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一个饭局中，认识一位复旦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因为我对经济学的热爱，就马上加了微信，希望请教。

几天后，我约了他去一个茶馆喝茶，想请教一二。

结果是，我们俩鸡同鸭讲，他甚至没听过米塞斯，而我对他讲的东西则是完全的懵逼。

博士，是一个领域的专家啊，我也算是古典、芝加哥，奥派都读过一些的人，我们俩怎么会根本交谈不了呢？

原来，他是学计量经济学的。

也就是那些基于统计，基于计量，搞各种数学模型的经济学家。

有人看不起奥派的拥趸们，他们说，你们连高等数学都不懂，凭什么宣称自己掌握了经济学？在奥派的经典典籍《人的行动》中，一个数学公式都找不到。

他们据此认为，奥派是宗教，奥派不是科学。

那么，高等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的目的是什么呢？是统计，是预测，是分析。

谁会要计量经济学家们的这种统计、预测、分析结果呢？

答案是，政府。

我们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政府需要这些统计数据，比如，人口增长还是下跌，失业率增加还是减少，甚至根据计量经济学家的模型，预测未来的经济数据？

因为，这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基础。

在市场经济中，个人企业或公司很少需要或根本不需要宏观统计数据，它们只需要知道行业的一些数据，然后据此确定自己的定价和成本。

大部分情况下，企业成本可以通过内部计算获得，而不需要宏观经济数据，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统计数据”。

因此，这样的“自动”市场是几乎不需要涉及统计数据的。

但政府则不同，无论其对经济的干预手段是零散化的或是完全社会主义式的，如果没有广泛收集数据、形成各项指标用以指导政策出台，政府的存在可以说是毫无意义的。

统计数据是政府可获得的唯一宏观经济信息或知识，它替代了企业家式的直观、“定性”的信息，变成了可以通过定量的损益测试来指导政策方向的指南针。

相应地，政府干预的需求便与更多统计数据的需求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全世界的政府越来越活跃于统计数据的收集和传播，与之伴随的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力度越来越大，政府在管理和操纵经济事务中日益重要的地位说明了，这种统计就是大政府的工具。

那些研究政府支出核算机构说：

经济科学和统计数据的日益进步与完善帮助我们更加了解国内与国际供需关系的差异，并可能有助于刺激国家援助体系的建设。

更为广泛使用的那些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等统计方法，就是政府解决短期经济下行或失业等问题的统计基础。

这是二十世纪后，政府才有的职能。

在十九世纪的各种类型的社会统计与调查，其实服务于政治目的。比如，恩格斯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现状的调查。

本质上来说，这些人全部是社会工程师，他们试图借助统计的力量，来发现问题，从而通过政府来干预经济，并解决他们心中的问题。

著名的干预派社会学家莱斯特·弗兰克·沃德提出“科学”、“积极”的计划经济，其中包括了一个“社会工程”，基于国家各地汇集到中央统计局的统计信息。

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将全国的各种数据汇集中央，再由官僚们来决策生产什么。

早在1863年，美国政治人物萨米尔·鲁格斯在柏林召开的国际统计会议上声称，“统计是政治家的眼睛，使其能够清晰地进行调查和整理全面的信息，综合构想整体结构和经济性政策”。

德国社会政策学会的创始人之一是著名的统计学家、普鲁士总理府皇家统计局局长恩斯特·恩格尔。卡罗尔·赖特是美国早期的劳工部部长，其思想受到恩格尔的影响，极力建议收集失业统计数字，用以寻求补救措施。

恩格尔的学生亨利·卡特·亚当斯成立了国家商务委员会统计局，他认为

“政府不断增加的统计活动至关重要，这不仅是为了控制自然垄断行业，而且为了促进竞争的有效运作”。

甚至政府构建批发和其他价格指数的目的都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想要政府通过此指数来稳定价格水平，也即价格管制的数据基础。

现代经济统计学科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是韦斯利·米切尔。

他说：显然，目前我们最需要的社会创新是提供一种确定的技术，使得社会系统可以被控制和操作，为其成员实现最优。

发展社会统计的理念不仅仅是记录统计数字，更是规划的基础。

1933年罗斯福新政时代，国会预算司的文件中说：

国会和高层都认识到，建立健全积极的抗击经济萧条的政策建议需要基于可靠的信息进行分析。因此，我们将加快恢复统计数据的收集。

在统计学在政府中大行其道时，民主政治中的反对党，也学会了这一套玩意，那就是寻找问题。

比如，统计贫穷，失业，患有坏血病的老人，有龋齿的小孩……名单确实无穷无尽。

每一次列出一个数据，都是指责政治竞争对手对经济的干预还不够。

他们会说，如果我上台，我将减少贫困人口，我将增加大学贷款的负担困难，我将增加老年福利金的收入。

不仅如此，公共知识分子，也根据这些数据，不断地在舆论上要求政府干预经济，以让数据变得更加完美。

今天在微信群里，我们天天都能看到各种数据的传播。

大学生失业率多少了？人均收入不足一千的人口有多少。甚至天天我们都看到统计局发布的各种数据，M2增加了多少，CPI数据的变化是多少。

美联储也在公布非农就业增加了多少，并以此来进行降息和升息的决策依据。

其实以上数据，都是毫不必要的。

这些数据，都是社会工程师干预经济运作的依据。

全球是一个市场，统计本国的各种进出口，有什么意义？难道要统计加州向纽约州的出口吗？这二者不是一回事吗？

真正导致经济困难的，导致市场经济不能有效运作的，深藏在各国政府的各种规章制度、法律之中。

管制不需要统计，他们就变成文本、变成制度，变成约束，变成法律，呈现在每一个人面前。

某国的经济成长，不需要统计数据，经济成长的目的，不是为了和另一个国家去比较，这只不过迎合了大国沙文主义者的情绪目的。

经济成长的目的，仅仅在于让每一个人生活得更好，更富裕。

国与国的比较，是更为荒唐的统计灾难。

这在中国的官办知识分子中，更为明显。

他们比较，中国的养老金所得替代率与国外的不同，比较医生数量，比较债务占比，比较GDP数据。

这些比较后面，其实隐藏着竞争思维和学习思维。

真的要发展经济，可以将所有的经济数据扔在一边。把各种政府的管制，摆在桌面上，一项一项研究，这些管制经济的手段，是有必要的吗？

只要用理性的思维来看待各国的管制，你就会发现，在统计成风的各国政治基础上，管制在前所未有的疯狂增长之中。

全世界各国政府都制定了大量的管制放入法规中，美其名曰法治，然后，都是在对市场中的企业和个人进行着越来越强烈的约束。

计量经济学博士之所以与我无话可谈，因为计算经济学是政治干预经济的工具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