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间战争的一个独特属性是领域之间的，另外一个独特的属性源于国家是依赖于对统治对象征税而生存的事实。所以，针对另一个国家的任何战争，难免会导致针对自己人民的税收侵犯的增加和扩张。私人之间的冲突可以，并且往往是有关各方自愿支付报酬和供给经费的。革命可以，并且常常是由公众提供自愿的资助从而进行对抗。但是国家的战争只能通过对纳税人的侵犯得以获得资助。

所以，所有的国家战争，都涉及对国家自己的纳税人的加大侵犯，另外几乎所有的国家战争（在现代战争中是全部）涉及对敌对国家统治的无辜市民的最大的侵犯（谋杀）。

另外一方面，革命常常是自愿资助的，也可以精确把他们的暴力针对国家统治者实施；私人冲突也可以把他们的暴力限制于实际的罪犯。所以我们必须下结论认为，有些革命和私人冲突可能是合法的，但国家的战争永远是应被谴责的。

国家事实上存在着，并且只要它们存在着，自由主义者对国家的态度实际上应该是这样的说法：‘行，你存在吧，但是只要你存在，至少得把你的活动限制于你垄断的那些领域。’”简要地说，自由主义者关心的是尽可能地减少国家对私人进行侵犯的领域，无论是“外国的”私人还是“本国的”私人。

在国际事务方面，达到这个目标的唯一途径是，每个国家的人民给他们各自的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国家把其活动局限于它垄断的领域，不要侵犯其他国家（垄断者）——尤其是其他国家统治下的人民。简要地说，自由主义者的目标是把任何已经存在的国家对人身和财产的侵入限定在尽可能小的程度。这就意味着完全避免战争。每个国家的人民应该向“他们”各自的国家施加压力，要求不要互相攻击，并且，如果冲突产生了，根据物质条件的可能性尽快地谈判协商寻求和平或者宣布停火。

……

如果 A 国的一个居民移居或者投资于 B 国，自由主义者必须主张他因此接受了 B 国的国家垄断者地位，并且，如果 A 国为了保护旅行者或投资者的财产向 A 国人民征税以发动战争，杀害 B 国的诸多无辜人们，这将是不道德的，并且是犯罪的。

自由主义者知道在任何特定的战争之中国家之间的罪过程度是不一样的，但是自由主义者还是反对所有的战争，无论其动机如何。他的最重要的考虑是谴责参与战争的任何国家。从而，他的政策是，对国家施加压力使其不发动或不参与战争，阻止那些已经开始的战争，减少任何持续着的战争对市民的侵犯范围，无论这些市民属于哪一方或者根本不属于任一方。

国家之间和平共处和互不侵犯这样的自由主义者的政策的一个必然推论是，严格戒绝任何外援，也即一国对另一国的援助。因为，任何A国对B国的援助会造成：（1）对A国人民的税收侵犯的增加；（2）恶化B国对它本国人民的压迫。

……

所有以国家名义发动的战争都要反对，因为它首先意味着对本国公民的征税，其次意味着对他国公民的屠杀。被侵略一方也会加强对本国人民的征敛，并将他们推向对方的枪口之下。

自由主义者反对所有国家间战争，是不是意味着他们永远不赞同地理边界的改变呢——将世界托管于一种冻结的不公平的领土状态吗？

当然不是。

假设，比如，虚构的国家 W 国（Walldavia）袭击虚构的国家 R 国（Ruritania）并且吞并了 R 国的西部。R 国西部人民现在希望重新团聚于他们的 R 国同胞之中（也许是因为他们希望可以不受干扰地使用原来的语言）。这如何达到呢？当然，一个途径是可以在两个国家权力之间进行和平协商，但是假设 W 国的帝国主义统治者表现非常强硬；另外，W 国的自由主义者可以以正义的名义对其本国施加压力要求其放弃征服。但这只是假设，不能起作用。那怎么办呢？我们仍然必须坚持 R 国对 W 国发动战争的非法性。地理变化的合法方法是：（1）被压迫的 R 国西部人民自下而上地革命；（2）R 国私人团体对西部造反者的资助（或者，在那方面，由在其他国家的 R 国的朋友资助）——通过提供武器装备或者以志愿军的方式。

……在战争中，国家疯狂地动员人民针对另外一个国家为它而战，而其借口是他们在为他们自己而战。社会变成了军事化，它变成了一个兽群，设法杀害它所称的敌人，根除和抑制所有不赞同官方战争行动的不同意见，背叛了为了假定的公共利益的真理。社会变成了一个有着价值观念和士气的武装的阵营——正如艾尔伯特·杰伊·诺克（Albert Jay Nock）曾经用短语表达所作的表述——一个“在行军中的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