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在克林顿总统的领导下，美国享受了一段被称为“新经济”的繁荣时期。

互联网的兴起带来了巨大的技术红利，政府财政在战后第一次出现了盈余。

很多人，包括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都乐观地认为：

人类的意识形态之争，已经以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的最终胜利而“终结”了。

然而，历史的下一页，却充满了血与火。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两场深刻的危机，彻底终结了这种天真的乐观主义。

它们从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外部的安全和内部的经济——对美国社会发起了冲击。

而面对每一次危机，联邦政府都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并在此过程中，将自己的权力，扩张到了一个连罗斯福和约翰逊都无法想象的境地。

9·11的冲击：“爱国者法案”与监控国家的崛起

2001年9月11日，清晨。

当两架被劫持的客机，撞向纽约世贸中心的双子塔时，

它们撞毁的，不仅仅是两幢摩天大楼。

它们撞毁的，是美国人心中那种本土绝对安全的“孤岛心态”。

它们撞毁的，是冷战结束后那种“再无匹敌对手”的轻松感。

它们也撞毁了里根革命以来，对“小政府”的最后一点幻想。

在国家陷入震惊、悲伤和愤怒的时刻，一种压倒一切的情绪，主导了整个国家：对安全的渴望。

在这种情绪之下，任何以“国家安全”为名的措施，都变得不容置疑。

乔治·W·布什总统，迅速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战时总统”。

他向恐怖主义宣战，提出了著名的“布什主义”：“你要么跟我们站在一起，要么就跟恐怖分子站在一起。”

这种非黑即白的世界观，为政府采取极端措施，扫清了道德和舆论上的一切障碍。

就在9·11事件发生后仅仅45天，美国国会，就以压倒性的票数，几乎是未经充分辩论，就通过了一部名为《美国爱国者法案》（USA PATRIOT Act）的法律。

这个名字本身，就充满了政治宣传的意味。

“爱国者”，你敢反对它吗？

这部长达300多页的法案，极大地扩张了联邦执法机构和情报部门的监控权力：

它允许政府，在没有获得具体授权令的情况下，对公民的电话、电子邮件和互联网活动，进行大规模的“窃听”。

它允许联邦调查局（FBI），以“反恐”为名，去搜查公民的图书馆借阅记录、医疗记录和财务记录，而且还禁止图书馆员或医生，告诉当事人他们被调查了。

它模糊了国内执法和国外情报之间的界限，让中情局（CIA）这样的机构，也可以更多地介入国内事务。

《爱国者法案》是对宪法第四修正案（保护公民免受无理搜查）的一次史无前例的践踏。

那个曾经被《权利法案》小心翼翼地关在笼子里的政府监控权力，现在，以“反恐”的名义，被彻底释放了出来。

紧接着，一个全新的、庞大的联邦官僚机构——国土安全部（DHS）——被建立起来。

它整合了海关、边境巡逻、海岸警卫队等22个不同的联邦机构，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政府重组。

从此，美国人的每一次飞行，都要经过这个部门下属的运输安全管理局（TSA）的严格安检。

一个庞大、隐秘、无孔不入的现代监控国家，在“9·11”的废墟之上，拔地而起。

剧本A所珍视的“个人隐私”和“消极自由”，在剧本B的“国家安全”这面大旗面前，显得苍白而无力。

两场战争的巨大成本

以“反恐”为名，美国发动了两场旷日持久的海外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这两场战争，与以往的战争有一个显著的不同：政府没有通过增税，来为战争买单。

在二战和朝鲜战争时期，为了支付军费，政府都会大幅提高税收，让民众感受到战争的直接成本。

但这一次，布什政府，不仅没有增税，反而还在推行大规模的减税。

那么，打仗的钱从哪来？

答案只有一个：借！

通过发行巨额的国债，联邦政府把战争的成本，全部推给了未来。

这两场战争，花费了数万亿美元。

它们与国内的减税政策，以及不断增长的社会福利开支（比如布什政府推出的老年人处方药福利计划）相结合，导致美国的国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再次爆炸式增长。

那个被里根革命暂时抑制住的赤字怪兽，以一种更凶猛的姿态，卷土重来。

2008年金融危机：“大到不能倒”的救赎

就在美国深陷两场海外战争的泥潭之时，一场源自内部的、破坏力堪比大萧条的金融海啸，袭来了。

2008年，由次级抵押贷款泡沫破裂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了。

这场危机的根源，极其复杂。

但从观念史的角度看，它是一系列错误观念共同作用的恶果。

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在9·11之后，为了刺激经济，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将利率降到了极低水平，再次向市场注入了海量的廉价信贷，催生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

政府的住房政策：历届政府，都出于“居者有其屋”的政治正确，鼓励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个“政府支持企业”（GSEs），去购买和担保那些风险极高的次级抵押贷款。

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华尔街的巨头们，相信自己“大到不能倒”。他们坚信，如果真的出了事，联邦政府一定会出手相救。因此，他们毫无顾忌地，进行着疯狂的、高杠杆的金融赌博。

当雷曼兄弟公司在2008年9月倒闭，整个金融体系濒临崩溃时，联邦政府的反应，印证了华尔街的这种信念。

布什政府和随后的奥巴马政府，都采取了同一个立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拯救这些“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机构。

于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政府救市开始了。

国会通过了高达7000亿美元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由财政部，直接向花旗、美国银行、AIG等金融巨头，注入纳税人的资金。

美联储，更是开启了“核动力印钞机”模式。

它不仅将利率降到零，还启动了被称为“量化宽松”（QE）的非常规操作——直接下场，购买数万亿美元的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这种规模的政府干预，让罗斯福的新政，都相形见绌。

到了2020年更是宣布了史上最大规模的QE，不设底线的Q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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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的终极胜利？

9·11和2008年金融危机，这两场看似不相干的事件，却共同将剧本B（集权强大）的观念，推向了一个逻辑上的终点。

在安全领域，9·11确立了“预防性”原则。

为了防止“可能发生”的威胁，政府有权牺牲公民的自由和隐私。

在经济领域，2008年金融危机确立了“大到不能倒”原则。

为了防止系统性崩溃，政府有权用纳税人的钱，去救助那些因为自己的贪婪和愚蠢而陷入困境的超级企业。

这两大原则的背后，是同一个深层观念的最终胜利：

一个全知全能的、拥有无限权力和无限资源的中央政府，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唯一能够带领我们，应对现代世界各种复杂危机的最终拯救者。

在这个观念之下：

财政纪律，已经无足轻重。

一种被称为“现代货币理论”的异端学说，已经开始在政界流行。

它认为，只要一个国家能用本国货币发债，那它就永远不会破产，可以为了实现充分就业等目标，而无限制地印钞和赤字。

个人责任的观念，被侵蚀殆尽。

无论是发动战争的成本，还是金融投机失败的恶果，最终，都由一个抽象的“国家”和全体纳税人来承担。

从那个在“五月花号”上签订自治公约的清教徒，到那个相信“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的杰斐逊；

从那个在西部边疆自力更生的拓荒者，到那个相信“自己的事自己负责”的“镀金时代”企业家……

美国人心中那个“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始剧本，似乎已经被彻底覆盖、删除。

那个曾经被视为自由最大威胁的“利维坦”，现在，却被大多数人，看作是唯一的“诺亚方舟”。

美国的未来会如何，取决于美国民众的观念能否被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