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不是需要宽松的货币政策,更重要的是一场电锯式改革 - 价值
刚刚过去的2024年因一个人而不同,不是川普,川普已经是“老朋友”了,而是米莱。人们关注阿根廷的米莱,甚至超过了关注阿根廷的球王梅西。
一年前米莱上任时,阿根廷的选民无非是死马当成活马医,也未必有多少信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阿根廷的问题早已积重难返。这些年左派或右派的总统你方唱罢我登场,来来回回的折腾,阿根廷的情况却是越来越差,特别是通货膨胀已经失控。2023年的年通胀率超过300%,物价飞涨,阿根廷比索几近崩盘,居民购买力急剧下降。同时,阿根廷的经济长期靠外债和政府支出维持,财政赤字严重,财政体系濒临破产,面临巨额债务违约的风险,国际社会也对其失去了信任,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为负,更是雪上加霜。阿根廷超过4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中儿童贫困率尤为严重。
在此情况下,米莱拿着电锯上任了。起沉疴,用猛药,从第一天就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是大幅削减公共支出,关停了13个政府部门,裁撤超过3万名公务员,削减养老金、教育和医疗的预算。同时严格控制货币发行,并让比索的官方汇率逐步贬值,与黑市汇率并轨。放开价格管制,出口管制,行业监管,并启动国有企业私有化。
米莱大刀阔斧的改革,一开始并不被看好,各路左媒更是大力渲染阿根廷罢工、抗议,意指米莱的改革带来了混乱。因为官方汇率贬值和放开价格管制,导致贫困率数字上升(其实只是反映了原本已存在的真实状况),被拿来大做文章。直到4个月前,我还看到一家鼎鼎有名的传统媒体拍的一部纪录片,米莱改革正面效果一概不谈,只谈贫困率的数字,采访的也主要是那些暂时受损的人。
然而,到了年底总结的时候,在现实数据面前,左媒被结结实实地打脸了!
以下是米莱的主要成绩单:
1. 通货膨胀率大幅下降:阿根廷的月通胀率已降至约2.7%,为201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2. 实现财政盈余:从2024年第一季度起,阿根廷就实现了财政盈余,这是123年来的首次。
3. 外汇储备增加:阿根廷央行的外汇储备在米莱政府上台后净增约190亿美元。
4. GDP增长:2024年第三季度与第二季度相比,阿根廷经济增长了3.9%,这是自2023年底进入技术性衰退以来的首次季度增长。
5. 贫困率下降:被左媒揪住不放的贫困率也开始下降了。官方数据显示,第三季度贫困率从第二季度的51%降至38.9%。
米莱在执政一周年的演讲中表示,阿根廷已经走出了经济衰退。
米莱震动了世界政坛。2024年1月份,他在达沃斯世界论坛上石破天惊的演讲或许会被认为是口出狂言,不知天高地厚。但到了年末川普当选后,迅速成立政府效率部,任命马斯克为部长,已是大张旗鼓抄阿根廷的作业了。此外,越南领导人也表示,他们正在研究米莱的改革,并计划在下一阶段发展中借鉴类似措施,以应对全球经济放缓带来的挑战。
但更应该受到震动的是经济学界,特别是凯恩斯主义者。众所周知,米莱奉行的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奥派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的一大区别就是奥派重视制度的作用,而凯恩斯主义只关注政策,不关注制度,是在制度真空中运作的。
具体而言,凯恩斯应对危机的货币政策是以通货膨胀或宽松信贷改变投资者预期,让本来已无钱可赚的投资者认为有利可图,而积极投资,从而制造人为的繁荣。而积极的财政政策更是让政府汲取民间资本,自己下场来干,通过政府项目来扩大就业,但这些项目本身的效率如何,是不是市场所急需的,是不是能收回投资,则不予讨论。
凯恩斯主义避开制度性改革,只做政策调整,究其本质,是一种经济上的“精致骗局”。通过人为改变市场信号,暂时提振信心,可以缓解经济危机的表面症状,却回避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方式,不过一时的权宜之计,却为下一次危机的爆发或长期的经济衰退埋下了祸根。
凯恩斯自己也很清楚这点,如他的名言:“长远来看,我们都死了。”米塞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无非就是说:“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然而,凯恩斯主义因为见效快,阻力小,又有利于政府名正言顺地扩权,受到了各国追捧。长久以来,不管哪里,一有经济危机,就祭出凯恩斯主义,似乎除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外,再没有别的办法了,或者说,根本不考虑别的办法了。奥地利学派的警告,早就被置之脑后。
终于有米莱横空出世,他的改革是对凯恩斯主义传统的颠覆。他的措施和成绩清楚地表面,**哪怕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也不需要欺骗式的凯恩斯主义。**相反,以大政府实行凯恩斯主义正是问题本身。而且,只要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见效同样会很快。
前段时间,有朋友问我,对我国将实行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怎么看?
怎么看呢?凯恩斯主义不能解决阿根廷的问题,不能解决美国的问题,同样也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抛开出口不谈,中国现在面临投资不旺和消费不振。投资不旺不是因为投资人没钱,而是因为没有信心。加强投资者信心主要不是让他们更容易贷款,而是要保护财产,保护契约,这对投资来说至关重要。但这方面一大为难之处是政府的开支太大,债务太多,需要广开财源,甚至诉诸逐利性执法如远洋捕捞。所以根本上是要裁撤政府机构,削减政府开支;消费不振也与政府花了太多钱,民间就无钱消费有关,同样也需要压缩政府开支。
中国其实并不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上个世纪90年代经济困难时,就曾轰轰烈烈地搞过精兵简政,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现在,需要也是像米莱那样拿起电锯,而不仅是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