
看明白了吗？铁路、钢铁、金融这几个镀金时代的“引擎产业”，它们的高速增长，根本不是来自服务消费者的市场嘉奖，而是来自土地特权、贸易壁垒和通胀信贷这三支“国家兴奋剂”。
这种由国家权力催生出来的“繁荣”，是虚假的，是扭曲的。它不是在创造财富，而是在重新分配财富——从那些无法获得政治特权的农民、工人和诚实经营的中小企业主手中，把财富转移到少数与政府勾结的寡头口袋里。
这根本不是“自由放任”，这是“干预主义”。它不是Laissez-faire，而是State Capitalism。
二）谁是真正的“暴力垄断者”？
主流的说法是，在镀金时代，“残酷的资本家”压榨工人，而工人们自发组织“工会”来反抗。
这又是一个极具误导性的童话故事。
在一个真正的自由市场里，劳资关系是自愿的、和平的交换。工人出卖劳动力，老板支付工资。如果工人觉得工资太低，他可以跳槽去别家。
如果老板找不到工人，他就必须提高工资。劳动力的价格，像其他所有商品一样，由供求关系决定。
镀金时代的问题出在哪里？出在国家干预破坏了这个自愿交换。
一方面，我们刚才说了，那些工业托拉斯，很多本身就是靠国家特权才坐大的垄断者。在一个被扭曲的、缺乏竞争的市场里，工人跳槽的选择自然就少了，议价能力也就弱了。
但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工会的崛起。
工会这个组织，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它的核心诉求就不是“和平谈判”，而是暴力胁迫。
工会的目标，从来不是让每个工人都找到满意的工作，而是为“工会内部的”那部分工人，争取高于市场均衡水平的工资。
怎么实现呢？靠暴力垄断劳动力的供给。
他们会强迫所有想在该行业工作的工人，都必须加入工会，缴纳会费。这叫“封闭工场制”。
当谈判破裂时，他们会组织罢工，这本身没问题。但他们绝不允许其他“非工会工人”（他们蔑称为“工贼”）来顶替他们的工作。谁敢来干活，他们就用石块、棍棒甚至炸药来“招待”谁。
他们通过政治游说，推动政府立法，限制移民，减少劳动力供给；或者规定最低工资，直接把那些技能水平低于最低工资线的、最穷的工人，排除在就业市场之外。
看清楚了吗？工会的本质，和那些靠关税保护的工业托拉斯一样，都是一个反市场的、试图通过强制手段（而非自愿合作）来获利的卡特尔组织。
而镀金时代那些血腥的劳资冲突，比如著名的“霍姆斯泰德大罢工”，根本不是什么“正义的工人反抗邪恶的资本家”。
它的真相是：卡内基钢铁公司（一个靠关税特权获利的半垄断者）和钢铁工人联合会（一个试图暴力垄断劳动力供给的组织）之间，两个“垄断者”的火并。
而当州政府出动民兵镇压罢工时，这也不是什么“政府偏袒资本家”，而是国家这部暴力机器，在不同的“客户”之间摇摆。
有时候，它为资本家服务，镇压工会；有时候，它也会为工会服务，通过立法来满足工会的要求（比如后来的《克莱顿法案》就给予工会免于反垄断法起诉的特权）。
国家，才是那个唯一的、合法的暴力垄断者。而所谓的劳资冲突，不过是不同的利益集团，争相购买国家这部暴力机器的服务而已。
三）农民的愤怒：通货膨胀的真正受害者
最后，咱们说说农民。镀金时代的农民，是真苦。他们感觉自己被铁路和银行死死掐住了脖子。
主流历史将此归咎于“市场失灵”和“货币紧缩”。平民党人高呼，要“自由铸银”，要多印钱，来对抗东部银行家的“金本位压迫”。
这又是一个被严重误读的故事。
农民真正的敌人，不是“金本位”，也不是什么“市场”，而是那个我们前面提到的、由国家特许的部分准备金银行体系。
这个体系，在经济繁荣期，会疯狂地扩张信贷（印钱），制造通货膨胀。通胀一来，物价飞涨。农民购买生产资料（农具、种子）的成本，涨得比他卖粮食的价格快得多。这第一刀，就割在了农民身上。
更要命的是，这种由银行信贷吹起来的“繁荣”，是不可持续的。它必然会导致“商业周期”，也就是繁荣之后的萧条和崩溃。
当萧条来临时，银行为了自保，会突然收紧信贷。那些之前在繁荣期，被银行忽悠着贷款扩大生产的农民，一下子就傻眼了。他们不仅要面对暴跌的农产品价格，还要偿还之前欠下的、以“真金白银”计价的贷款。
繁荣期，他们被通胀洗劫；萧条期，他们被通缩（债务）压垮。 这一来一回，财富就被银行体系给榨干了。
所以，农民们感受到的痛苦是真实的，但他们找错了药方。他们把问题归咎于“钱太少”，希望政府印更多的钱（自由铸银）。
真正的解药，恰恰相反：应该彻底废除国家对银行的特许权，回到100%黄金储备的“硬通货”体系，从根子上杜绝银行制造通胀和商业周期的能力。
农民们，本应是自由市场最坚定的盟友，却因为对经济学原理的误解，最终站到了呼唤更多国家干预的阵营里。这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好了，现在我们再回头看“镀金时代”。
把它说成是“自由放任”，是一个极其恶毒的“稻草人谬误”。
进步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们，先是把一个由国家干预、官商勾结、通货膨胀驱动的“国家资本主义”怪胎，错误地（或者说有意地）标记为“自由市场”。然后，他们对着这个怪胎所产生的一切罪恶——垄断、腐败、剥削——大加挞伐，最后得出结论：“看，自由市场失败了！我们需要一个更强大的政府来纠正这一切！”
这套把戏，从镀金时代一直玩到今天，屡试不爽。
镀金时代的罪恶，不是源于自由，而是源于对自由的背叛。
它的解药，不是更多的政府干预，而是更彻底的自由市场——一个没有土地赠予，没有保护性关税，没有中央银行，没有特许垄断的，真正让每个人都能在和平与自愿的基础上进行交换的社会。
这个理想，在镀金时代没有实现。而在它之后的“进步主义时代”，人们更是朝着相反的方向，一路狂奔了下去。但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四）反弹的声浪
最先发出怒吼的，是农民。
1890年代，一场声势浩大的民粹主义运动，席卷了美国的中西部和南部。
这些农民组织了一个叫“人民党”的政党，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非常激进的政治纲领：
要求政府所有并经营铁路、电报和电话系统。
——这是对垄断的直接宣战。
要求实行累进所得税。
——让富人交更多的税。
要求改革货币体系，实行“金银复本位制”，增加货币供应量，以帮助负债的农民。
要求由人民直接选举联邦参议员。
——打破政客和公司之间的腐败链条。
你看，民粹主义者的这些要求，核心思想就一个：我们不再相信“看不见的手”了！我们要求一个看得见的、强有力的手——政府的手——伸进来，管一管这些无法无天的大公司和大富豪！
1896年大选，人民党的理念，被民主党候选人威廉·詹宁斯·布莱恩所吸收。
他发表了著名的“黄金十字架”演说，将东部的金融集团，描绘成把农民钉死在黄金十字架上的“凶手”。
虽然布莱恩最终输掉了选举，但民粹主义运动，像一声惊雷，劈开了“镀金时代”虚伪的平静。
它标志着，美国社会的主流观念，正在发生一次深刻的转向。
人们对“自由放任”的信念，开始动摇。
对一个弱小的、“守夜人”式的政府的认同，也开始瓦解。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认为政府有责任、有义务去解决社会不公、调节经济失衡的观念。
这种新的观念，将会在20世纪初，由一批来自城市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记者和社会改革家，进行更系统的包装和理论化。
他们将不再像民粹主义者那样愤怒和激进，而是以一种更“科学”、更“理性”的面目出现。
他们，就是进步主义者。
一个全新的时代，即将到来。
剧本A的最后辉煌，即将落幕。
剧本B（集权强大），在蛰伏了几十年之后，将以一种全新的、“科学”和“进步”的面目，卷土重来，并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重塑美国。
好的，“镀金时代”的纸醉金迷之下，社会矛盾已如即将喷发的火山。
现在，一群手拿“科学”和“道德”的“医生”，即将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宣称要对这个病入膏肓的社会，进行一场彻底的改造手术。
如果说民粹主义是一场来自乡野的、充满愤怒情感的呐喊，那么进步主义，就是一场来自城市的、由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主导的、更具理论深度和实践策略的改革运动。
这场运动，从19世纪末开始萌芽，到20世纪初的前二十年，达到了高潮。
它不是一个统一的政党，而是一股跨党派的、弥漫在整个社会中的思潮。
它的核心，是一场深刻的观念革命。
这场革命，从根本上，颠覆了杰斐逊和“镀金时代”所信奉的“有限政府”和“自由放任”的旧有信条。
五）新世界的“老问题”
进步主义者们，大多是城市里的中产阶级。
他们是记者、大学教授、社会工作者、工程师、律师和一些有社会责任感的商人。
他们不像农民那样，直接感受到铁路和银行的压迫。
他们看到的，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一系列全新的、触目惊心的“城市病”：
贫民窟里，肮脏拥挤，疾病肆虐。
工厂里，童工们在危险的机器旁，干着繁重的活计。
食品加工厂里，腐烂的肉和工人掉进去的手指，被一起做成了香肠。
政治上，城市的市政厅，被腐败的“政治机器”所控制，他们靠着操纵移民的选票，中饱私囊。
经济上，像标准石油这样的托拉斯巨头，已经强大到可以左右国计民生，甚至绑架政府。
面对这些问题，杰斐逊那种“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的旧观念，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一个“守夜人”政府，能解决下水道问题吗？能禁止工厂雇佣童工吗？能保证你吃的肉是干净的吗？能拆分一个富可敌国的垄断公司吗？
答案是：不能。
于是，进步主义者们得出了一个与过去180度大转弯的结论：
问题，不能靠个人和市场的“自发秩序”来解决。
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一个强大的、积极有为的、专业的政府。
六）欧洲“优良”观念的引进
要革命，先得有思想武器。
进步主义者们，把目光投向了欧洲，尤其是当时的德国。
19世纪末，大量的美国年轻人，去德国的大学留学。
他们带回来的，不是杰斐逊时代那种崇尚个人自由和自然权利的英法启蒙思想。
他们带回来的是德国的“国家主义”和“历史学派”经济学思想。
德国的学者们认为：不存在什么普世的、永恒不变的经济规律。
每个国家的经济政策，都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现实需要，由国家这个最高组织形式，来进行有意识的引导和规划。
这个思想，对美国知识界，简直是醍醐灌顶。
它等于说，“自由放任”不是什么神圣信条，它只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现在美国情况变了，我们就应该用新的、更“科学”的办法来管理国家。
同时，英国费边社的渐进式社会主义思想，也对他们产生了深远影响。
费边社主张，不用搞暴力革命，而是通过不断地立法、渗透和教育，一点一点地，把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成一个由专家管理的、更公平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些从欧洲引进的新观念，为美国政府的干预行为，提供了最前沿的理论弹药。
七）从“消极自由”到“积极自由”
有了理论武器，进步主义者们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重塑美国人对“自由”这个核心概念的理解。
传统的、杰斐逊式的自由观，是一种“消极自由”。
它的意思是“免于……的自由”。
比如，免于政府干涉的言论自由，免于政府侵犯的财产自由。
在这种观念下，政府的角色，是“不做什么”。
进步主义者们，巧妙地提出了一种新的自由观——“积极自由”。
它的意思是“去做……的自由”。
比如，一个人如果穷得快饿死了，他有“追求幸福的自由”吗？一个每天要在血汗工厂里工作14个小时的童工，他有“实现自我价值的自由”吗？
显然没有。
所以，进步主义者们认为，真正的自由，不仅仅是摆脱政府的束缚。
真正的自由，是有能力去实现自己的潜能。
而为了让每个人都有这种能力，政府必须介入。
政府有责任，为人民提供最基本的保障，比如干净的环境、安全的食品、受教育的机会、免于过度剥削的工作条件。
你看，这是一次多么巧妙的“偷天换日”！
“自由”这个词没变，但它的内涵，已经从“限制政府”，变成了“扩大政府”的理由。
剧本A的口号，被剧本B拿过去，重新包装，变成了自己的武器。
八）“专家治国”的理想
那么，这个被赋予了巨大责任和权力的政府，应该由谁来管理呢？
进步主义者们，对杰克逊时代那种“人民民主”也充满了怀疑。
他们觉得，普通大众是盲目和非理性的，容易被腐败的政客操纵。
他们相信“科学”和“效率”。
他们理想中的政府，应该像一个管理良好的大公司。
掌权的，不应该是那些靠拉帮结派上台的政客，而应该是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中立的、专业的“专家”。
城市的管理，应该交给专业的“城市经理人”。
经济的监管，应该交给独立的“委员会”，由经济学家和法律专家组成。
社会的改良，应该听取社会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的意见。
这种“专家治国”的理想，本质上，是对民主和市场秩序的一种不信任。
它相信，一小撮最聪明、最专业的精英，能够比千百万普通人，更“科学”、更“理性”地，为整个社会，做出最好的规划。
这股强大的思潮，最终涌现出了两位总统级别的代言人。
他们将利用总统这个“高尚的讲坛”，把进步主义的观念，变成了国家的法律和制度。
一位是共和党的西奥多·罗斯福，一个精力充沛、挥舞着“大棒”的“托拉斯驯服者”。
另一位是民主党的伍德罗·威尔逊，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试图用“新自由”来改造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前大学校长。
在这两位强人总统的推动下，联邦政府的权力，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侵入到经济和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那个沉睡的集权巨人，即将被彻底唤醒。
好的，理论的炮弹已经准备就绪，现在，两位重量级的政治炮手即将登场，他们将用总统的权力，把进步主义的观念蓝图，变成美国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