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费特在论述时间偏好理论时，写下了一段隽永而鸡汤的话：

审慎作为恒久的美德之一，不仅体现为规避未来代价与风险的判断力，更在于洞悉以当下牺牲换取更大未来愉悦的智慧。

挥霍行为往往伴随着对时间价值的误判。在更广阔的人生经验映照下，人们对当下利益的评估常常显得过分乐观。那些满足一时欲望的事物，对未经世事者总有着夸大的吸引力。孩童、败家子、未开化者，都无法准确权衡当下与未来的相对价值。酗酒者用体面生活的希望换取片刻的放纵欢愉；莽撞之徒低估疾病、疯癫与死亡等未来代价，典当健康与幸福来满足转瞬即逝的冲动。若以失眠损耗、健康衰退与品格堕落为代价换取社交欢愉，这等放纵无异于青春浪子以高利贷形式预支未来。倘若世人只为满足当下奇想支付适度代价，多数医院、药房与医学院都将关门，监狱里至少会空出一半牢房——甚至可能全部闲置。

经济学本身，是价值中立的科学，它只告诉人们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正如弗兰克·费特所说：经济学经常会触及伦理学与道德的边界。

从经济学的推导中，会得出一个“清教徒”式的结论：经济繁荣需要低时间偏好的生活方式。即要节制而不是放纵，自律而不是放荡，勤劳而不是懒惰，节俭而不是挥霍，审慎而不是轻率，诚实而不是狡诈，目光长远而不是鼠目寸光。

消费是生产的目的，人也不可能不消费。但是必须清楚地拒绝凯恩斯主义的本末倒置，他认为消费可以拉动经济。正确的因果关系是，消费只不过是生产的结果。没有生产就不可能有消费，只有生产增加，消费才有可能增加。只有不断地积累储蓄，未来生产增加了，消费才随之增加。换句话说，如果消费过度，就会侵蚀储蓄、减少投资，由此降低未来消费水平；只有在当下消费不会导致未来生活水平下降的情况下，消费才是理性的，否则就是鲁莽的，就是以牺牲未来为代价寻找一时的欢愉。

马克思虚伪地简化了资本主义，他说资本家们基于本能的、不可抗拒的冲动，积累啊积累，储蓄啊储蓄，为了积累而积累，为了生产而生产。这个规律使资本永无宁日，然后窃窃私语：继续啊继续。

当然不是什么本能和冲动，这正是有意识地降低时间偏好，追求未来的更大满足。这正是他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成就”的根源所在。

所以，经济学的推导，确实是“清教徒”式的：除了勤劳生产、产出大于消费，从而积累储蓄以增加投资，没有走向繁荣幸福的另一条道路。

但是这句话本身并不涉及价值判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间偏好，很多人就是难以抑制自己的“动物性”冲动，我们自己也是——虚度光阴、透支生命等等。然而经济学绝对没有主张去干预这种行为，这是每个人的价值判断范畴。

经济学绝对不会和“清教徒之子”本杰明·富兰克林那样，带着浓厚的道德规训色彩，谴责人类睡眠时间太长，是一种对生命的浪费；赚钱和积累是上帝指派的“天职”，谁不好好赚钱和玩命工作，那就是违背了上帝的天命，这不仅仅是懒惰的问题，而是“玩忽职守”。经济学也不指望每个人像伟大的天主教徒雅各布·富格尔那样拒绝退休，只要还能赚钱，就绝不停止赚钱，直到死去的那一天。经济学更不会像温斯洛普那样，搞清教徒专制主义，强迫所有人加入公社不分昼夜地劳动，追求苦行、没苦硬吃。

经济学只是在告诉你一种因果关系：要想获得长远利益，要想实现经济繁荣，就必须降低时间偏好。社会的普遍福祉，需要每个人的节制、勤劳、审慎等理性的气质和性情；需要人们对那种试图以强制干预方式打击高时间偏好生活方式的企图坚决说不，因为如果政府可以强制人们的生活方式，那么下一步就是为思想把关，一切繁荣都将戛然而止。如果他们强制人们降低时间偏好，认为只有50年后的宏伟目标才最重要，现在必须强制减少消费勒紧裤腰带，那么结果就是在目标到来之前人就饿死了。

越来越多依靠“政治的手段”生存的食税者，越来越多寄生在他人财产之上生存的霸权阶层，越来越多的民主暴政对财产的侵犯，带来的后果就是：它激励时间偏好高的生活方式，鼓励人们不是将精力用在创造财富、造福自己的同时造福同胞上，而是玩弄权力和巧取豪夺上。这不仅会造成经济的衰退，而且会败坏人的性情和社会道德。

这也是经济学原理，并没有价值判断。有恒产者有恒心，时间偏好降低，资本积累增加，经济走向繁荣，如此而已。

如果如“医保公报”所说，每2.6个上班族供养一个退休老人的医疗费用；如果如“老龄事业公报”所说，60岁以上的退休人员达到3.23亿，预期寿命是79，也就是要领将近20年养老金。如此之多的食税者，这种状况若不加改变，想要经济继续繁荣，就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么多人不生产光消费，当然与“清教徒气质”是相悖的，你不可能通过不断拿走人们财富的方式让人们更加努力地生产财富，你也不可能通过强制慈善的方式让人们拥有同情心。

本来就养不起了，然后又打击内卷，向欧洲社民主义的懒惰看齐，从而减少财富生产，那就更不可能了，因为它就跟资本主义的清教徒精神彻底背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