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殿堂的幽深回廊里，栖息着一群自诩为智识贵族的祭司。

他们不是普通的经济学者，而是宏观经济建模者。

这是一群将灵魂献给数学的抽象世界，却在现实面前目盲如鼹鼠的人。

他们的圣殿没有窗，只有黑板。

他们不屑于观察市场上奔走的小贩、工厂里流转的货物，或失业者眼中渐熄的光。

他们嫌那些太“庸俗”，太“不纯粹”。

他们的使命，是用繁复如咒语的微分方程、优雅却空洞的假设，在粉笔灰中构建属于他们的理想国。

在那里，人是永远理性的“代表性个体”，市场可以在瞬息间“出清”，一切波动皆可归结为几个外生的“冲击”。

他们就像中世纪沉迷于针尖上能站多少天使的经院哲学家，对窗外的饥荒与战火充耳不闻。

然后，时间到了2004年。

一场辛辣的讽刺剧，在经济学最高神殿之一——《政治经济学期刊》——的扉页上悄然上演。

剧目的主演，是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两位模范祭司：哈诺德•科尔与李•欧翰南。

他们动用了最先进的计量工具，驱使着跨越近百年的数据洪流，经过一番令人眼花缭乱的演算。

终于，向世界庄严宣告了他们“石破天惊”的发现：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新政”，非但没有终结大萧条，反而使其更深、更久。

读到这个结论，任何对经济史稍有常识的人，都难免哑然失笑。

这算什么“新发现”？

这不过是早在七十多年前，亨利•黑兹利特、穆瑞•罗斯巴德等奥派思想家，凭借最基本的逻辑与对现实的洞察，就已反复疾呼的常识！

当科尔与欧翰南用颤抖的、仿佛发现新大陆般的笔触写下“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在1939年，仍然比（正常的）趋势，低了27%。”、“个人工作时间……在1939年，仍低于趋势21%。”时，他们似乎完全忘了去翻阅官方的统计年鉴——那上面早就冷冷地记载着，1939年的失业率，依然高达17.2%，是1929年危机前水平（2.9%）的近六倍！

美国经济在经历了七年“新政”的猛药与电击后，依旧躺在重症监护室里，依靠呼吸机维生。

这个事实，对于研究真实历史而非数学幻想的人，平淡无奇；

但对于整个沉醉于“新古典综合”迷梦的宏观建模派，却不啻为一记灵魂重击。他们感到“震惊”了。

为何震惊？

因为现实，将他们奉若圭臬的理论模型，摔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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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破产与常识的复仇

在他们的模型世界里，大萧条像一场来得快去得也快的感冒。

1929至1933年的下滑，被归咎于某些神秘的“负向技术冲击”或“货币冲击”。

而自1933年起，数据明明显示，强有力的“正面冲击”已经到来——尤其是货币基数，在罗斯福与美联储的操纵下暴涨了超过100%。

按照他们的教科书，如此巨量的货币“注入”，应如肾上腺素般让经济心脏猛烈跳动，至迟在1936年就应让就业市场恢复红润。

可现实呢？

现实给了理论一记响亮的耳光。

经济依旧萎靡，失业依旧顽固。

他们的模型无法解释，为何“药”下了，“病人”却不见起色。

他们困惑，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诊断错了病因。

罗斯巴德在《美国大萧条》中早已阐明真相：

大萧条的根源，并非什么外生的“冲击”，而是20世纪20年代由美联储人为制造的信贷扩张泡沫。

它扭曲了利率信号，误导企业家进行大规模的错误投资，创造了不可持续的繁荣。

泡沫终将破裂，这是市场清算错误、重新配置资源的必要痛苦过程。

真正的解药，是允许这场清算发生：

让该破产的企业破产，削减政府开支与税负，解除阻碍价格与工资调整的管制。

然而，从胡佛到罗斯福，两届政府的选择，恰恰是与市场规律全面开战。

他们的一系列干预政策，却在玩命阻止清算的到来：

1、以工代赈，扩大支出：试图用政府开支“创造”需求，殊不知这只是将资源从更高效的私人部门，转移至政治导向的项目中。

2、价格与工资管制：通过《全国工业复兴法》（NIRA）等法案，禁止降价，维持高工资，这直接冻结了市场最重要的调节机制。

3、农业减产补贴：《农业调整法》（AAA）付钱让农民销毁农作物、屠宰牲畜，人为制造短缺以抬高价格。

4、新一轮信贷扩张：美联储试图用更廉价的货币和新的泡沫，来掩盖旧泡沫破裂的残骸。

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政府干预主义实验，取代了历史上经济衰退后常见的财政紧缩与市场放任政策。

结果，也创造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长达十余年的慢性萧条。

当科尔和欧翰南精美的数学模型在现实数据前崩溃后，他们终于，也许是羞赧地，从故纸堆里捡回了经济学入门课本。

他们想起了“卡特尔”这个微观经济学基础概念——几个生产者合谋限制产量、抬高价格、损害消费者福利的勾当。

接着，他们“恍然大悟”地发现：

罗斯福新政的基石《全国工业复兴法》与《农业调整法》，其本质，正是一场由政府武力背书、覆盖全国绝大多数行业的强制性卡特尔化运动！

NIRA通过数千个“行业法规”，为从螺丝钉到连衣裙的无数产品设定最低价格与产量上限，企业主若敢降价竞争，便会被送上法庭。

AAA则更赤裸，政府直接补贴破坏，将粮食与牲畜化为虚无，只为换取价格上扬。

当这两位宏观经济学家颤抖着将“新政”与“卡特尔”联系起来时，他们笔下流出了这样迟到的忏悔：

“新政的卡特尔化政策，是缓慢复苏背后的关键因素……它对实际产量和趋势产量之间60%的差距，负有责任。”

翻译成白话便是：

如果政府强迫企业少生产，那么需要雇佣的工人自然会减少。

所以，罗斯福新政导致了更高的失业率。

天啊！

这简直是一个街头菜贩都能凭直觉明白的道理！

然而，这却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顶尖”的经济学家，动用最复杂的工具，耗费七十余年光阴，才“重新发现”的“真理”。

更可悲的是，他们甚至在文章中，完全忽略了早在1993年，由理查德•维达和洛威尔•加勒威在《失业》一书中，就已完成的、更为详尽扎实的研究。

那本书不仅分析了NIRA和AAA，还深入剖析了“第二次新政”中《公平劳动标准法》（确立联邦最低工资）、《瓦格纳法案》（强化工会权力）以及工资税，是如何进一步抬升劳动力成本，将更多低技能工人永久地锁在失业大门之外的。

这些研究，或许因为未曾发表在他们的“顶级期刊”小圈子里，便被视为不存在。

学术的傲慢，筑起了信息的高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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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回响：古今中外的干预之殇

奥地利学派的洞见，绝非仅适用于1930年代的美国。

政府试图通过干预来消除经济周期、管制价格、扭曲市场，最终引火烧身的故事，在人类历史中一遍又一遍地重演。

古罗马的物价管制与帝国衰亡：

公元301年，罗马皇帝戴克里先颁布《限价敕令》，对数百种商品和服务设定最高价格，企图遏制因货币贬值引发的通货膨胀。

结果市场上的货物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黑市猖獗，贸易瘫痪。

法律严惩违令者，甚至处以死刑，但仍无法挽回经济活动的窒息。

这不是在治疗疾病，而是在杀死病人。

这一失败的干预，加速了罗马帝国经济体系的崩溃。

法国约翰·劳的密西西比泡沫：

18世纪初，苏格兰金融家约翰·劳说服法国摄政王，通过一家特许银行大量发行纸币，并鼓吹密西西比公司的虚幻财富，制造了巨大的金融泡沫。

当泡沫破裂，政府不是允许市场出清，而是试图通过更严厉的货币控制和价格管制来维持幻象，最终导致银行挤兑、经济崩溃和民众对金融体系的长期不信任，为法国大革命埋下了经济层面的伏笔。

中国王莽的“托古改制”：

公元初年，新朝皇帝王莽推行了一系列旨在恢复“周礼”的激进改革，包括土地国有（“王田”）、废除奴隶、管制物价（“五均六筦”）。

他设立了专门的官员来评定物价，试图平抑波动。

这些脱离现实、充满空想的管制措施，严重扰乱了农业生产和商品流通，导致“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怨沸腾，成为新朝迅速灭亡的重要推手。

1970年代的美国“滞胀”：

尼克松和卡特政府时期，为应对通胀，先后推行了工资-物价管制。

结果与戴克里先如出一辙：短缺、排队、黑市、质量下降。

管制暂时压抑了价格信号，却扭曲了资源配置，打击了生产积极性，最终与石油危机等因素一起，酿成了“滞胀”（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这一当时主流凯恩斯主义理论无法解释的怪胎。

直到里根时代大幅放松管制、减税并稳定货币，经济才重获生机。

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长期低迷：

虽然主流观点将“大衰退”的缓慢复苏归咎于“需求不足”并推崇大规模财政刺激与量化宽松，但奥派观点指出，真正的病灶在于危机前全球央行（尤其是美联储）长期维持过低利率制造的房地产与信贷泡沫。

危机后的干预，如救助“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维持畸低利率、推行繁复的金融监管法案（如《多德-弗兰克法案》），阻碍了必要的市场调整，鼓励了道德风险，并可能为下一次更大的危机埋下了种子。

日本“失去的三十年”，更是央行持续干预、阻止债务清算、导致经济僵尸化的漫长前车之鉴。

这些跨越时空的案例，共同揭示了一个铁律：

经济规律如同地心引力，不容忽视。

当政府试图用武力压制价格信号、阻止市场清算、或人为制造信用泡沫时，或许能换来短暂的幻象或政治上的喝彩，但最终必将遭受更严重、更持久的经济反噬。

市场需要的是清晰的规则和稳定的货币，而不是全能的指挥和随意的干预。

迟到的觉醒与未竟的战争

科尔和欧翰南的文章，尽管姗姗来迟且充满局限性，却仍不失为一个微小但重要的信号。

它标志着，主流经济学象牙塔的墙壁上，终于出现了一道裂痕。

他们不得不开始承认，至少部分承认，奥地利学派早已阐明的观点：

大萧条的持久化，主因正是胡佛-罗斯福时代的政府干预主义；

而二战后的经济繁荣，恰恰与当时相对更自由的市场政策、以及战时管制的大规模解除密切相关。

然而，这场觉醒远未完成，甚至可能只是昙花一现。

宏观经济学的正统，依然被那些沉迷于数学精致性而忽视现实复杂性的模型所主导。

他们忙于为干预政策寻找更“巧妙”的模型化理由，却不愿从根本上反思其方法论缺陷——忽视时间与资本结构、无视企业家的判断与知识问题、将市场视为一个可被精准操控的机器。

与此同时，干预主义的诱惑从未消退。

每当危机来临，政客与公众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呼吁“政府做点什么”。

从2008年的救市，到2020年疫情期间的空前财政与货币刺激，再到各种产业政策、绿色补贴的卷土重来，我们看到的是干预的工具箱日益精致，但其本质逻辑与1930年代并无二致：

试图用更多的扭曲（货币、价格、补贴）来对抗之前扭曲造成的后果，相信少数精英的规划能优于亿万个体的自发协作。

所以，重述奥地利学派的洞见，不仅是学术上的正本清源，更是关乎现实经济健康的紧迫之事。

我们需要牢牢记住：

1、经济周期源于货币与信用的不当扩张，而非市场的固有缺陷。

央行的“善意的干预”往往是周期之母。

2、市场清算过程虽痛苦，但必要。

试图用干预阻止清算，只会将急性病拖成慢性病，并积累更大的风险。

3、价格是传递稀缺信息的生命线。

管制价格，就是蒙上经济的眼睛。

4、真正的复苏来自资本结构的重新调整与企业家精神的释放，而非政府的开支或货币的滥发。

科尔和欧翰南的“震惊”，应该成为所有经济学人的警钟。

是时候将目光从黑板上那些优美的曲线，移向真实世界中人们的行动、选择与挣扎了。

经济学本应是关于人的行动的科学，而不是关于方程求解的数学游戏。

对充斥着谬误与傲慢的现代宏观经济学而言，奥派常识的回归，虽然迟到，但仍有其价值。

毕竟，在思想的战场上，迟到，总比永远缺席要好那么一点点。

但这“一点点”的进步，需要更多人勇敢地戳破皇帝的新衣，不断重述那些被遗忘的、却至关重要的简单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