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8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金融市场哀鸿遍野。股市、债市、汇市，三条血红的下跌曲线，仿佛三道深刻的伤口，宣告了一场信心的崩塌。前一天，被誉为阿根廷“最后希望”的狂人总统哈维尔·米莱，在他政治生涯的“龙兴之地”——首都选区，遭遇了一场耻辱性的惨败。

反对党“庇隆主义”联盟以47%的得票率强势归来，而米莱的自由前进党，仅获得33%的支持。市场的恐慌，源于一个令人绝望的信号：那个曾被米莱用“电锯”暂时锯开的、通往深渊的旧循环，似乎又开始了。米莱的改革，这个被视为能将阿根TAIN从百年沉疴中拯救出来的“休克疗法”，在仅仅施行不到两年后，似乎正被病人自己，从身上狠狠撕扯下来。

米莱大方地承认了败选，但他紧接着说：“我的改革步伐，绝不会停止！” 这句话，在崩盘的市场面前，显得无比悲壮。

这场失败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一股强大而顽固的引力，将这个国家一次又一次地拖回失败的宿命？要理解米莱的困境，我们必须深入阿根廷的灵魂，去探寻那个名为“庇隆主义”的、缠绕了70年的幽灵。

一：“庇隆主义”的甜蜜毒药——一剂注射了70年的财政海洛因

要理解阿根廷，就必须理解庇隆主义。这不仅仅是一个政党的名称，它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政治文化，一种已经内化为国民性格的生存哲学。

庇隆主义由军人总统胡安·庇隆在1946年创立。它的核心纲领，听起来无比诱人：

1. 反精英、反寡头： 将财富从少数富人手中，分配给广大的劳工阶级。
2. 高福利、大政府： 建立覆盖全民的免费教育、医疗和养老体系，并给予工会强大的权力。
3. 保护主义： 限制进口，保护本国脆弱的工业。

在二战后，欧洲沦为废墟，阿根廷作为农产品和矿石出口国，赚得盆满钵满。这笔“天降横财”，为庇隆主义的慷慨承诺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一时间，阿根廷工人享受着欧洲水准的福利，国家似乎一片欣欣向荣。

然而，这从一开始，就是一剂甜蜜的毒药。

从奥派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庇隆主义犯下了一切教科书式的错误。 它建立的，不是一个健康的、可持续的经济体，而是一个依赖于短期外部输血的“分配机器”。

• 通货膨胀的根源： 奥派经济学认为，通胀并非简单的物价上涨，而是货币购买力的下降，其本质是政府通过印钞，对民众财富的隐形掠夺。庇隆主义的福利承诺，远超其真实的生产能力。当二战的红利期过去，大宗商品价格回落，政府的钱从哪里来？答案只有一个：开动印钞机。从此，恶性通货膨胀成为阿根廷无法摆脱的诅咒，它像一台抽水机，不断吸干普通人的毕生积蓄。
• 资本的错配： 一个国家真正的富裕，源于资本的积累和有效投资，从而提高生产效率。而庇隆主义，将大量的社会资源用于短期消费和福利发放，而非投资于能创造长期价值的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这无异于一个家庭，将所有钱都拿去大吃大喝，却从不投资于孩子的教育和家里的生产工具。短暂的狂欢过后，必然是长期的贫困。

庇隆主义统治阿根廷长达70年。70年间，阿根廷的工业毫无寸进，至今仍是一个靠天吃饭的农产品出口国。政客们关心的，不是如何将蛋糕做大，而是在每一次选举前，比赛谁能许诺分发更多的福利，以此“贿赂”选民。整个国家，都对这剂“财政海洛因”上了瘾。

二：米莱的“电锯”——一场刮骨疗毒式的残酷手术

时间快进到2023年12月，米莱上任前夕。阿根廷这名“病人”，已经奄奄一息。

• 高通胀： 全年通胀率超过210%。
• 高贫困： 贫困率超过40%。
• 高债务： 外债总额接近GDP的90%。
• 高赤字： 政府支出远超收入。
• 低储备： 外汇储备枯竭，国家濒临破产。

米莱，这位信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政治异端”，挥舞着电锯上台了。他的“休克疗法”，堪称一场残酷的外科手术：

• 大幅削减公共开支： 将政府部门从18个砍到9个，停止一切非必要的公共工程。
• 取消价格管制： 让市场决定商品价格，结束长期的价格扭曲。
• 推动国企私有化： 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
• 大幅削减福利： 砍掉各种不合理的补贴。

这套组合拳，每一下都精准地打在庇隆主义的要害上，也精准地打在了无数阿根廷人的身上。 痛苦是剧烈的，贫困率一度飙升至55%。但从经济学上看，这场“刮骨疗毒”正在起效：

• 通胀率从200%以上，回落至今年7月的36%。
• 实现了几十年来的首次季度财政盈余。
• 经济在经历了短暂的剧烈收缩后，已恢复增长。

IMF预测，如果改革得以持续，阿根廷经济将在2025年实现5.5%的强劲增长。

米莱的改革，是奥地利学派理念的一次极端社会实验。他坚信，只有停止政府干预，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作用，才能将阿根廷从死亡螺旋中拯救出来。初期的阵痛，是戒除“财政毒瘾”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三：帝国的反击——病人为何亲手撕开正在愈合的伤口？

然而，最新的选举结果，给了米莱和市场沉重一击。病人，似乎正在拒绝治疗。

为什么会这样？

1. “延迟满足”的失效： 米莱的改革，许诺的是一个美好的“未来”，但代价是“现在”的痛苦。对于已经被庇隆主义喂养了70年的阿根廷人来说，“延迟满足”是一种极其陌生的品质。他们习惯了短期的、唾手可得的“小恩小惠”。当福利被削减，生活成本上涨时，他们宁愿选择那个承诺立即发糖的“庇隆主义”，也不愿为了一个遥远的未来而忍受眼下的痛苦。
2. 政治根基的脆弱： 米莱是一个政治素人，他的政党在国会中仅占15%的席位，是绝对的少数派。他没有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没有强大的工会支持。他就像一个孤胆英雄，试图单挑一个由政客、工会、官僚和既得利益者组成的庞大“庇隆主义”帝国。他的每一个改革法案，都要在国会经历艰苦卓绝的拉锯战。
3. 丑闻与挫折的侵蚀： 近期的“加密货币”丑闻，进一步打击了米莱本已下滑的民调。而他核心的“美元化”方案，也因外汇储备不足而难以推行。这些都让反对派抓住了攻击的把柄。

如果这次中期选举的趋势延续到2025年的国会选举，米莱将彻底沦为一个“跛脚鸭”总统。届时，庇隆主义者将夺回国会，米莱的改革将被全部推翻，阿根廷将再次回到那个熟悉的、不断沉沦的循环之中。

四：市场“相信规则”——但规则需要政治来保证

从奥派的视角看，市场并非在赞扬某个人，而是在定价一个更抽象的东西：制度的可信度与预期的可持续性。米莱推出的方案，理论上是典型的奥派处方：减少政府干预、恢复市场价格信息、私有化扭曲的国有资产、让货币更接近“硬货币”。

在米塞斯与哈耶克的经典框架里，货币与价格信号一旦恢复，资源配置就会逐步自我修正；但是两位大师也不讳言——规则必须被社会接受并由制度保障，否则“过激”的单点改革会造成社会成本与政治反扑。

米莱的尴尬正是在这里：他得到的是理论上的市场认可，但缺乏足够的政治基础去把规则写进机构与选民的预期中。结果便是：市场在恐惧政治失败时先行把价格扳低，现实经济在短期内被进一步撕扯。

换言之，市场不是盲目支持自由化——市场“押注”的是：谁能最终把政策变成可预见的、可验证的制度约束。若总统可以“电锯”得太快，也可能在下一刻被选票或制度扼杀；投资者宁可把钱撤走，直到看清最终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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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能对抗一个国家的百年宿命吗

米莱，当然无法以一人之力，对抗一个国家的宿命。他或许会失败，他的“电锯”或许最终会锈迹斑斑。但他的出现，本身就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他是第一个敢于公开向庇隆主义宣战，并将其称为“一切灾难根源”的阿根廷总统。

米莱在短期内的确遭遇重大挫折：选票把他按回了地面，市场以价格作出了冷酷的判决；但同时，他在意识形态上留下了“挑战庇隆主义”的烙印，这枚种子是否能生根发芽，关键不在于他个人的硬度，而在于他能否把他的经济主张，从“个人主张”转化为“制度承诺”，并把部分短期成本合理分配给社会，从而换来长期的制度可信度。

市场给了他时间，也给了他惩罚。历史会记住失败者，也会记住那些在失败中调整策略、把理念写进制度的人。现在的阿根廷舞台，既有绝望的叫嚣，也有可能的重建契机——而这一切，都将在接下来的国会中期、地方博弈与债券拍卖里，被逐一验证。

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当阿根廷人再次被通胀和贫困折磨得体无完肤时，他们会想起这位孤独的“电锯”总统，想起他曾指出的那条，通往真正繁荣的、虽然痛苦但却充满希望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