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人们都关心缅甸妙瓦底的电诈问题。笔者认为这是没有建立秩序框架（宪政框架）所产生的一个乱象。一个充分保障个体权利的宪政框架对于社会的成长、经济的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缅甸曾经是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因为它有英国殖民者建立的宪政框架。缅甸独立，英国人撤离之后，这个框架也消失了。缅甸本土的人，没有能力保持或建立新的秩序框架，法治水平低下，国家陷入到贫困中，目前的人均GDP是1454美元，只比1936年的776美元增加一倍左右。南非在白人走了之后，某种程度上也在经历这样的状况。相反的例子是新加坡，在李光耀等人的领导下，新加坡维持或强化了英国殖民者留下的秩序框架，所以经济快速发展，该国1965年独立时的人均GDP是516美元，现在达到八万多美元。可见，在过去的近百年，缅甸几乎是停滞的，而新加坡是高速发展的，这说明宪政框架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

中国历史上也没有建立这样的宪政框架，同样陷入长期的贫困中。最近有朋友对笔者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报纸上有段话，他印象深刻，这段话的大意是“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农民的生活水平终于达到了明朝时的水平”。中国一千多年，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人均GDP大概就维持在三百美元左右的水平，没有进步，绝大多数人生活在极度贫困线之下。改革开放，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才开始有根本性的改善，因为私有财产权“开始”得到承认，特别是改善了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中国参与到全球分工中，这些都是宪政框架的重要内容或组成部分。

普遍的富裕，是建立宪政框架的自然而然的结果。可以想象，假如缅甸能够建立宪政框架，那么在妙瓦底或其他地方，“电诈产业”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商业、制造业与旅游业等等，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会高得多。通过这种合法方式，创造的财富，会比非法手段更多，也会让更多人受益。这不仅对缅甸自己的国民有利，也对其他国家的国民有利，因为他们也可以分享缅甸人创造的产品与服务。

如哈耶克所说，法律，自由与财产权是三位一体的。宪政框架通过保障人们的财产权，使人们获得自由，一个“共赢”的社会将会产生，甚至对那些权力垄断者（比如缅甸的军阀势力）而言，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可以过得比之前更好。宪政框架是保障财产权的机制，当产权得到保护时，人们就愿意来投资创业，每个个体都会从其他个体发挥创造性中受益。相反，假如缺乏这种框架，强制就会取代自由，这是容易产生现代版奴隶制。一种畸形的生产模式（电诈）取代正常的生产模式，这种模式是“压榨型的”，而不是“包容型的”或“成长型的”。这正是缅甸一些地区所发生的。

只有建立宪政框架，经济才能持续稳定发展，“电诈”这种现象才会减少或消失，这是一个可以从理论中就可以得出的结论，但是，为什么一个国家没有能够建立宪政框架，则是一个“历史”问题。没有谁可以保证，一个国家一定能够建立这样的秩序框架，即这样的秩序框架不可能是通过“演化”的方式自动产生。我们可以认为，人们缺乏建立宪政框架的意识和技能、地缘政治等等因素，都有可能导致这样的框架无法建立。精英在这个问题上扮演重要角色。缅甸缺乏能够教育民众，带领民众建立宪政框架，使一个社会走上法治道路的精英。相比而言，新加坡就有以李光耀为代表的精英。可以说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运气”。一个社会能不能出现这样的人物，是不确定的，出现了，是否会被珍惜，有人愿意跟随，也是不确定的，因为这是一个“社会科学”现象，即精神与意志现象，不是“自然科学”现象。这些领袖型人物有现代意识，知道文明的方向，假如他们有一大批的追随者，那么一个社会的宪政框架就能够建立起来，就会走上正常的发展道路。

相反，假如人们从强权中寻求保护，而强权把垄断权力视为自己获利的手段，那么就会陷入到恶性循环中。打破这个循环相当不容易。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很重要一点，是人们要看到建立秩序框架之后，自己从中获得的长远利益，因此，把建立这样的框架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目标，尤其是精英需要认识到这一点。精英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社会中建立这样的共识，并推动制度建设。但是，如前所述，这样的精英能否出现，则是不确定的。

建立宪政框架是保障一个社会的秩序不断成长，从而经济不断发展的条件。也即，是宪政框架的建立，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是秩序框架本身也是一个“过程”概念，它需要被不断地完善，往往意味着不进则退。一种有害的观念是认为已经找到了最优的制度，不需要再完善，这将会使一个社会重新陷入到停滞状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