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杂志，在邓小平诞辰120周年时，发了一篇长文，这篇长文虽然是制式公文，但依然引发了广泛的转发。

仅一天时间转发量超过了4万。

在文中，历数了邓小平推动中国改革进程的若干重大观点：

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峻局面，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和领导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动进行各方面的拨乱反正。在邓小平同志指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确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他强调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领导我们党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制定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

邓小平同志深刻总结过去工作重点未能及时转移到经济建设或一有干扰就不能坚持的教训，突出强调“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

在我看来，邓小平之伟大，就在于他的功利主义思想。

什么叫功利主义？功利主义认为，一个行为的对错取决于其是否能带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或者是否能最大程度地减少痛苦。这一原则强调结果的重要性，而不考虑行为的动机或手段。‌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他反复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发展就是硬道理说的意思是，发展才是目标，是不可以改变的目标，而手段是用计划还是市场，根本不重要，哪一个能达到，哪一个就是好的手段。

这句话反过来理解就是，不管你现在认为哪种手段好，只要你没有达到发展之目标，就说明你手段选择错误。

功利主义思维，其实是一种最为科学的思维方式。

米塞斯曾经在《自由与繁荣》一书中说，如果公有制、计划经济能让社会生产更多，人们更加富裕，他将毫不犹豫地支持公有制和计划经济。

而发展，就代表着富裕。发展不是人们的内心感受，是一种客观的标准。如果仅以内心感受来评估社会发展，那一个追求来世幸福的宗教遍地的国度，人们对当世物欲降低求得幸福感的地区，可能会视为天国。

发展仅有一种标准，就是财富的增加。财富是指人们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的增加，每一个人可以购买更多的产品来满足内心的需求，都代表着财富的增加。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唯一的方法就是增加生产。

增加生产的最主要的方法，不是全民勤奋，而是全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过往的努力在地球上刨地一年只能得几百斤粮食，到现在一天的生产，就可以买到上百斤粮食，这就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而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只有一个手段，那就是资本品的增加。

资本品指的就是生产机器、厂房、公路、轮船，这些高效生产率工具，他由企业家为了追求利润投资形成。

四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正是一部引进外来资本、本国资本积累的历史。

即使是政府的投资，各种基建，也是来源于税收，来源于企业家的利润积累，中国人每一个人一年能消费的消费品总量，都比四十多年前增加了一百倍以上。

有人说，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不对。大多数普通民众什么也没有做，他们可能四十年来，就一直在干一种体力活，但是，四十年前一样有工地，一样有小工，他们一天的收入，是吃不上肉的，甚至连让一家人吃饱都有困难，但他们现在做同样的工作，一天可以达到300块，可以买一百斤大米，十几斤猪肉，还可以买几件衣服。

繁荣首先是由外来企业家们带来的，他们带来了资本，带来了先进的机器和管制手段，然后是本国的民营企业家，他们将利润不断投入生产，变成越来越大的企业 ，雇佣更多的工人，用上更先进的设备，由此，一个普通人才可以在劳动技能没有任何变化的情况下，实际收入增加一百倍。

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正是对外向外来企业资本开放，欢迎他们来中国投资，对内，支持中国也出现民营企业家，让他们来积累财富，为消费者生产。

市场经济是一套由消费者用钞票决定企业家成败的机制，但财富的创造核心是企业家，企业家们预判消费者需求，冒着自身私有财产损失的不确定性风险进行生产，有了利润后大部分不是用于自己的消费，而是不断进行投资，由此提高了所有人的劳动生产率。

企业家不是先富，企业家是全民创造财富的核心群体。

资本是财富创造的源泉，利润机制是全社会共同富裕的基础。

可是，今天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面临的是随时被社会舆论羞辱的风险，资本这个给中国人带来无数财富增长的名词，已经被污名化。

司马南等人，动辄就在网上大肆宣传反资本言论，这从本质上来说，是试图否定改革开放，否定邓小平的一种言论。

之所以求是这篇文章引发这么多的转发，是因为很多人厌恶了这种舆论氛围，甚至对中国能否坚持改革开放，能否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产生了信心上的动摇。

但不管是经济规律，还是历史经验，都摆在眼前，那就是，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改革开放，而这种改革开放只有一种定义，那就是市场化，那就是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机制。

大多数中国人已经接受了过往四十的高速成长带来的生活改善，我们希望这个速度持续，希望继续坚持邓小平开创下的路线，希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真正在舆论中鼓躁的反改开，反资本、反商业的力量，其实不是大多数人的心声。

他只是少数人煽动的舆论，真要让司马南的粉丝回到一年也穿不了几件新衣服的时代，他们个个会马上痛哭流涕，要求回来。

这不是一股真实的舆论，没有人会反对越来越富，没有人会反对消费品越来越便宜，没有人会反对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好。

他只不过是一部分人对所谓分配不公的情绪。

如若跟着这一股情绪走，得到的结果将会是全民贫困。司马南正在将全民引向这个方向，利用这种情绪来反资本反商反民营企业，这是中国社会中的舆论毒瘤。

从贫困走向富裕，又折返贫困的国家不少，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被反商反资本的舆论所驱动。

中国不能走这条路。

邓公之伟大，不在于他具体说过什么，而在于他在一个极左氛围包围的环境中，用他特殊的能力，帮助中国走上了这一条改革开放的道路，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从未有过这种财富的积累速度。

因此，邓公之伟大，前无古人，后也估计不会有来者！

最后，让我们再一次看看邓小平的那些至今振聋发聩的名言：

1，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

2，不管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3，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4，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6，思想更解放些 改革步子更快些。

7、发展才是硬道理！

8、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9，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10，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11、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12、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13、姓“资”还是姓“社”，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14、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15、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

16、谁反对改革，就让谁睡觉去好了

谁在否定邓小平？

邓小平120年诞辰之际，纪念邓小平又成为了一次对改革开放史的回顾。

但是，今天的中国舆论中，有一批人，长期以来，是一直在否定邓小平的，甚至他们私下的交流中，就直接了当地将邓小平用文革语言，定义为“走资派”。

很长时间以来，这一群人是极少数，但是近年来，在一些大V的煽动下，他们在舆论上的力量越来越大。

他们本质上是要否定改革开放，否定市场经济。

这一群人来源于几个部分：

第一、来源于中国一些马教原教旨主义者理论家们在大学校园里的经营

这一群人在大学里，通过吸收大学生的方式，推动一些原教旨理论在学生中的传播，并且他们奉行一种讲经不辩经的发展方式，不与外界辩论，而只聚焦在学习。

这一群人主要通过QQ群进行沟通和学习，他们所学与学校里的教材完全不同，而是对历史文件、书籍进行学习，特别是列宁主义的内容是他们学习的重点。

要知道，马克思主义，也分为伯恩斯坦派和列宁主义派，他们在各种群里的发言之夸张，让人咂舌。

这一群人的舆论力量，最后体现在了B站。

在B站中，类似激进的言论，或有明显意涵的内容，多如牛毛。

这一批人以年轻人为主，并且有强大的内容创作能力。进一步，他们的舆论势力扩散到了知乎。

不过，他们影响的依然是少数人，只不过听起来很大声。中国的年轻人，大多在享受市场经济带来的各种好处，玩着网络游戏，四处旅游，学习新的技能以求得一份好工作。

这一部分人，为了获得影响力，又将这马克思理论与爱国主义结合起来（而这是真正的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反对的），进行宣传。

当年在B站里，在挂资本家路灯的声音，就是由这一群人发动的。

第二、司马南所带领的中老年队伍

司马南爆火时，大学里的这一些人，也表达过支持，但是，从整体上来说，大学生不是键政主力，中老年人才是。

司马南的主要粉丝就是中老年人。

但作为中国时政舆论中混了几十年的司马南，当然深知，他不能公开批评邓小平，而是采取了一系列迂回手段。

比如，他反复质疑，先富带动后富。司马南反复在和他们的粉丝说，邓小平所主张的先富带动后富，根本在当下的中国没有实现，当下的中国是富的人越来越富，穷的人越来越穷。

比如，他不断地鼓吹七十年代的鞍钢宪法，意思是只有在那个时代，工人们才是当家作主的，而现在的时代，则是工人们广受压榨的时代。

司马南对柳传志长期的攻击，更代表着对改革开放过程中，第一批红帽子企业改制的不满，他带领司卫兵们，将矛头指向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所有企业家，认为改革开放是富了他们，穷了工人。

虽然在引起批评后，夸了几句曹得旺、任正非，但所有人，包括他的粉丝都知道，那不过就是他试图在舆论场中生存下来的伪装。

司马南的所思所想，依然要是带着司卫兵们将中国往四十年前的方向领。

第三、一群天天叫着民主自由的被定义为公知的民主派

这一群人，难以接受在非普选民主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可以发展，因此，在过往的二三十年中，将中国的经济发展定义为各种发展模式。

比如，秦晖等人认为是低人权优势，就是说中国的发展是由资本家压榨劳工导致，是由于中国工人没有西方的集体议价权，没有工会，导致工人被剥削，这与司马南与原教旨主义者形成了相互呼应。

比如：环保主义者认为中国的发展建立对环境的破坏上，是无以为继的，是杀鸡取卵

比如：认为中国的发展是建立在全球低价倾销，低价恶意竞争的基础上

总之，他们虽然嘴里喊着支持自由市场，支持私有制，但是，由于反建制的心态，导致他们总是寻找各种理由在否定中国的改革开放。

第四、大多数建制派

有一部分建制派，表面是支持改革开放的，也认为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原因，但是，他们在辩论中，被另一群人带歪，开始积极为前三十年辩护，认为前三十年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没有这一点，就没有改革开放。

当他们肯定计划经济也有贡献时，本质上，在理论上就构成了对改革开放的否定。

进一步，他们则支持各种国企的存在，支持政府大搞基建，认为这些必不可少，甚至反对农村土地改革。

这些观点，本质上都构成了对改革开放这种市场化改革的否定。当然他们是不承认的，他们认为要中庸，怎么都不能过头。

以上四种舆论势力，第一种以前力量很小，现在越来越大，第二种，现在在舆论上呼风唤雨，但依然以快过气的老年人为主，他们未来总是要死的，第三种，第四种，才是舆论中真正最为强大的两股最强势力。

邓小平之伟大 ，并不止于他是一名政治人物。

他是一位伟大的传播家，他改变中国的方式，并非通过政治手段，而是通过观念的传播力。

他的那些通俗易懂，耳熟能详的名句，让大部分人都接受了中国必须发展，改革开放只是发展的手段。

但改革开放之所以速度越来越慢，其实最为重要的原因，并不取决于政治，而是取决于这些舆论势力的左右。

普遍的观念才是影响历史进程的关键要素。

邓公之伟大就在于，他能将让发展就是硬道理这一观念，植入人心，至今，这一观念依然有强大的民意基础。

但是这种民意，并没有构成舆论势力，原因是，在舆论中，总是负面的情绪占主流，总是少数舆论领袖在占据舆论场。

真正的中国民意，依然是希望中国保持过往改革开放的势头，不断地让中国越来越富裕，要将市场化改革进行到底。

我相信，邓小平依然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眼里，最为伟大的政治人物，没有之一，舆论势力再强大，也不代表主流民意，他们不过是沉默的大多数。

如果有人敢于直接诋毁邓小平，他马上就会发现，他在舆论上马上变成真正的少数，包括司马南这些人，也不过只能暗戳戳地批，从来不敢直接了当。

我认为，只有继续大规模的改革开放，才能获得民众们真正的支持，但凡走向这个反面，最终迎接他的会是沉默的大多数人的反对。

邓小平是如何战胜党内保守势力的？

总有人天真的以为，政治中最重要的就是暴力的元素，政治就是比谁的权力大，当然不是如此。观念斗争才是政治中最为重要的决定要素。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就被确认成为了领导层的核心，并在1981年当选了中央军委主席，其影响力及权威性，毫无疑问是独一份的。

但你若以为他就一言九鼎了，那你就错了。即使如此，邓小平本人依然面临着观念上的斗争。

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邓小平是如何在观念斗争是取胜的。

1989年下半年，各种民间传言四起，有人说改革开放要收了，要抓阶级斗争了，有人说要取消个体户了，还有人说留学政策要变了，不让出国了。

彼时在任的中宣部部长王忍之于1990年2月22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长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文中提出一个重大的议题，那就是“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王忍之没有掩饰自己的观点，他在文章中说，“资本主义化的改革”指的就是“一个是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现私有化；一个是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

此文作为党内保守派们向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发动责难的第一篇文章。

紧接着，北京《当代思潮》1990年第1期发表《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和规范改革开放》。文章说：“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

1990年6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多元化观点》。文章说，“搞自由化”的人“企望从经济的多元化中，自然生长出政治多元化和权力多元化”。

1990年7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长文《谁说社会主义讲不清》。文中给社会主义下的定义，第一条就是“用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

1990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两个问题》。文章说：“社会主义的经济是公有制的经济，因而必然要求实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即从整体上自觉实行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

1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会主义必定代替资本主义》。文章说：“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

《人民日报》的份量，是众所周知的，一年内这么多篇长文，对改革开放的长篇批评，当然是一次在思想理论领域，发动的观念斗争。

邓小平当然要回应，回应的方式，依然是讲道理。观念斗争的核心是看谁的道理更能说服人，谁的理论更具备真理性。

1991年初，邓小平来到上海，开始了他的反击之旅。

他先是批评了上海发展速度不够快，并认为当初的决策不对，应该把上海也变成特区，他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

然后针对上面这些批评，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他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这一句话杀伤力极强，邓小平并没有直接否定计划经济，而是说，不管任何一种发展经济的手段，他终究只是手段，只要有利于经济发展，那么任何手段都不应该预设为错误的。

邓小平鼓励上海干部不要被左的声音吓住。他说：“希望上海人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上海的宣传干部，开始对过去这一年来的左派的围攻进行反击，这就是著名的皇甫平系列评论。

2月15日《解放日报》头版《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署名皇甫平。文章说，要“突破任何一种僵滞的思维方式的束缚”，“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3月2日，《解放日报》发表《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也署名皇甫平。文章说：“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

3月15日，《人民日报》开始反击，发表《发展商品经济不可否定计划经济》。文章说：“有些人总是……对计划经济任意加以否定。”“市场经济原则很难真正做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我国40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说明了在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巨大优越性。”

3月22日，《解放日报》发表《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文中说：“如果我们仍旧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保守派们继续反击，4月20日出版的《当代思潮》第2期发表《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一文。文章说：“在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日子里，曾有过一个时髦口号，叫做不问姓社姓资。”“结果呢？在不问姓社姓资的排斥下，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化的邪路。”

北京出版的《高校理论战线》6月出版的第3期发表《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一文。文章说：“实行改革开放必须区分姓社还是姓资，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姓社还是姓资两种不同的改革观。”

而到了6月，《人民日报》发表邓力群的长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文中重提阶级斗争：“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

《真理的追求》7月号发表《重提姓社与姓资》。文章说：“改革要不要问姓社姓资，就是改革要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通俗表达。”

此时，北京论战的一方，并不知道上海的皇甫平系列评论的观点其实出自于邓小平。

北京的论战力度越来越大，气氛越来越紧张。

8月下旬，《求是》1991年第16期发表《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文章说：“我们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的界限，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要在事关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基本政策措施等重大原则问题上，看看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通俗的说法，就是问一问姓社姓资。”

8月20日出版的《当代思潮》发表《为何不能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文章说：“我们不应该在提出新的改革措施时，一听到群众要问姓社还是姓资，就认为是‘新的思想僵滞’……如果把群众的革命本能，轻率地归之为‘新的思想僵滞’，会不会压抑群众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警惕性和爱国主义感情呢？”

9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当前改革的三个问题》。文章说：“我们的同志中，有的也在抹杀两种改革观的分野，忌言姓资姓社。”“在改革问题上的两种主张、两个方向即两条道路的斗争，仍以不同的形式在继续。”

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文章重申邓力群的观点，说当前我国的阶级斗争，“比建国以来任何时期都要鲜明、激烈、尖锐”。

11月出版的《求是》第22期发表《大力加强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培训工作》。文章提醒各级干部说：“我们有些同志，对改革的正确方向认识模糊，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来对待改革，划不清两种改革观的基本界限，甚至连姓社姓资都不管不顾了，这是十分危险的。”

此次论战，就是改革开放以来被称作为第二次思想大解放的观念斗争。

论战到了这种激烈的程度，邓小平再一次亲自出马，于1992年开始南巡，并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这一年邓小平已经88岁高龄。

但他依然思路清晰，在反击左派时，提出了最为重要的发展理论。

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这是一次精彩绝伦的反击，三个有利于是一种理论构建，是毫无破绽的，是对方无法反击的，因为这是一种功利主义哲学，他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样，都是一次对发展理论的重构。

计划好，还是市场好，不是靠翻本本，而是要看是否达到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在当时的环境下，要彻底否定计划经济不好，就会陷入论战的困境中去，但用三个有利于作为标准，那么，计划经济的支持者，是无法反对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手段的可能性的。

邓小平还用试错的方式，否定了党内保守派们根据本本来的各种批评，错了可以修改，可以改正，但不能不改革，不能不尝试。

这一次邓小平毫不客气地批评了老左派们：

他说：“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

并且在南巡讲话中，毫不犹豫地支持地方干部大胆闯，大胆干，以下这些名言皆出自于南巡讲话。

1．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

2．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

3．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

4．要害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5．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6．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7．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8．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

9．从现在起到下个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

10、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

11、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12、“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

13、“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

14、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有反对意见，我说不争论，一争论，就把时间都争掉了。要敢闯，没有一点敢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勇气，没有一点干劲，干不出新事业……现在的证券市场、股票市场，现在又搞这个东西好不好？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搞一两年，看对了，就放开，错了就纠正，关了就是了。关的时候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

15、谁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就把他打倒！谁反对党的基本路线谁就没有好下场。

16、谁反对改革，就让谁睡觉去好了。

南巡讲话，不是用权威压人，而是以理服人。这个讲话发表后，改革派士气大振，而保守派们则集体偃旗息鼓。

这一次观念斗争，以邓小平完胜作为结局。

纵观这一场观念斗争，邓公不仅思路清晰，反驳时有理有据，并且抓住了全民想改善生活，脱离贫困、人心思变的普遍思想，提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一目标，才是衡量手段正确的唯一标准，成功地赢得了这一场姓社姓资的论战的胜利。

保守派们无法回避一个现实，那就是计划经济没有让中国变富，没有让中国的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他们的各种论辩完全脱离了让老百姓生活水平变高这个标准。

次年，在1993年11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市场经济这四个字，正式写入了国家的最重要的文件，并成为未来数十年的国策。

中国自此，才摆脱了这种历史的观念桎梏，全力围绕着经济发展，大胆地采用各种市场经济的手段发展经济，也成就了未来数十年经济的高速增长。

应该说，这又是一次历史的关键时刻，又是邓小平用其正确的理论思想、强大的论辩能力、和思想影响力反击了那些要走回头路的保守派。

事实证明，讲道理，有道理，才能成为所有观念斗争中最终的赢家!

不讲道理的理论和观念，也许能赢得一时，能蒙蔽大众一段时间，但从长期来看，一定是正确的道理，会战胜错误的道理。

只要持续讲理，就一定能赢的！你看懂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