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来不是奥派

——《米莱时代》前言

《通缩之问》（In Defense of Deflation）系统批判通缩危害论，提出价格下降可促进生产与福利；《欧元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Euro）剖析欧元制度缺陷，揭示其内在的“公地悲剧”与政治集权化本质。其著作被译为15种语言，获奥派多项学术奖项，并影响区块链与货币理论领域。巴格斯教授论米莱的文章，本号曾经翻译过一篇，题为 《米莱绝对不是新保守主义者》 （点击可打开），其评述准确且中肯。

另：此书已获作者巴格斯教授授权，译文将先以文章的方式在本号连载。本连载打赏超过100元的朋友，可在连载结束后收到最后精校和精美排版的中英双语电子文档供学习交流使用。（本人微信：woodcloudyyy）

非常高兴为《米莱时代——阿根廷的新路》写下这份序言。

2021年2月，我第一次与我亲爱的朋友菲利普·巴格斯见面。巴格斯教授曾通过Zoom[ 译注：一家提供远程在线会议服务的美国公司]邀请我在他的经济思想史研讨班开讲座。

这个研讨会是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教授指导下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硕士课程的一部分。

在Zoom的会议上，我正要解释我为什么要参政时，突然注意到某种骚动。

我十分惊讶地看到之前尚未谋面的韦尔塔·德索托教授加入会议，祝贺我在阿根廷与社会主义所作的斗争，阿根廷被社会主义折磨了100多年。

德索托教授的这一举动让我无比开心，因为我亏欠这位奥地利学派的巨人太多了。

过了一段时间，菲利普邀请我为他和大卫·豪登（David Howden）为敬爱的韦尔塔·德索托教授编辑的纪念文集贡献一章内容。

我写了一章，题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新古典陷阱”。

在文中，我指出了新古典模型的缺陷。

只要理论或实践观察与新古典模型不吻合，它就被归为“市场失败”。

这不仅是一个可鄙的概念，而且会导致国家干预，最终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

因此，对社会主义来说，新古典主义是有用的（functional）。

菲利普·巴格斯与我自那时起一直保持联系。

当年2月，他在罗马问我，为德国市场写一本关于米莱现象的书，这个主意怎么样？我立刻表示热情支持。

因为这是传播正确理念的正确时机和极佳机会。

正如文初提及的硕士计划中所教导的那样，正确的理念就是自由理念和奥地利学派的理念。这样一个硕士课程的存在，不能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

奥地利学派在阿根廷的正常大学生活中几乎无人问津。

我自己并非一直是一位自由意志主义者和“奥派”。

我乐意简要地解释一下，我如何涉足自由意志主义和奥地利学派。这花了我一点儿时间。但我不会内疚。

即使是哈耶克，起初也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只是在通过阅读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著作《社会主义》，他才认同自由意志主义。

正如米塞斯的正确说法，经济学知识会导向自由意志主义。

根据哈耶克的意见，如果社会主义者真正了解经济学，他们就不会是社会主义者。

只有当我有能力全面了解经济学时，我才变成了一位自由意志主义者。

在学术界，自由理念光景不佳。

如果你在阿根廷的公立或私立大学里问任何一位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是谁，他会回答道，我认为米塞斯可能是荷兰国家足球队的中锋。

我这一代经济学者正是在这种敌视自由的环境中受教育的。

我的教育基本上是受凯恩斯主义者和所谓的后凯恩斯主义者影响的。

后面这个学派是凯恩斯主义的一个分支，它有些许准马克思主义的气息。

在这种训练过程中，我被许多糟糕的观念污染了。这些糟糕的观念包括，例如，政府干预和管制是必要的，企业家是流氓无赖，通货膨胀是多种因素造成的，而不是扩张货币供给的结果。

我在这种智识环境中接受教育，在这个环境中，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甚至都无人提及。

2014年，我首次受邀在世界经济论坛（WEF）上发言，那时候我开始意识到这些问题。

我被要求谈谈人口统计和增长议题。

为此，我学习了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研究成果，他从千年视角来看待经济增长，并推测了从公元元年到2000年的人均GDP。

所谓“曲棍球杆式增长（hockey stick growth）”[译注：指经济指标在经历长期平缓增长后，突然出现急剧上升的曲线形态，形似曲棍球杆。]的可视化让我大开眼界。

这是因为从公元元年到1800年，人均GDP几乎保持不变。仅仅是在十六世纪，也就是美洲被发现之后，它才提高了一点点。

无数个世纪以来，人均GDP增长十分缓慢，增长率为0.02%。这意味着人均GDP花了3500年时间才翻了一倍。

随着十九世纪工业革命的发生，情况发生了剧烈变化。

突然间，增长率增加了33倍，来到0.66%，同时人口也迅速增长。

人口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更好的公共卫生、医疗保健和营养。

到了二十世纪，经济增长继续加速。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增长率提高到1.1%。而在下半叶，已经是2.1%了。

简言之，过去200年的经济增长，比前1800年的总和（40%）还多。

在第二个时期，人均GDP增加了9倍。

同时，人口增加了8倍。换句话说，过去200年，全世界的GDP增加了72倍。

这种历史进步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来说是一个重大问题。

因为当你用新古典工具做研究时，你会假定规模回报是恒定的，或边际回报是递减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增加一单位要素，生产会增长，但不会同比增长。

而问题在于：人口增加了8倍，人均产量增加了9倍。从这个角度显然搞不清楚问题。

在新古典理论中，通过市场集中，回报会递增。

极端的情形就是垄断。但是从帕累托效率角度看，市场集中意味着某种糟糕的事情，对大部分人口的福利也不利。

于是，问题出现了：一件将世界极端贫困人口比例从95%减少到约10%的事情，从经济学理论角度看，怎么成了某种糟糕的事情呢？

这个问题是巨大的挑战。我在寻找答案。

幸运的是，我从前有一位非常优秀的数理经济学学生，我曾经让他参与我的研究。这位从前的学生阅读了奥地利学派作者的作品。他给了我一篇穆瑞·牛顿·罗斯巴德的题为“垄断与竞争”的论文，长达140页。

我在三个小时内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对自己承认，我所教授的关于市场结构的一切都是完全错误的。

我已经在市场结构问题上误人子弟25年时间了。

此文对我的影响之强，让我想得到更多这些作者的著作。

我询问这位学生哪里能够买到这些书。

他推荐了一家出售西班牙出版社联盟（Unión Editorial）书籍的书店。当天我就驱车去了这家书店，买了二十来本书。

我只有这么多钱。

我买了罗斯巴德的《人、经济和国家》及其续篇《权力与市场》，在后一本书中，罗斯巴德确立了无政府资本主义。

我问店主明天他是否会回来，他说会的。我计算了我吃要花多少钱吃、打的要花多少钱、开车上班要花多少钱，剩下的钱全部用来买书。两天内我必须买下大约50本书。

然后，我开始阅读奥地利学派学者的作品。这是一种精彩绝伦的体验。我发现了一个新世界。

我买的书中，有一本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人的行动》。

我记得我坐在一本平装本的《人的行动》面前，从第一页看到了最后一页。

我闭关了两三天，一直到读完为止，才去吃饭、洗浴和遛我的狗柯南。

这本书让我如痴如醉，到最后书页上密密麻麻全是我的批注。

于是，我又买了一本崭新干净的，用玻璃纸包好，纹丝不动地放在书架上以备不时之需。

但是，我当然还需要另外一本放在办公室，于是我又买了一本。

当我在办公室心烦时，就会随机地打开米塞斯的《人的行动》任何一页，翻到这一章的开头，读完整章，并再次给重要段落划线和评论。

好些天我都是这样做的，某些部分再也没有空白页。

就这样，我又把《人的行动》读了一遍。

因此，米塞斯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也读了他的杰作《社会主义（Socialism）》和《货币与信用理论（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米塞斯还有另一本精彩的著作，有助于理解我们自由意志主义者面临的问题：《反资本主义心态（The Anti-Capitalistic Mentality）》。

它解释了为什么许多人仇恨自由市场资本主义。

我用韦尔塔·德索托的YouTube讲座作为对阅读米塞斯的补充，并开始参加自由意志主义会议。

一开始，我发现哈耶克很难读，尽管例如《价格与生产》这样论著对我来说容易一些。

我开始的时候比较享受《通往奴役之路》，这是一部我常常引用的作品，还有《致命的自负》，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论文《社会正义的返祖性质（The Atavism of Social Justice）》，读这些作品对许多人都会有好处。

由于阅读了罗斯巴德，我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一位无政府资本主义者。只要我开始阅读罗斯巴德、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沃特尔·布洛克（Walter Block）和汉斯-赫尔曼·霍普（Hans-Hermann Hoppe），就踏上了一条无法回头的单向街。

同时，阿根廷的通胀持续上扬。

我开始参与电视节目并捍卫自由理念。起初好像是在电影《角斗士》中一样，每个人都反对我。

我与15位捍卫国家和社会主义的人士辩论。当你与基什内尔主义者讨论时，他们会相当无礼。

左派的一贯做法是，派出四五个人来围攻我，而当我尝试纯粹理性地谈论和论证时，他们只会打断我。

因此我被迫提高我的声音来推进论证。这又反过来导致他们指责我在电视辩论中咆哮。

正是电视上的这些大决斗让我大受欢迎。而当疫情出现时，它仿佛给社会“咔嚓”了一下。当我们封城（lockdown）中被禁足时，人们开始重新评估自由理念。我的许多追随者是年轻人。

年轻人被公共教育体系洗脑的程度更低一些。

教育机构是国家的还是私人的无关紧要，因为在这两种情形下，教育内容都是国家规定的。

国家设定了边界，某些文献不允许人们接触。

没有政客会喜欢公民们阅读罗斯巴德。

想像一下，如果读了罗斯巴德的公民们去质疑政客的收入来源会怎么样？

政客掌握了权力，他们动用暴力垄断权，使公民们接触不到这些观念。

年轻人也是反对现状的反叛者。阿根廷的现状就是社会主义。年轻人天然的反叛倾向，导致他们发现了自由意志主义。

而出于某些原因，年轻人们喜欢我的所作所为。当这些人在疫情期间与父辈、祖父辈关在一起时，他们开始向长辈谈论“米莱”。

同时，我在不知疲倦地为更好的理念斗争。

然而，我在电视上、收音机上、课堂上发动的这场文化战争面临了危险，因为我收到了审查制度的公开威胁。

然而，如果我们不能出现在电视上，那么我们就再也不能够卖出讲座门票，而这是我们当时的主要收入来源。我们的收入面临危险。因此，参政的决定没有那么浪漫。

我的姐姐卡琳娜、我的老板和我意识到，改变的唯一方式是参政，并从内部与国家展开斗争。

如果你在阿根廷看一场阿根廷足球赛，那它是非常赏心悦目的。你会看到开心的粉丝、各种颜色的旗帜，并听到大合唱。真正的奇观。

但是，无论看台上的人的呐喊和歌唱多么嘹亮，无论他们打扮得多么引人注目，球不会自己动**。必须有人下场射门。**如果我们不在场上，那么其他球队就会出现、会顺畅得分。

**文化战争——观念的争论——非常重要。**学术界中发生的事情非常重要。**但是如果没有一场政治斗争，那么这种争论将一无所获。**回到足球这个比喻上来：另一支球队在球场上，他们射进了一个球，他们得了一分又一分。他们不关心看台上发生了什么。

因此，阻止社会主义、国家主义、集体主义、建构主义发展的唯一方式迎头痛击，是接受这场斗争，不仅在文化领域，也包括政治领域。

它们存在协同效应。毫无疑问，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习得的学术知识是一个重要的指南。

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是根本性的。它像一个指南针，指引着我作出每一个决定。

在我的政治冒险之初，我得到支持非常有限，我们的对手很开心。我的第一次成功是一个邻近现象（neighborhood phenomenon）。[译注：在传播学里，这个术语被译作“周边传播”，意思是没有破圈的小范围传播。]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低估我们。

那时候，帕特里夏·布利里奇（Patricia Bullrich）博士就说：“我们应该更认真地对待他。有人在20000人面前谈论哈耶克，这不正常。”夏布里奇博士后来与我在总统选举中竞争，今天身为我的国土安全部部长，正在干着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的活。

因此，很明显，有些事情还在继续。

**在我们的活动中，不寻常的是书籍销售情况。这些书全是奥派书籍。**作为竞选的一部分，我的姐姐也在某个时间节点提出意见，我可以在市场中作讲座，因为人民把我看作教授。因此，我们也在市场中教学。

所有这些不仅是竞选的一部分，而且也是我们发动的，让我们登上总统宝座的文化战争的一部分。

**我们决不能低估观念的力量。我们必须充满激情地捍卫自由理念。**因为我们正确地信奉这些观念。它们会有作用的。

在我们的总统任期的前几个月，政治特权阶层试图阻止我们。这个阶层不赞成我们的任何法律。但是，尽管有所有这些障碍，尽管有所有这些导致不稳定的企图，尽管有所有这些针对我们的攻击，我们仍然在不断进步。

我们让通货膨胀受到控制，经济活动正在复苏。《基本法（The Ley Bases）》刚刚最后获得通过，这是阿根廷最大的结构性改革。比卡洛斯·梅内姆（Carlos Menem）总统的国家改革规模大五倍。

也就是说，自由理念如此强大，以至于甚至整个政治特权阶层、阿根廷政治中的多数票——他们全都反对我们，他们正在努力阻止我们的改革计划，他们在历史上推翻了各种政府——都无法阻止这些理念。

我们的胜利，要归功于自由理念。

但远不止于此。自由理念的力量如此伟大，以至于它的成功早已在世界上引起轰动——在阿根廷却被嘲笑为邻近现象。

**这场文化战争早已成为全球性的战争。**在每一个地方，我们都引起了注意，我们被邀请发表演讲，获奖，例如最近在汉堡获得的德国哈耶克协会的哈耶克奖章。

菲利普·巴格斯的一本题为《米莱时代》的书籍现在以德文出版，这个事实就是这场文化战争已经全球化的另一个信号。

这是对我们为自由理念而战中的共同努力的认可。

自由万岁，去他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