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文章有读者留言问我，“纽约出了一个社会主义Socialism的市长，为什么看到这种新闻心情会更高，不应该为世界变糟感到难过吗？”

这位读者可能会以为我是在幸灾乐祸，今天简单回复了一下，现在想想这个问题还挺有意思的，所以再解释一下。

先说明一下，我当然没什么幸灾乐祸的闲情逸致。

网上有很多人期待米莱改革失败，或者美国彻底堕落他们才开心，张老师我还不至于。

有读者可能觉得，“纽约变糟了，世界更乱了，你怎么还能笑得出来？难道不应该伤感吗？”

但现实是，我们普通人对“遥远的人”的痛苦，其实共情能力非常有限。

这就是人性。

情感距离或物理距离越近，我们越能感同身受；距离越远，感知就越弱。

比如隔壁邻居失业，你能立刻感到焦虑；但如果是在几千公里外的某个陌生城市某个陌生人，你大概率只会“哦”一声，完全无感。

纽约不仅在地理上隔着大洋，在文化、制度、生活经验上，也远得很。

说白了，纽约出了什么事，大部分中国人既没有能力改变，也没有什么现实的损失，自然谈不上共情到难过。

更别说，这位 Socialism 市长才刚刚当选，纽约人民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真正让我兴奋的不是纽约“变坏了”，而是这个世界突然出现了两场非常典型的、同时进行的大型社会实验。

而且这场实验几乎全程面向全球直播，这在历史上几乎没有出现过。

第一场实验，就是最新的纽约版 Socialism 改造。

一个曾经象征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繁荣的世界灯塔城市，现在选出一个公开自称民主Socialism的市长。

而且他还要准备实施一整套“SHZY式”的政策：冻结租金、建市营超市、免费公共交通、免费托育，对富人加征税收，扩张政府规模，加强福利体系。

这就是典型的“大政府路线”，就是“我们以前熟悉的那套逻辑”：靠行政之手推动公平，以政府力量干预市场的逻辑。

说直白一点，就是要搞一个“纽约版的SHZY试验田”。

而另外一场实验，就阿根廷米莱在搞的“电锯改革”。

谈干的却是完全反方向的事：大幅削减政府预算，裁撤部门，削减福利和补贴，放开市场。

阿根廷过去 80 多年正是因“庇隆主义”（本质还是SHZY）的政策逐步衰落，现在米莱想让国家回到市场机制、回到自发秩序之路。

这两场实验摆在一起，无论是历史纵向看，还是现实横向看，都形成了一个极具观察意义的对比。

对熟悉经济学、尤其熟悉奥地利学派的朋友来说，这两场实验太宝贵了，太有意思了。

奥派一直强调：市场是自发的秩序；价格是资源流动的信号，也是分散信息的指导；权力越集中，社会就越脆弱；政府越干预，资源就越错配；如果想靠行政推动公平，最后往往导致更大的不公平。

这些观点，经常被质疑为“理论上的乌托邦”，或者被嘲讽为“理想主义的市场自由论”。

但这一次不同，纽约与阿根廷，是两个现实场景、两个制度方向、两组真实人口。

而且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全世界都能直播观看结果。

当然严谨地说，这并不是说奥派理论正在接受检验。

准确地说，这是不同的政策走向，正同时在两个实验场里被验证。

所以我有什么不好开心的呢？

这不是幸灾乐祸，而是历史正在加速给我们提供新的证据和注释。

这种实验观察的机会非常难得，为什么我说这是“难得”？

因为它们展示的是一个文明级别的问题，当城市成本失控，中产被挤压时，他们会选择什么？

纽约的选择是扩大福利、限制价格、提高税收，试图用行政之手重建公平。

当国家几十年优待福利、牺牲效率后陷入崩溃，他们又会选择什么？

阿根廷人的选择是砍掉福利、削弱政府、回到市场。

这两条路刚好是人类现代政治经济学里最典型的两条分岔，一种更依赖政府，一种更依赖市场。

但逻辑是必然的，但历史是偶然的。

纽约往左、阿根廷往右，两条文明的分岔路会通向什么结果？

过去我们只能靠理论推演、历史回顾、模型模拟，现在不一样了，几乎是全球直播，全程实况。

米塞斯、哈耶克、罗斯巴德那些看上去“很尖锐”的论断，现在终于有了对照组。

对于研究理论和趋势的人来说，这就是鲜活的案例教学现场。

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是幸灾乐祸，而是有点“亢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