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讲：**“经济学家作为一个职业群体的存在，本身就是干预主义的产物”。**这是说，如果没有干预主义，本来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经济学家，并且形成一个职业共同体。就像税金支持的所有项目都会出现“产能过剩”、“倒牛奶”一样，由于有了税金的支持，经济学家的供给，也是严重过剩的。

想想看，市场对经济学家，有如此大的需求吗？如果交由市场消费者自愿付费，有几个消费者愿意给那些整天论证“政府如何更多地征税（抢劫）”、“如何更严格地限制人们做生意”、“如何更变态地阻止人们自由交易”的经济学家付费呢？有哪个资本家愿意给整天论证“资本家剥削大众剩余价值，应当被共产”的经济学家提供赞助呢？

这些人会被视为精神病。搞这种研究会饿死，他们会到市场上找一份正经工作干的，就没有这么多的经济学家了。

当今世界的经济学家，其主要的任务，只有一条：论证干预的必要性，为粗暴而武断的经济干预寻找理论依据，为侵犯自由和产权披上科学的外衣。

谁最喜欢这些人呢？当然是国家。国家要扩张权力，需要经济学家的背书；经济学家需要稳定而优渥的饭碗，于是委身于国家。二者一拍即合，形成了稳定的同盟关系。国家干预由此有了“科学”的理论依据，经济学家则由此不受市场的检验，过上了衣食无忧的上等人生活。所以，当今世界的经济学家，基本上都依附于体制而存在，从税金中分得一杯羹，成为统治阶层的一员。国家是他们唯一的雇主。

看看公立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各种公立的咨询、智库机构，以及美联储等各种政府机构雇佣了多少经济学家，就能知道他们有多么堕落。对于社会大众来说，他们都是经济福祉和自由的敌人，因为他们千方百计论证和捍卫的，一直是：如何更好地扩张国家权力，限制人们的自由与福利。德国历史学派自称“霍亨索伦王朝的知识卫队”，罗斯巴德称他们为“宫廷知识分子”，是非常贴切的。

经济学家是非常贱的。别说给他们一个稳定的收益了，即便是稍稍得到当权者的赞誉，都会令他们高潮迭起颅内高压，作为其吹嘘的资本。看看那些参加了某些座谈会的经济学专家吧，那种奴颜婢膝和被宠幸之后的傲娇，让人知道，收买一个人其实很简单，扔给他们一根干骨头，就能让其感恩戴德。

别嫌我说话难听，事实就是这么回事。米塞斯对经济学家的堕落，说的话其实更狠，只不过大师说话总要讲点风度，即便是讽刺，也展示出高超的技巧。

他说：**同一时期对经济学做出重大贡献的，从来没有超过20个人。**言外之意就是：剩下的人，都是混吃等死生产垃圾理论、撰写垃圾论文、诈骗纳税人税金的无耻之徒。这些人，以谄媚为基本功，以减少社会大众福祉为代价，阉割自己、阉割经济学，换取自己的荣华富贵。他们写了数百万字的作品，然而注定在历史上不会留下一行字。即便留下，也留下的是耻辱的印记。

他还说：当今大学里教授的经济学，都是反经济学。大学的经济学教科书，是把市场失灵、政府需要干预作为一个不用论证的提加以接受的。那里面的各种图表、数据、联立方程、微积分运算，跟经济学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归根结底就一句话：人都很傻，都是机器，政府干预是必要的，不然就会天下大乱。这哪里是什么经济学啊，都是管制学、干预学、统治术。

然而，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干预这个前提根本就不成立。市场不是万能的，但是市场从来不失灵。说市场失灵，是非常荒谬和可笑的。市场就是人际交换与合作。说市场失灵的意思就是说，人失灵了，人不会从有利于自身出发来选择和行动。所以必须有人去干预。

问题在于，人的行动，必然是用一个较为满意的状态去取代不那么令他满意的状态。否则他就不行动。用哲学上的形式主义术语来讲，就是让他自己“快乐”——这个快乐没有任何实体性的意涵，什么是快乐，只有行动人他自己知道。那么，说人失灵了，不知道什么是自己的快乐，但是唯独组成政府的干预主义狂魔知道什么才是别人的快乐，唯独他们自己没有失灵，这是自相矛盾的。

你要是想知道，哪个经济学家是敌人，哪个经济学家是朋友——这里是从经济学的本质含义和社会大众的自由与福祉角度说的——你就看，他是在主张干预，即增加政府的权力，还是主张自由放任，即削减政府的权力，还民众以自由，就能看得清清楚楚。

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是说真话的人，必然是国家的敌人。因为国家就是靠谎言而存在的。说真话，其实很简单，从经济学角度说，就是反复告诉大众一个朴素的道理：稀缺性是人类生存要面对的首要事实。

谁要是许诺你一个圣诞老人式的世界，无视稀缺性这个首要事实，那么他就不是经济学家，而是反经济学家，他适合做一个童话家，而不是经济学家。国家、以及他们豢养的经济学家，就是这种童话家，他们天天许诺给大众的，就是没有稀缺性的世界，一个自相矛盾的世界。

他们许诺公众福利，却从来没有告诉你，国家不生产财富，它发放的每一分福利，都来自于对另一群人的强制征收；他们建造公共工程，也从来没有告诉大众，这不过是一种转移支付；他们认为公共工程可以增加财富和就业，可是这些公共工程抽走了私营经济的资本，这些资本若是留在市场，会增加更多的财富、安排更多的就业；他们都是“货币怪人”，愚蠢地认为、并灌输给大众的是，增加货币供应可以增加财富，可是从来不告诉你，货币坎蒂隆效应就是在掠夺他人的财富；增加货币供应，只不过是在分配财富，而不会增加财富；货币，多与少，都能够履行交换媒介的职能，增加货币供应，不过是降低货币购买力、稀释和掠夺大众储蓄而已。

他们甚至一边向生产者承诺高价，一边向消费者承诺低价。他们灌输给人们的，一直是，这个市场世界是多么的不合理，你的贫困不是自己能力不济和懒惰的结果，而是有人剥削和搞破坏，因此一定要他们设计一套方案来推进进步主义议程。不把市场社会说得一无是处，他们就没有了存在的土壤。他们的最终导向，是共产主义，要消灭市场、消灭私有财产，才能迎来一个人人都是亚里士多德、并且物质丰裕到按需分配的世界。

谁要是相信他们那一套，谁就是sb。

约瑟夫萨勒诺写了一篇文章，就叫《经济学家与国家:从敌人到朋友》。他说：经济学的核心原理是改善人类福祉的手段——经济学家称之为“财货”——是自然稀缺之物,在它们可用于满足人的愿望时必须先被生产出来。稀缺原理还意味着,一旦生产出来,财货被赋予某人之后,就必然剥夺他人对此物的利用。换句话说,不存在免费的午餐。国家及其朋友拒绝稀缺原理,而是坚持其绝对对立面——“圣诞老人原理”。

经济学家最初是以抨击国家为己任的，因为国家这种寄生性存在，是“非经济”的。所以他们一直不受国家的待见。是什么时候开始，经济学家变成了国家的座上宾，成为他们的合作伙伴的呢？

萨勒诺说，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经济学家致力于论证市场是“不完美的”,常常无法以最低成本、恰当组合和与符合资源充分利用的水准来交付财货。他们开始论证垄断理论，构造完全竞争模型。这种模型的荒唐之处在于，它假定任何一家生产者的供给，对市场价格没有任何影响，这才叫完全竞争。这完全是不可能的。

他们还开始论证外部性——芝加哥学派对此负有重大责任。所谓的外部性理论，可以为一切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背书，甚至可以直接导向极权主义——没有什么不是政府可以干预的，以外部性的名义。

到了凯恩斯，他直接颠倒了经济学。节俭——资本积累，这种人类生存常识，被他视为一种恶行；明明是生产出现的问题，他解读为需求不足；既然是需求不足，那么政府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大肆花钱浪费，以增加就业、拉动经济，就成了下一步的规定动作。

凯恩斯到酒店住宿，一次用两条毛巾，用完直接扔掉。他的解释是：这样可以拉动经济，可以增加就业。

曼德维尔大夫——哈耶克的崇拜偶像、他总是喜欢和极不明智的人搅合在一起——就说，伦敦大伙是好事，建筑工人和建材销售商有福了。他是前凯恩斯主义的鼻祖。

就这样，国家成为全能上帝，似乎一切都不用通过努力生产而获得，只需要政府多征税、多印钱、多花钱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稀缺性，根本是一个不用考虑的问题。

这套理论，国家当然是满心欢喜的。市场如此差劲，没有国家的管控，天下大乱都是小事，人都会死的。你能想象，掌权者们听到这种理论的时候，是多么的欢欣鼓舞——终于有人在我们需要瞌睡的时候递上了枕头，而且一切都显得那么“科学”。

由此，经济学家从国家的敌人，变成了朋友、合作伙伴、分赃同谋。

一些声名显赫的经济学家，以自由市场的捍卫者闻名于世，但是他逃不过米塞斯的慧眼。米塞斯说：“（真正的）经济学家的存在本身，就是对那些妄自尊大的当权者的严峻挑战。经济学家永远不可能被dc者和煽动者们喜爱，他们总是给后者添乱,后者越是打心里深信经济学家的反对意见有根有据,就越是痛恨经济学家。”

他们更逃不过罗斯巴德犀利的抨击。他在《道破米尔顿·弗里德曼》中写道：

自由主义者们不应该心怀崇敬地把弗里德曼看作是一个“实现了自由主义理念的自己人”,而应该对整个事件抱以深刻怀疑:“如果他真的是一个极其忠诚的自由主义者,那他为何如此受当局喜爱?”事实上,作为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的顾问以及大多数政府经济学家的朋友和同事,弗里德曼在当前政策制定中发挥的影响,已经使其成为尼克松政策的非官方辩护人。

事实上,正如在大多数类似情况下一样,对这样一个自由主义者的正确回应恰恰是怀疑,因为弗里德曼教授极具特色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几乎不会撼动当权者的任何一点利益。自由主义者们现在迫切地需要认识到这一简单事实,即弗里德曼其实是当局的“宫廷自由主义者(Court Libertarian)”。

他根本就不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在微观领域中,弗里德曼对“完全竞争”理念的坚持,给了政府推行严厉反托拉斯政策的通行证。其所谓的“外部效应”论点则使政府干预完全合理化,并在理论上允许绝对的极权主义。弗里德曼对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体系和即将到来的“保障性年收入”灾难负有关键责任。与此同时,弗里德曼还呼吁将货币供给(市场经济中至关重要的一个部分)的绝对控制权交由国家。每当政府偶尔地停下其增加货币供给的脚步(正如尼克松在1969 年下半年所做的),弗里德曼就会立即举起横幅,要求更多的通货膨胀。无论我们转向哪里,都会发现弗里德曼所提议的措施不是为了实现更多自由,也不是为了削弱这个利维坦式的国家,而是为了使国家更有效地行使其权力,或者说,使国家变得更加可怕。

是的，简单有效地，判定一个经济学家是民众的敌人还是朋友，一个直接了当的标准就是：他是为干预主义背书，还是为自由放任鼓与呼。也不要被他们有时候在抨击干预政策而迷惑，他们的抨击只不过是在说：为什么不按照我的方式去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