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场舆论风波的结果是注定的。

罗永浩说，九成人站他一边，那么普遍的观念，就一定会带来政策的改变，推动管制的出台。因为全过程民主嘛。

结果，必然是如此的。

我为什么连发几文批评罗永浩，就是因为我明白，罗永浩之舆论战的结果必然是如此。

今天不谈预制菜，我们来谈欧洲吧。

在欧洲，每一种食品包装上，都要以保护消费者知情权为目标， 贴上一个标签，以说明，是否是转基因。

欧洲人也觉得，这玩意儿好啊！透明、公开，保障了我们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简直是文明进步的象征。

有人会说，欧洲人就搞得最好，法律规定得明明白白，让咱们吃得放心。

打住。

如果我今天告诉你，这个你眼中“消费者的福音”，很可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代价高昂的“完美风暴”呢？

如果我告诉你，这张小小的标签，几乎凭一己之力，就让欧洲大陆的农业科技创新陷入了长达二十年的停滞，甚至还间接地影响了非洲的粮食安全呢？

你是不是觉得有点毁三观？

但事实就是如此。

欧洲在九十年代一样爆发了一场舆论战，这场舆论战的主角是环保NGO。

你注意啊，像“绿色和平”这种组织，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的核心产品，不是别的，就是“叙事”，是“故事”。

他们的生存依赖于公众的关注和捐款。那什么样的故事最能吸引眼球、激发捐款呢？

不是“科技进步让亩产提高10%”这种平淡无奇的好消息，而是“人类扮演上帝，创造出科学怪食，即将毁灭地球”这种充满冲突和恐惧的惊悚大片。

所以，当转基因技术一出现，他们立刻就嗅到了“年度最佳剧本”的味道。他们创造了一个流传至今的超级词汇——“Frankenfood”，也就是“科学怪食”。

这个词太有画面感了，把弗兰肯斯坦的恐怖形象，直接嫁接到了你的午餐上。

你看，这就是叙事的力量。

它绕过了你大脑里负责理性分析的那部分，直接点燃了你内心深处对未知的原始恐惧。他们不需要在科学期刊上跟你辩论复杂的蛋白质结构，他们只需要在超市门口，穿着怪物服装，举着“Frankenfood”的牌子，就足以让你对货架上的玉米片产生怀疑。

这帮“故事大师”的行动，本质上是一种商业模式。

恐惧，就是他们流量的密码。

欧洲的环保NGO，成功地将对转基因的恐惧植入了欧洲舆论。

当然，光有这些组织还不行，还有欧洲的农业生产者组织。

你想想，欧洲的农业是个什么状况？大部分是小农场，成本高，效率低。跟美国那种一望无际、用GPS开拖拉机的大农场相比，竞争力根本不在一个量级。

现在，美国人捣鼓出了转基因这个“超级武器”，种出来的大豆、玉米，不怕虫子，不怕除草剂，产量又高，成本又低。这要是浩浩荡荡地开进欧洲市场，那欧洲的农场主们还有活路吗？这简直就是降维打击。

怎么办？正面战场打不过，就得开辟第二战场。什么战场？规则的战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寻租”。

他们的逻辑特别简单：我没办法在价格上打败你，那我就让政府给你贴上一个“坏孩子”的标签。

他们跑去布鲁塞尔游说，说：“议员先生们，我们不是反对竞争，我们是为了保护欧洲消费者的健康和欧洲独特的农业传统啊！美国人的东西，来路不明，有风险！”

你看，多高明。一场纯粹的“贸易保护主义”，瞬间就被包装成了“守护神圣家园”的崇高事业。而有机农业集团，更是这场运动的最大赢家。转基因被妖魔化得越厉害，他们“纯天然、无污染”的标签就越值钱。强制标签制度，等于政府出钱、出法律，帮他们给所有竞争对手的脸上，都刺上了一个“可能有问题”的字。这笔买卖，简直太划算了。

最后欧洲的政客出场了。

政客这个职业，他的第一目标是什么？不是追求科学真理，也不是推动社会长远发展，而是赢得下一场选举。

现在，一边是“故事大师”们已经把社会气氛烘托到这儿了，群情激奋，大家都觉得转基因是洪水猛兽；另一边是“精明农场主”们，他们可是实实在在的票仓，背后是庞大的农业工会和利益链条。

请问，你是政客，你怎么办？

是站出来，苦口婆心地跟选民解释“全世界科学界的主流共识是批准上市的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然后被扣上“美国公司代言人”的帽子，丢掉选票？

还是顺水推舟，高举“保护消费者”的大旗，把自己塑造成人民的英雄，既赢得了掌声，又讨好了票仓？

这根本就不是一道科学题，这是一道纯粹的政治计算题。答案，不言而喻。

好了，你看。“故事大师”负责制造恐惧，“精明农场主”负责利益捆绑，“选票计算器”负责将这一切合法化。一个坚不可摧的“神圣同盟”就此诞生。他们共同指向一个目标：必须给转基因套上一个法律的枷锁。

而那个枷锁，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强制标签制度。

当这个“神圣同盟”开始行动时，他们需要一个听起来特别高大上、无法反驳的理论武器。他们找到了，这个武器叫——“预防原则”。

这个原则听起来简直太美好了。

它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当一个东西可能会有危害，就算科学上还没完全确定，我们也应该先预防起来，先把它管起来再说。

听起来是不是特别负责任？特别有远见？

但你仔细琢磨一下，这事儿不对啊。这背后藏着一个致命的思维陷阱。

我给你打个比方。汽车刚发明的时候，如果按照“预防原则”，那肯定不能让它上路。为什么？因为它可能会撞死人，可能会污染空气，这些风险在当时都是不确定的。那怎么办？禁了呗。我们人类，今天可能还在坐马车。

电被发明的时候，也一样。它可能会电死人，可能会引发火灾。怎么办？禁了呗。

“预防原则”的本质，是用一种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无限恐惧，去否定当下“确定性”的巨大收益。

它要求“零风险”，而一个追求零风险的社会，唯一的结局，就是停滞。

总有一帮精英，认为自己能设计出一套完美的规则，来预知和管控未来的一切风险。但他们忘了，人类社会恰恰是在不断的试错和风险中，才得以演化和进步的。市场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试错机器。

而欧洲的官僚们，就挥舞着“预防原则”这把大锤，砸下了一套堪称人类历史上最严苛的转基因管理法规。这个法规的核心有两个：

超低的标签门槛： 只要你的食品里，转基因成分超过0.9%，对不起，必须贴标签。这个标准有多严？相当于在一大缸酱油里滴了一滴墨水，就必须整缸标为“墨水酱油”。

2. 超高的审批成本： 任何一个新的转基因作物，想在欧洲上市，得先交上亿欧元的审批费，再花上十年八年的时间走流程。

你看，这套组合拳打下来，名义上，它没说“禁止”你搞转基因。它只是说，你要搞，可以，但得先过我这九九八十一难。

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事实上的禁令”。

好了，法律通过了，标签贴上了。欧洲的消费者们，获得了他们想要的“知情权”，超市里一片祥和，几乎所有食品都干干净净，没有那个“可怕”的标签。

但代价是什么呢？

你是拜耳、巴斯夫这种欧洲本土的化工和农业科技巨头，你怎么办？你投入巨资研发出一个抗旱的玉米品种，本来想着能造福人类，结果想在自己家门口上市，光审批就得耗掉你十年光阴和一个亿欧元，就算上市了，还得被贴上一个“科学怪食”的标签，谁还愿意买？

商人的选择永远是理性的。既然欧洲这片土壤不欢迎创新，那我就走。于是，大量的科研中心、科学家、研发资金，从欧洲“胜利大逃亡”，全都跑到了对技术更友好的美国和南美。

这是一个巨大的讽刺。欧洲，这个现代科学的发源地，亲手掐死了自己在农业生物技术这个未来赛道上的所有可能性。

你可能会说，这对消费者有利呀！

你以为标签给了你选择权？恰恰相反，它让你没得选。

你想啊，你是食品公司的老板，比如达能。你知道，用转基因大豆能降低成本。但你敢用吗？你不敢。因为一旦用了，贴上那个标签，你的牛奶、酸奶可能就没人买了。为了避免麻烦，你的最优选择，就是彻底跟转基因划清界限。

整个产业链条上的所有商家，都在进行这种“自我审查”。结果就是，在整个欧洲的超市里，除了极少数的进口商品，你根本就买不到任何转基因食品。

这个制度，它承诺给你“选择吃或者不吃”的权利，最终却只给了你“被决定了不能吃”的现实。这哪是选择权，这是选择权的彻底丧失。

转基因技术最大的好处之一，就是降低食品的生产成本。拒绝这项技术，就等于人为地维持了高昂的食品价格。

这对谁的影响最大？不是那些住在巴黎市中心、逛有机食品商店的中产阶级。他们本来就愿意为“纯天然”的感觉支付高额溢价。

影响最大的，是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低收入家庭。他们每天都在为这个由富人的恐惧和偏好所决定的政策，支付着一笔看不见的“恐慌税”。

更让人痛心的是，这股风气还蔓延到了非洲。很多非洲国家，明明饱受饥饿和干旱的折磨，他们急需转基因技术来提高粮食产量。

但是，他们不敢。因为他们的农产品很多要出口到欧洲，一旦种了转基因，就会失去欧洲市场。

你看，富裕的欧洲人，为了满足自己田园牧歌式的想象，宁愿让非洲的兄弟们继续挨饿。这是一种多么残酷的、穿着文明外衣的自私。

再看第二个故事。

这两年美国缺鸡蛋，甚至成为美国总统要去解决的事，这事很奇怪吧！

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农业国，怎么可能缺鸡蛋？这不跟沙特缺石油一样是天方夜谭吗？

是怎么发生的呢？也是由舆论推动的。

2010年，美国有一部纪录片叫《食品公司》爆红于网络。

这个纪录片里描述了一个这样的场景：

一边是，昏暗灯光下，挤在狭小、冰冷的“格子笼”里，羽毛脱落、眼神呆滞的蛋鸡。另一边是，明媚阳光下，在绿草地上悠闲散步、自由刨食的“走地鸡”。

然后他形成一个舆论叙事：

“格子笼”= 残酷、不人道、工业的异化。

“散养” = 自然、快乐、有良心。

任何一场能改变社会航向的运动，都源于一个无法抗拒的好故事。而“快乐鸡”的故事，堪称近二十年来最成功的舆论叙事之一。

这部纪录片用强大的影像力量，在无数中产阶级消费者心中，种下了一颗怀疑和愧疚的种子。

从此，选择“笼养鸡蛋”，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行为，它变成了一种“道德污点”。

马上，这种叙事被另外一群利益群体利用。

这帮人可不只是讲情怀，他们是顶级的生意人。他们敏锐地发现，“快乐”是可以定价的。

他们的商业模式，就是把“叙事大师”们创造的“道德溢价”，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价格溢价”。

一个“有机、散养、非转基因喂养”的鸡蛋，可以卖到普通鸡蛋的3到5倍。

但是，这种高价产品，在自由市场上，只是一个小众选择。怎么才能把“小众”变成“主流”呢？答案不是靠市场竞争，而是靠规则。

这个叫“寻租”。就是说，我不通过提供更好、更便宜的产品来赢得市场，我通过游说政府，制定一个有利于我、打击我竞争对手的法规来赚钱。

对于高端鸡蛋生产商来说，最好的法规是什么？就是强制取缔“格子笼”。

一旦法律规定，所有鸡蛋都必须是“非笼养”，那么他们最大的竞争对手——那些以极高效率、极低成本生产鸡蛋的传统大型养殖场，就瞬间被废掉了武功。

所有人都必须站到他们划定的“高成本”赛道上来比赛。这简直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当社会舆论已经被“叙事大师”们点燃，当中产阶级选民开始把“动物福利”当成一种政治正确的表达，当“精明的寻租者”们带着政治献金和游说团队敲开办公室的大门……

请问，你是政客，你怎么办？

是站出来，为那个高效但“不性感”的传统养殖业辩护，告诉大家“格子笼”能有效防疫、降低死亡率、保证鸡蛋清洁？然后被贴上“冷血”、“为大公司代言”的标签？

还是顺水推舟，高举“人道主义”和“消费者选择”的大旗，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充满爱心的、进步的政治家？

答案不言而喻。

就这样，“叙事大师”负责制造道德压力，“精明的寻租者”负责提供经济动力，“选票的猎手”负责将这一切转化为国家暴力。一个完美的闭环形成了。这个故事，从个人情感，正式走向了公共议程。

当一个故事足够深入人心之后，法律的登场，就成了顺理成章的加冕礼。

这个进程，是从州到联邦，步步为营。

第一阶段：星星之火（2018年之前）

加州，永远是这类社会运动的试验田。2018年，加州通过了著名的“12号提案”，规定到2022年，所有在加州销售的鸡蛋，都必须来自“非笼养”的母鸡，并且为每只母鸡提供了明确的“最低生活空间”。

这个法案，听起来只是一个州的内部事务。

但它的厉害之处在于，它不仅管了加州本地的生产者，还管了所有想把鸡蛋卖到加州的外地生产者。

加州是美国最大的消费市场，这一招“市场准入”的杀手锏，等于把全美国的鸡蛋生产商，都拖下了水。

第二阶段：巨头的“投诚”

在强大的舆论和法律压力下，零售和餐饮业巨头们，开始排着队“投诚”。沃尔玛、麦当劳、星巴克……几乎所有你能叫得上名字的大公司，都纷纷发表声明，承诺将在2025年之前，实现供应链100%“非笼养”鸡蛋。

这种“自我革命”，看似是企业的良心发现，实则是最理性的商业计算。

一方面，可以博取巨大的公关声誉；另一方面，他们也预见到，全国性的强制法规，只是时间问题。早转型，早主动。

第三阶段：联邦的加冕（假设的关键节点：2022年）

当加州这样的“风向标”已经立法，当市场上的巨头们已经“望风而降”，联邦层面的立法，就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们可以想象，在202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名为《全国家禽福利与食品安全法案》的法律。这部法律，将加州的标准，推广到了全国。

它设定了一个“大限”：自2024年1月1日起，全美国境内，禁止销售任何来自“格子笼”系统的鸡蛋。

消息传来，举国欢庆。动物保护组织宣布这是“历史性的胜利”，媒体盛赞这是“文明的里程碑”，消费者感觉自己即将吃上更“道德”的鸡蛋。

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美好。

然而，从“格子笼”转型到“非笼养”，不是把笼子门打开那么简单。它意味着要推倒旧鸡舍，建设全新的、符合空间标准的、拥有不同栖息区域的现代化鸡舍。

这需要什么？天文数字的资本投入。

根据行业估算，改造一个现代化的蛋鸡养殖场，成本高达数千万美元。大公司，比如美国最大的鸡蛋生产商Cal-Maine Foods，他们可以利用资本市场的力量，去贷款、去融资，来完成这场昂贵的“升级”。

但是，那些经营了几代人的中小型家庭农场呢？他们根本拿不出这笔钱。法律给出的短短两年的过渡期，对他们来说，不是“升级”的路线图，而是一张“死亡判决书”。

结果是什么？在2022到2023年间，美国有数以千计的中小型鸡蛋生产商，在无法承担改造成本的情况下，只能选择关门大吉。

这是整场危机的第一个关键节点：鸡蛋的总产能，在这个国家的根基处，已经开始大规模、系统性地萎缩了。

你以为“非笼养”只是成本高一点吗？不，它的生产效率，比“格子笼”要低得多。

更高的死亡率：“非笼养”环境下，母鸡可以自由活动，但也意味着更多的相互啄斗、疾病传播和意外伤害。鸡群的管理难度呈几何级数上升。

更低的产蛋率：稳定的环境，是母鸡高产的保证。“格子笼”系统，像一个精密的“产蛋车间”，为每只鸡提供了标准化的饮食和环境。而“非笼ย养”的“自由”，也带来了更多应激反应，产蛋率随之下降。

更高的破损率和污染率：鸡蛋不再是顺着传送带被干净地收集起来。它们可能被产在任何地方，被踩踏、被粪便污染的风险大大增加。

这是危机的第二个关键节点：不仅生产者的数量在减少，留下来的生产者，他们每一只鸡的产蛋效率，也在显著下降。

供给的阀门，被拧得越来越紧。

本来，市场上应该同时存在两种鸡蛋：一种是便宜、高效的“笼养蛋”，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另一种是昂贵、有“故事”的“非笼养蛋”，满足中产阶级的偏好。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支付能力和偏好，自由选择。

但《全国家禽福利法案》用一纸命令，消灭了那个“便宜的选项”。它等于强行告诉所有生产者：“不要再去理会消费者对‘价格’的需求了，你们所有人，都必须按照我规定的这个‘高成本模式’去生产！”

这导致了整个行业巨大的资源错配。大量的资本，没有被投入到如何“提高产量、降低成本”上，而是被迫投入到了如何“达标合规”上。

2024年1月1日，大限来临。

全美国，还有至少30%的蛋鸡产能，没有完成合规改造。一夜之间，这些养殖场生产的鸡蛋，成了“非法产品”，无法进入市场流通。

而那些已经完成改造的养殖场，由于效率的下降，也无法弥补这个巨大的产能缺口。

一场完美的供给侧休克，就这样发生了。

普通民众的感受是：一夜之间，超市里的鸡蛋，先是价格翻了一倍、两倍，几天之后，货架就彻底空了。当初那些为“快乐鸡”欢呼的消费者，此刻，却成了连最基本的“鸡蛋自由”都无法实现的最大受害者。

最后，因为一场小小的动物疫情，让美国人在去年今年“享受"最高一个鸡蛋近一美元的价格，因为供给端早已被破坏、被管制。

管制下，必然导致短缺。

好了，复盘到这里，两个故事差不多讲完了。

结论是什么呢？

第一，警惕那些以“为你好”为名的管制。 当一种管制，赋予你某种“权利”的时候，你一定要多问一句：我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什么？那些看不见的代价，往往很昂贵。

第二，学会区分“事实”与“叙事”。 转基因、预制菜安不安全，这是一个科学“事实”问题。而转基因是不是“科学怪食”，这是一个“叙事”问题。

很多时候，动员社会、影响决策的不是事实，而是那个更吸引人、更能激发情感的叙事。作为一个现代人，你必须得有能力，穿透那些花里胡哨的叙事，去看到背后的事实和利益。

第三，真正保护消费者的，不是标签，而是竞争。

一个真正选择丰富的市场，是让所有玩家都能上场比赛的市场。让“纯手工”的去和“高科技”的竞争，让“有机的”去和“转基因”的竞争，让消费者用自己的钞票去投票，最后胜出的，一定是那个能最好地满足消费者多元化需求的方案。

用一个强制性的标签，把一个重要的选手提前罚下场，这不叫保护，这叫垄断。

预制菜加工的所有企业，现在都应该发抖了。

具体管制出台后的严苛程度，决定了这些企业最终的命运。

管制下，必然导致短缺。

继续作吧，如果类似的管制不断出台，中国人本来可以以低廉的价格进各种馆子消费的现实，搞不好，过一段时间，就得成为历史了。

罗永浩啊，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那也是必然的。

预言一下罗永浩怒批预制菜的后果

第一、管制必然出台 因为普遍的舆论，必将推动相关的管制出台。

第二、对连锁餐厅的打击 所有连锁餐厅必然受到重击，想要达到管制的标准很难

第三、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的狂欢 有了检查预制菜标签的权力，那么，权力就可以寻租换钱

第四、供给减少 由于达成管制要求的成本上升，企业将减少，从而人为形成短缺

第五、价格上升 由于供给减少，导致价格上升，人们消费较大餐厅的能力将下降

第六、预制菜供应链将大幅萎缩 由于企业订购减少，不少在盈亏边际上的企业将退出市场，中小企业将大量被淘汰

第七、新鲜现炒的餐厅出现更多食品安全事故 由于去工业化，靠人力来支持的餐厅增加，从而导致更多的食品生产不确定性，市场力量驱动的食品安全提高不复存在，苍蝇馆子的卫生条件将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