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有一篇文章，我一看，吓一跳。

标题是：

越勒紧裤腰带，经济死得越快

什么意思呢？

他说的是，政府在现在必须马上增加开支，不要考虑财政平衡问题，当然也不要增加税收，而是要，印钞，自己花钱，不要节约。

但这篇文章很学术。

他正在热情洋溢地向读者推荐凯恩斯的《通往繁荣之路》。

核心主题是，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应当抛弃陈旧教条，积极作为，大举支出，推动经济走向繁荣。听上去慷慨激昂，充满担当。

这篇文章在讲什么呢？我们一一分析。

一、关于金本位

“金本位制度以黄金作为货币的锚，黄金的储备情况决定了货币发行的多寡，这就难免使经济受到黄金储备的约束，这也是金本位制不得不承受的‘副作用’。”

“凯恩斯认为，当时美国等国家的经济形势一片大好，但英国经济却差强人意，失业率达到10%，英国的问题……根源在于国内和国外的价格失衡，英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太高了，背后的原因就是英国在不合适的时机和不合理的水平上恢复了金本位制度。”

“恢复金本位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英镑的国际地位，对国内经济的负面影响就是不得不承受代价。”

批评：

把金本位对货币发行的约束说成“副作用”，这句话暴露了凯恩斯的立场预设。

它默认政府天然拥有无限发行货币的权力，任何限制这种权力的制度安排都是需要忍受的“副作用”。

但恰恰相反，金本位最核心的价值，正是对政府最容易被滥用的权力印钞权施加的制度性制约。

它不是“副作用”，它是整座大厦的基石。

奥派经济学家主张的是百分百黄金本位制，因为，政府从其本性上就是一种通货膨胀性的存在，货币垄断才是构成经济危机的核心。

一战之后，正是由于英国放弃了金本位、货币发行规模大幅增加，才导致了国内价格水平的上涨。

凯恩斯所抱怨的“国内价格较高”，恰恰是政府此前放弃金本位、超发货币的直接后果。现在他反过来指责金本位恢复后出口受到冲击，逻辑链条是断裂的。

凯恩斯真正的目标从来就是金本位本身，他后来在《通论》中系统性地主张用管理货币取代金本位，足以证明他对任何约束政府货币权力的制度都持敌视态度。

至于“恢复金本位能够维护英镑的国际地位，负面影响是不得不承受的代价”，这个论断背后隐藏着一个可怕的逻辑，有人有权力为了一个所谓“宏大目标”而让一部分人承担代价。

在自由市场中，价格是资源配置的信号，没有任何人有权力通过行政手段强行扭曲价格信号。

政府强行将英镑维持在一个非均衡的比价上，本质上是在向整个经济体发送错误的信号，误导生产者和投资者的决策。

出口不振不是金本位的错，恰恰是政府干预汇率、扭曲价格之后必然会出现的后果。

二、关于自由放任主义

“自由放任主义有一个信条，即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总是能够很好地调和，或者说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也就是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

“凯恩斯以长颈鹿进行比喻，长颈鹿生活的目标就是吃到尽可能高的树枝上的树叶，从而生存下去，要实现这样的目的，最为可能的方式就是让脖颈最长的长颈鹿活下来，而让那些脖子较短的长颈鹿饿死。凯恩斯认为，我们不应该忽略那些被饿死在地的短脖颈的长颈鹿所遭受的痛苦，也不应该忽略在争斗的过程中掉落在地而被践踏掉的那些肥美树叶，还有那些脖颈较长的长颈鹿由于过度摄食而引起的不适感，乃至这种温顺的动物脸上浮现出来的贪婪、焦灼的种种不愉快的神情。”

“那种认为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总是能够达成彼此一致的看法，并没有什么根据可言，上天可不是这样来统治这个世界的，下界凡间也不是这么来管理这个社会的。”

批评：

凯派们说自由放任主义“相信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总是能够很好地调和”。

这是一个严重的曲解。市场经济的辩护者从来不认为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在任何时候都自动一致

奥派说的不是“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自动一致”，而是彻底否定了社会利益这个名，奥派揭示的是“自愿交易”与“强制干预”之间的根本对立。

市场的有效性不来自某种神秘的“利益调和”，而来自自愿交易本身的逻辑，也就是，每一次交换都意味着双方都认为自己从中获益。

那个长颈鹿的比喻很聪明，但完全用错了地方。

市场竞争从来就不是长颈鹿争抢高处树叶的零和博弈。

人通过选择手段来实现欲求的目的。市场是一个不断扩展的协作网络，每一次自愿交易都让双方变得更好。

“短脖颈的长颈鹿”在现代经济中，完全可以找到自己的生态位——专攻低处树叶、发展更高效的进食方式、或者和别的动物形成共生关系。

把市场简化为胜者全得、败者饿死的丛林，是对人类协作复杂性的极端矮化。

文章宣称“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并不总是调和”，然后据此推导出政府应当介入的结论。

但这里有一个无法绕过的难题：谁来定义什么是社会利益？谁有资格替所有人做这个判断？

国家的特征之一就是税收，即物质的强制收入。

一旦接受了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可能冲突这个前提，就等于把定义权交到了那些依靠强制征税来维持自身运作的政治精英手中。

这个逻辑的终点，不是纠偏，而是对个体经济自由的全面否定。

三、关于乘数效应和公共工程

“公共工程除了能够直接带动就业之外，还可以通过间接渠道创造就业。凯恩斯举例说明到，公路建设必然对原材料形成需求，而原材料的生产则需要劳动力和其他一些商品；同样，生产这些商品也需要劳动力。诸如此类的联动反应，正是工业活动过程的本质所在。”

“对一套服装的需求，也就意味着对织物有了需求，对织物的需求，也就意味着对纱线的需求，然后由此又产生了对羊毛的需求。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商人、工程师、矿工、运输工人、店员所提供的劳务互为因果，有机地形成了一个整体，这就是经济学的基本常识。”

“凯恩斯估计初始支出所带来的乘数可能达到2，即使再保守一些，这个数字也能达到1.5。从就业的角度看，如果初始支出带来了2个人的就业，按照乘数为2计算，那么通过间接作用还可以带来2个人的新增就业。”

“既然增加支出可以产生乘数效应，难道企业增加支出不是一样吗？凯恩斯分析到，在经济衰退时期，单凭私人企业的积极性，要在足够大的规模上担负起增加支出的重任，仍然是不可能的，只有企业在重新开始获得利润之后，它们才会寻求扩大生产规模。此时，政府必须发挥积极作用。”

批评：

单独看乘数效应的描述，每一句话都是对的。服装需要织物，织物需要纱线，纱线需要羊毛。这条生产链条确实存在。

问题不在链条本身，而在于凯派们把这条链条当成了政府支出的辩护工具，却选择性地忽略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政府花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乘数效应的叙事是这样的，政府投入一笔钱，这笔钱沿着产业链不断传导，创造出数倍的就业和产出。听起来很完美。

但叙述者从来没有追问：这笔钱在到达政府手中之前，本来会在哪里？

税收和支出过程将不可避免地扭曲生产要素的配置、生产的商品类型以及收入模式。

税收意味着从私人部门强制抽取购买力，借债意味着挤占未来的储蓄。那些被政府拿走并花掉的钱，如果留在私人手中，难道就不会产生同样的乘数效应？

文章试图回应这个质疑，给出的理由是，私人企业在衰退期不敢投，所以政府必须上。

但私人企业不敢投，恰恰说明大量分散的企业家经过各自的计算，判断当前的投资前景不足以覆盖风险。

政府官员花的是通过税收强制征收来的别人的钱，投错了不需要承担亏损；私人企业家花的是自己的钱或借来的需要偿还的钱，投错了就要付出代价。

政府干预之所以效率低下，根本原因在于它用强制替代了自愿，用政治命令替代了市场信号，用他人的钱替代了自己的钱。

文章把政府的积极支出描绘成“打破恶性循环的关键一招”，但事实上，强制性的资源配置，在激励结构和信息质量上，永远无法与自愿的市场交换相匹敌。

四、关于通货膨胀

“对于通过公共工程刺激经济，还有一种担忧是引发通货膨胀，但凯恩斯认为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在当前情况下，把通货膨胀这个可怕的恶魔作为反对资本支出的理由，就仿佛是对一个精力已经消耗殆尽、骨瘦如柴的病入膏肓之人发出这样的警告，说过度肥胖是危险的。”

“凯恩斯分析，只有当每个人都有工作可做，储蓄已经完全耗尽，而仍要不断扩大生产时，才会引发通货膨胀。实际上，这是对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把握，在经济衰退期因担忧通货膨胀而对刺激政策犹豫不决，无异于因噎废食。”

批评：

这段论述将通货膨胀描绘成一个遥远的、只有在全民就业、储蓄耗尽之后才会出现的威胁，仿佛在经济低迷时期印钱就像给一个饿瘦的病人喂饭一样安全无害。

这种论断的危险程度，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只有政府的通货膨胀才能造成繁荣和萧条更替的商业周期，萧条会因为通货膨胀和其他干预措施而被延长和加剧。

通货膨胀从来就不是等到全民就业之后才突然降临的。货币供应量增加对价格的影响，从来都不是均匀、同时、全面地发生的。

新印出来的钱会首先流向靠近货币源头的那些人和机构，政府项目承包商、大型金融机构、先行获得贷款的行业。这些人手里的购买力增加了，他们会去买东西、投项目，推动这部分资产和商品的价格上涨。

然后这种价格上涨沿着经济链条逐级向下传导，经过漫长的时滞，最终反映在终端消费品价格上，侵蚀每一个普通人的购买力。

这个过程本质上是一种隐蔽的财富再分配，从储蓄者和工薪阶层手中，转移到靠近货币源头的那部分人手中。

鼓吹在经济低迷时期大胆印钱的人，往往恰好站在那个最先拿到钱的位置上。

货币垄断才是构成经济危机的核心；政府通过扩张信贷导致通货膨胀使繁荣人为地延续下去，这种人为制造的繁荣不可持续，最终必然以更严重的萧条收场。把对通胀的警惕说成“因噎废食”，把谨慎的货币纪律嘲笑为“陈旧教条”，这种论述风格在逻辑上站不住脚，在道德上也极其可耻，因为它所鼓吹的政策，最终的代价恰恰是由那些最无力抵抗通胀的普通储蓄者来承担的。

五、关于保守派的担忧

“保守党认为，是某种自然规律使得一部分人必然面临失业，为这些失业人员提供工作的举动是‘鲁莽而不计后果的行为’……保守党有一个奇怪的认识，认为如果我们修建房屋、发展交通、灌溉土地、保卫我们的海岸线，那么，还有什么可以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去做呢？我们现在工作得越多，将来留给后人能够做的事情就越少。”

“凯恩斯对此批评说：‘这样的认识何其荒谬！一个人如果不是年复一年满脑子尽是荒唐的想法，是不可能相信这种鬼话的。’”

批评：

这篇文章和它所推崇的凯恩斯，在这里展示了一种典型的论述技巧，把对手的观点简化成一个最可笑、最脆弱的版本，然后轻松地将其击倒，显得自己无比英明。

保守派“工作做完了子孙后代干什么”的说法，如果单独拿出来看，确实表述得很糟糕。

但这篇文章刻意忽略了保守派们正确的关切：资源是有限的，当前的过度支出和举债，意味着未来的沉重负担。

他们担心的从来不是子孙后代没有工作可做，而是子孙后代要背上我们今天欠下的巨债。

这是一个完全合理的、基于代际公平的严肃关切。

政府雇员总是在消耗生产性资源，政府的每一笔支出，都意味着从生产性部门抽走资源。今天花掉的钱，明天必须有人来偿还。债务不会因为凯恩斯说不会通胀就自动消失。

把谨慎的财政纪律嘲弄为满脑子荒唐想法，并不能让扩张支出的政策变得更有道理。

它只是在用修辞上的优势，回避真正的论证义务。那些嘲笑保守派谬论的人，从来没有正面回答过：今天花掉的钱，用谁来还？

六、关于“世界政治家”

“《凯恩斯传》的作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认为，《通往繁荣之路》一书显示了凯恩斯已成为世界政治家，是凯恩斯革命史上一份核心文献。在实际政策的层面上，第一次以乘数分析为基础的凯恩斯革命已经进入了通向胜利的坦途。”

“在市场失灵的‘暴风雨季节’，凯恩斯不受传统教条的禁锢，勇于思索新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这是一位思考者难能可贵的品质……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让自己放开襟怀，尽可以放心大胆、坦然直率地采取行动，积极进取，努力发挥我们的首创精神，去遍尝各种未来的可能性。”

批评：

世界政治家，这几个字精准地揭示了这种思维方式的本质。

它假定有一小群拥有超凡智慧和道德感的人，可以站在世界之巅，替亿万个体做出经济决策。这是一种惊人的智识傲慢。

强制和干预隐藏着无序、冲突和极度无效率。

原因在于，任何干预都意味着用政治判断取代市场信号，用强制取代自愿。而强制天然地具有扭曲资源配置的倾向，因为它切断了决策者与决策后果之间的责任链条。

这篇文章在向政府喊话，他说，“放心大胆、坦然直率地采取行动，积极进取，努力发挥我们的首创精神，去遍尝各种未来的可能性”，

翻译过来就是，不要再让那些陈旧的规则束缚我们的手脚了，让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然而，国家的本质特征为税收这种物质的强制收入和对武装力量强制性的垄断。当这些掌握了强制工具的世界政治家开始放心大胆地行动时，买单的永远是那些没有权力印钱、没有权力征税的普通生产者与储蓄者。

那些陈旧规则，金本位、平衡预算、尊重价格信号，是无数代人用惨痛教训换来的制度记忆。它们之所以存在，不是为了束缚首创精神，而是因为人类已经太多次用惨痛的失败印证了以下后果，当统治者可以放心大胆地印钱、举债、干预价格时，灾难往往紧随其后。

大萧条的错误并不在自由市场经济本身，而应该归咎于政客、官僚和那些所谓开明的经济学家。而且，对过去或将来发生的任何一次萧条来说，情况都会是这样。

这篇鼓吹政府支出的文章，所承诺的繁荣之路，是用债务铺成的、用通胀驱动的、以强制代替自愿的岔路。

真正的经济秩序，恰恰诞生于对强制权力的谨慎约束、对自愿交易的尊重、以及对每一个普通人在市场中自主决策的基本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