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癌症患者人数是印度的三倍？这个数据可能是真实的，但它却是一个典型的统计骗局。

这个数据出现的原因，除了“布尔费墨”说的检测手段的差异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那就是平均寿命。

印度2023年的平均寿命是67岁，而中国同期的平均寿命是78岁。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一个中度老龄化的社会，65岁以上人口占到人口总数的比例为15.4%，人口数量为2.17亿人。而印度的老龄化比例为6.8%，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为9441.32万人。

另外，印度的城镇化率为35.4%，城镇人口为49316.9万人；农村人口数量为90024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64.6%。而中国城镇化率为66.16%，城镇常住人口达93267万人；乡村常住人口47700万人。

两国人口相当，但中国老年人是印度的2.3倍；中国60%以上的人居住在医疗卫生和疾病检测条件较好的城镇，而印度60%以上的人居住在卫生和医疗条件较差的乡村。

癌症本来就是一个老年多发的疾病。城市的医疗检测手段更加先进，而农村则要么根本不检测，一检测就是晚期。

这已经把“中国癌症患者是印度的三倍”的真相揭示出来了。

如果你统计日本和塞拉利昂的癌症发病率，会发现前者是后者的七八倍。但是原因很简单，日本检测手段更先进，而且日本女性平均寿命已达87岁，男性是近82岁，而塞拉利昂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国民平均寿命只有50岁。

所以道理很简单，塞拉利昂人还没得癌症呢，就死了。

同样道理，如果你统计中国改开后40年的癌症数据，与改开前30年的数据，会发现，改开后中国人癌症发病率可能是之前的十倍不止。原因同样是，改开前，还没得癌症呢，就病死饿死了。

所以，上述统计数据有什么意义呢？能揭示出来什么结论呢？

谁要是认为，中国患癌率高，就认为中国人健康状况不好，或者中国经济、卫生和医疗水平低于印度和塞拉利昂，那就是开国际玩笑。

它反倒说明的是，中国经济比印度要繁荣得多。因为，癌症、慢性病、老龄化，都是经济进步的结果。没有经济的高度繁荣，就不可能有这么多的老年人，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癌症患者，也不会有足够的资本积累来支撑一个人在得了慢性病的情况下带病长期生存。没有市场经济积累的海量资本，就不会有良好的卫生条件和发达的医疗技术和检测条件，也就发现不了癌症。吃都吃不饱，还卫生个啥，检测个啥？

现在有很多喜欢绿颜色的人，经常在抱怨，怎么现在人得的病这么五花八门，原来根本就没有，都是因为工业化、污染、使用化肥农药导致食品不够健康，等等，然后呼吁各种管制干预措施。这些人就是不懂基本的道理而进行错误归因。

那不过是因为，现在市场发达了，医疗技术进步了，把什么病都能检测出来了，而过去，根本就没有检测手段，得了病也不知道，人还没活到一定年龄呢，要么一点小小的擦伤感染就要命，要么一场瘟疫夺走几百万人的性命，要么就稀里糊涂地死了。

人不能没有成本的概念，不能做既要又要的巨婴。凡事皆有代价。你不能说，既要长寿，又要纯天然、无工业、不使用化肥农药。如果真的纯天然、无工业了，卫生环境就要彻底倒退，到处都是臭水沟、没有清洁的饮用水、蚊虫滋扰、疟疾横行、虱子乱跑，那带来的是更大的寿命缩减；如果完全绿色食品了，那将意味着产量直线降低，一大半人都要饿死，活下来的人还生活在饥饿和赤贫之中，斯里兰卡就是前车之鉴。

一切对经济的管制和干预措施，都会毁灭资本，由此会使技术退化，降低劳动生产率，减少供给。这时减少的资本就将只能用于维持基本的生活，没有足够的资本投入到改善卫生条件和医疗技术之中，就会把中国变成印度和塞拉利昂。

新冠死的人不多，是因为中国有雄厚的资本积累，支持了较好的医疗卫生条件；在全国只有一台呼吸机的索马里，死的人就会成倍增长，而且到底死了多少都说不清。欧洲黑死病消灭了欧洲一半以上的人口，不是因为黑死病有多厉害，而是与中世纪教会在与政府的交锋中落败，国家权力取得了绝对支配的地位，由此大规模增加税收和管制，导致经济衰退、医疗卫生和生活水平下降密切相关。

所以，干预经济，最终会让人折寿，会消灭人口。

以上，我们采用的是经济学“历史的理解”的方法，对历史事件进行归因和分析。

事件都是复杂因素的结果，多因一果。历史理解的方法就是找出复杂事件的因果关系，并且对各种因素赋予一定的权重。各种权重的赋值，类似于测量和计量，不同的历史学家，会对同一事件的原因赋予不同的权重，似乎无法形成基本的共识。这不是由于基本的历史事实不同，而是由于他们接受非历史学科教育和理解的不同。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可以按照自己的主观偏好对历史进行任意解读。因为历史学必须依赖非历史学科的研究成果，当非历史学科的研究成果已经清晰揭示出基本规律，并且与以前发生了变化，那么历史就要被改写。

例如，古代拜神求雨，认为曼陀罗有包治百病的医疗效用，现代气象科学和医学已经明确揭示，不是这样的因果关系。这时候一个历史学家要是还按照过去的方法解读历史，那就是不能允许的。

再如，你不能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经济进步的原因，解读成这是政府干预能力增强的结果，这就是违背基本的经济科学原理。因为经济科学已经明确揭示出，政府对于市场，是一种破坏性因素。经济进步，必定是市场的结果，政府干预没做别的，只是阻碍和抵消了经济进步的成果，让本应有的经济增长没有发生。如果一个历史学家无视经济科学的教导，对这段历史进行任意解读，要么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要么他根本不是在记录历史，而是在搞宣传。

统计数据，是历史的范畴。统计数据不能揭示任何经济规律，它只是过去的记录。历史必须用正确的理论来解释。没有理论，统计数据就是一堆破烂，没有任何价值，不能证明任何东西；没有正确的理论，就会对历史进行错误的解释、错误的归因。

理论的重要性由此得以体现。因为我们如何解释历史，关系到我们如何面向未来。如果我们认为40年来的经济成就是“有为政府”的结果，那么就会呼吁更多的经济干预；如果我们认为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那么就会呼吁减少干预，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

在一个国家主义、干预主义的时代，统计数据对我们的经济生活造成了重大影响。绝大多数统计数据，对我们的生活不但毫无用处，而且是有害的。

统计数据，不是经济的眼睛，而是干预经济的眼睛，它是权力扩张的助推手。当今世界充斥在我们生活中的统计数据，主要的生产者不是别人，就是政府。它统计这些数据，目的就是利用这些统计数据，来实施经济干预。

比如最常见价格指数。当统计部门根据所谓“一篮子商品”统计出物价指数的时候，它想干什么呢？当指数上升了，就给了它管制物价的借口，而价格管制的结果就是打击供给刺激需求，人为制造短缺。

然而这个价格指数是毫无用处的。每个人的“一篮子商品”都不同，每个人对一篮子商品中的个别商品的评值都不同，把几种商品的价格进行加权平均是荒唐的做法，因为只有单个商品的价格，没有一篮子商品价格。统计部门武断地设定几种商品来计算价格指数，并不比一个家庭主妇随便选定几种商品来计算更加“科学”；对物价的感知，每个人每时每刻都非常明显，不需要统计部门提醒，谁也不会盯着物价指数去生活。

再比如失业率。人没钱了自然就会去工作，他会降低预期找一份工作糊口；钱多了或者能够啃老饿不死，当然就可以先不工作。广阔的自由市场，总有未被利用的生产要素，必然有工作可做，只看你要求多高的工资率。

所以自由市场的失业，都是主动失业。大规模长期的失业，是干预主义的结果，是对劳动进行管制，实行最低工资法的结果。一个人想去工作，有人却打着关爱劳动者的名义让他无法自由地签订契约，他就没工作了；一个人需要工作，但工会势力采取暴力手段限制他入职和竞争，他就失业了；一个人只能生产3000元的边际价值产品，国家为了“关爱”劳动者却制定了400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那么他就会被解雇，或者自始至终得不到雇佣。

明明是干预主义造成了较高的失业率，为什么却要统计失业率呢？

因为“干预递增效应”，它要为下一步的继续干预提供理由。当失业率上升，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就顺理成章地出台，比如这时候央行就要扩张货币供给了，因为他们信奉的“菲利普斯曲线”认为通胀与高失业率不可能同时并存；因为他们信奉通胀能够使石头变成黄金，通过通胀手段，能把未利用的要素都利用起来。央行在这时候具有了神仙一样的功能，似乎开闸放水，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法宝。

或者，财政政策就要出台。通过扩大国家投资、举债搞建设，这样就能拉动经济、增加就业。甚至，像罗斯福一样，搞一个以工代赈计划，把所有人都吸引到政府工程中去，领取仅够糊口的工资，然后对他感恩戴德。

另外，大家经常见的“基尼系数”，说贫富差距有多大云云，其目的也很明显，就是为了实施侵犯产权的再分配政策。进出口数据，目的就是为了实施出口导向的产业补贴扶持政策，即用纳税人和其他企业的钱财补贴特定的出口行业和外国消费者。等等。

阿根廷的米莱，为什么关闭了国家反歧视、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研究所？就是因为这种接受税金资助的机构纯粹是寄生性的，而且就是以制造所谓的歧视、种族主义统计数据为生的。为了扩张自身的权力、争取更多的预算，以彰显自己存在的必要性，他们会千方百计、按照先打枪后画靶子的方法，采集自己想要的数据，来证明这个国家存在严重的歧视问题。不这样做，它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那里面领取优渥的报酬的人就会失业。

基于他们所谓的统计数据，阿根廷政府就会出台一系列面对少数族群的补贴和扶持政策，政客就会利用税金来收买特定群体换取选票。由此，政客拥有了更大的权力，更多的人加入到分配税金的大战之中，阿根廷由此走向了不事生产、瓜分税金、谋求特权的衰败之路。

所有行政部门都希望扩张自己的权力，因此，他们就热衷于统计各类与自己相关的数据，目的都是为扩权铺路。

想想看，如果在一个自由世界，政府如果只负责保障产权，它要那些统计数据干什么？跟它有什么关系？

这就是统计的真相。

这世界上有三种谎言：谎言，该死的谎言和统计数据。

统计，是一种政治谎言。川普和哈里斯在竞选中，这边说一组数据，那边立即说一组与其矛盾的数据，相互攻击；搞民调的时候，偏民主党的CNN搞一组，偏共和党的FOX搞一组，都会有利于本方。这已经揭示出统计的荒谬。你说那些数据全是假的吗，好像还不是，但是他们都在按照自己的想法在抽取数据、划定数据采集的范围。所以，对一个人最大的欺骗，不是赤裸裸地骗他，而是只告诉他一部分“真相”，这会将他骗的找不着北。

生活在国家主义时代的人们，识别该死的政治谎言和统计骗局，是一门必修课。它要求我们掌握基本的理论方法，这个理论方法，就是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