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意志主义者们，或者说那些崇尚自由的人，总是热衷于讨论如何削弱国家权力，甚至干脆废除它。

老实说，这没什么毛病，他们的方向是对的。

但是，这里面有个巨大的逻辑漏洞，很多人没想明白。如果你真的把国家这个庞然大物拆掉了，或者仅仅是想让它别管那么宽，那你拿什么来填补它留下的真空呢？

这就是我们要聊的关键。反对国家权力，不仅仅是喊口号“拆拆拆”。它更是一个建设的过程。你必须建立起能够挑战国家权力、甚至替代国家功能的其他机构。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从根本上削弱国家对我们生活的控制，我们就必须鼓励、培育并维持那些强健的“非国家机构”。比如教会，比如自由市场，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家庭。

这些机构，就是老派古典自由主义者口中所谓的“公民社会”。而在这其中，家庭无疑是皇冠上的明珠。

为什么这么说呢？让我们把逻辑理清楚。

在人类所有的组织形式中，家庭是目前为止最“自然”的一个。只要有人类存在的地方，就有家庭。它是人类经验的基石，那种深植于基因的联系，是国家这种冷冰冰的机器永远无法比拟的。

说白了，国家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必要的”。它只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出现过。但是，你得注意这一点的阴暗面：一旦国家出现，它就会像一个嫉妒心极强的第三者，试图削弱并取代所有其他的社会机构。

回顾一下现代国家在欧洲崛起的历史，你就会发现这简直是一部“权力的游戏”。国家的代理人想方设法控制教会，排挤贵族，并废除地方自治的独立性。

同样的剧本，也发生在针对“家庭”的战争中。

国家一直试图取代家庭的位置。手段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从政府垄断的公立学校教育，到强制征兵，再到福利国家制度，以及针对代际财富传承的遗产税。这些手段背后的逻辑很简单：家庭是国家权力的威胁。

为什么家庭是威胁？因为家庭往往能赢得个人最深层的忠诚，把这种忠诚从国家那里“抢”过来。更重要的是，家庭能为个人提供经济和社会上的安全感。如果你饿了有家人管，病了有家人甚至教会照顾，你还需要跪求国家的福利吗？

在这场摧毁家庭的战役中，国家在最近几个世纪里可以说是大获全胜。虽然家庭今天依然存在，但它已经变得非常虚弱，就像一个被打断了腿的巨人。

这种衰落对“公民社会”的其他部分产生了连锁反应。

最近几十年的研究已经把这事儿说得很透了：由已婚夫妇和孩子组成的“完整家庭”，是维持宗教机构、慈善组织、志愿服务以及社区稳定的基石。

如果你觉得现在的社区越来越冷漠，邻里之间互不信任，那是因为自1960年代以来家庭结构的断崖式崩溃，直接导致了这些社会肌体的坏死。

换句话说，人口结构决定了自由的程度。随着结婚率和出生率的下降，公民社会随之衰落，而填补这个空缺的，正是不断膨胀的国家权力。

事实上，如果站在国家的角度来看，它们心中最理想的社会人口结构大概是这样的：由单亲父母抚养少量孩子，并且这些家庭最好没有任何宗教信仰。

为什么国家喜欢这样的结构？因为这种被削弱的家庭在公民事务上的参与度更低，更脆弱，流动性更强（容易被连根拔起），经济上更不宽裕，而且不怎么去教堂。

这一切都导致了一个结果：社会纽带变得极度脆弱。而当社会纽带断裂时，原子化的个人就只能长期依赖国家的施舍。这正是国家想要看到的。

家庭：公民社会的发动机

我们常说的“公民社会”，远不止是市场交易那么简单。一个运转良好的社会，是由无数非正式的社交网络编织而成的。这些网络存在于机构之间、邻里之间，以及家庭内部。

如果没有这些网络，就不可能有“高信任度”的社会。结果就是大家都活在孤独里，犯罪率上升，贫困加剧。更重要的是，维持文明社会所需的社交技能和忠诚感，必须通过家庭一代代传下去。

多年来，有些所谓的社会科学家兜售一种理论，说那些生活在稳定家庭里的人比较“自私”，不怎么爱参与社会活动。

但这完全是胡扯。

越来越多的证据已经打脸了这种说法。像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那本著名的《独自打保龄》（Bowling Alone）就揭示了一个很多人早就看明白的常识：早婚早育模式的被抛弃，直接导致了更多的社会孤立。

已婚父母通常是维持这些社会网络和机构的关键群体。

举个例子，理查德·卡普托（Richard Caputo）在2010年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家庭在传播“公民意识”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传播有两个方向：

1. 横向传播：

   通过参与社区和教会活动，与其他成年人互动，从而强化和传播公民文化。

2. 纵向传播：

   父母言传身教，把这种意识传递给孩子。

卡普托发现，已婚人士比未婚人士更热衷于做志愿者。这主要是因为孩子给他们带来了更多参与的机会，比如在学校帮忙。典型的志愿者形象，往往是家里有学龄儿童的已婚父母。

“公民参与”这个词可能听起来有点虚，但具体来说，已婚人士在那些“非激进”的公民活动中特别活跃，比如组织社区筹款、支持当地小生意、或者把时间捐给非政治组织。

数据显示，超过四分之一（28.5%）的已婚人士是非激进的志愿者，这个比例几乎是分居、丧偶或离婚人士（17.4%）以及从未结婚人士（14.4%）的两倍。

（相比之下，未婚人士往往更热衷于搞政治活动，比如为某个政党当志愿者。你品，你细品。）

此外，2018年的一项澳大利亚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父母在引导年轻人参与公民事务方面起着关键作用，这种影响甚至超过了学校或朋友。这有力地反驳了“强家庭无益于社会”的谬论，反而证明了：家庭内部形成的紧密纽带，恰恰是通向外部社会连接的桥梁。

有趣的是，已婚有孩夫妇对社会的这种贡献，很多时候是“无心插柳”。就像卡普托指出的，养育和教育孩子的过程，自然而然地就把家庭推向了社区中更具社交性和互联性的角色。

而且，已婚有孩家庭往往搬家更少。这就意味着社区更稳定。首先，已婚父母比未婚同居的情侣关系更长久，这给了孩子更稳定的家庭环境。

即使排除了收入因素，频繁搬家和居住地不稳定也与一系列负面结果挂钩：自杀未遂、犯罪、精神障碍、药物滥用等等。

美国住房和人类服务部的一项研究发现，单亲家庭搬家的频率是双亲家庭的两倍（26% 对 13%）。孩子的存在，往往会让已婚父母尽量避免哪怕是短距离的搬家。

父母们可能本能地意识到了研究人员后来才发现的事实：频繁搬家会打乱孩子的生活，并带来负面的社会后果。

家庭与信仰：抵抗国家的天然盟友

就像家庭一样，宗教机构——至少在西方传统中——一直是国家机构的有力竞争者，也是公民社会保持独立的核心力量。而宗教机构的一砖一瓦，正是由已婚家庭构建的。

例如，与从未结婚或离异的成年人相比，已婚人士参加宗教活动的比例要高得多。一旦有了孩子，这种倾向就更明显了。

大量研究表明，已婚人群和宗教人群在行为和生活方式上有巨大的重叠。因为已婚的人往往更虔诚，反之亦然。正如汉娜·瑟里亚克（Hanna Seariac）总结的那样：已婚人士通常更有可能拥有宗教信仰，并保持这种信仰。

这两者都有实实在在的好处。研究显示，积极信教的人往往更快乐，更热衷于公民事务，参与更多社群，健康状况更好，也更乐善好施。而婚姻不仅给夫妻和孩子带来好处，更是创造经济稳定的关键工具。

研究人员还发现，在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更有可能脱离宗教，也不太愿意参加宗教仪式。当孩子目睹父母婚姻破裂时，他们长大后不仅信仰宗教的可能性降低，而且更有可能不结婚，或者即使结婚了婚姻也不稳定。

这其实是一个正反馈循环：

婚姻和育儿导致了更多的公民参与 -> 这些参与很大程度上涉及宗教和慈善机构 -> 这反过来又鼓励了这些家庭与宗教机构之间更紧密、更持久的联系。

数据还显示，那些定期参加宗教活动的人，结婚率更高，离婚率更低。这意味着更长的婚姻，进而带来更多的志愿服务和社区参与……如此循环往复。

已婚者的政治立场：为什么他们让国家头疼？

已婚人士在“非政治”领域的积极参与，可能反映了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倾向：他们对国家权力持怀疑态度。

瑞安·伯吉（Ryan Burge）在关于宗教活动出席率的研究中得出了一个结论：“在美国，几乎不存在所谓的‘自由派宗教’（liberalizing religion）……人们去教堂越勤，他们就越不‘自由派’。”（这里的“自由派”是指左派、进步派或社会民主主义者）。

在那些每周甚至更频繁去教堂的人中，自认为是“自由派”或“非常自由派”的比例不超过16%。相反，近60%的频繁去教堂者自认为是保守派或“非常保守派”。这种相关性非常铁，甚至跨越了种族的界限。

那么，这些保守派到底信什么呢？

对于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即把家庭视为非国家机构——这一点至关重要。2021年皮尤研究中心（Pew）的一项调查显示，自认为是保守派的人绝大多数同意这些观点：“政府几乎总是浪费和低效的”以及“政府管得太多了”。

相反，自认为是“自由派”的人则完全相反，他们大多不认为政府太浪费或权力太大。

与此同时，已婚人士也更倾向于自认为是“保守派”。这就导致了所谓的“婚姻鸿沟”（marriage gap）：未婚者和已婚者的政治观点存在巨大差异，尤其是在女性中。

未婚女性的立场往往比已婚女性更偏左，她们对“大政府”和“激进国家主义”持有更积极的看法。

讲到这里，你应该已经看明白了。

为什么国家及其代理人长久以来一直试图削弱家庭和相关机构？这不是巧合，而是出于生存本能。

如果没有强大的家庭作为公民社会的核心，其他非国家机构也会随之崩溃。这样一来，像公立学校和福利计划这样的国家机构，就能趁虚而入，成为许多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主宰。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反抗国家的过度扩张，最好的起点可能就在你的餐桌上。建立一个稳固的家庭，养育独立的孩子，这不仅是私事，更是一种对自由的捍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