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莱即将成为全民公敌,自由太难了

米莱即将成为全民公敌,自由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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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莱的改革法案中,关于劳动法部分的,被当地法院判定无效,这是他遭遇的第一重大挫折,起诉方是阿根廷的工会组织。

与此同时,旅游业协会、中小企业主协会,租户协会、国企职员,政府职员组织、渔业协会以及两大工会,都在围攻米莱,不仅在舆论上攻击,还发起了多场法律诉讼 。

还有十余个省份的政府官员,以及数百个城市的市长们正在联盟试图推翻他的改革法案。

反对者也在阿根廷开启了以敲锅的方式进行的平底锅街头政治运动。

接下来,两大工会正在进行号召,计划在24号发动全国大罢工。这次大罢工将集合所有的反对势力,发动一场规模庞大的街头政治运动。

米莱的主要改革,核心就是市场化。

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可以总结为四个字:自负其责。

用弗里德曼的话来说,就是每一个人把自己的手放在自己口袋里,而不是放在别人口袋里。

米莱是通过自由主义民粹运动成功当选阿根廷总统的,他在持续八年的观念传播中,一直宣扬一个观点,阿根廷被一群特权阶层统治,那些征税的和被征税的,是两个不同的阶级,一方剥夺了另一方。

这种震撼性的观点,让米莱迅速出圈,成为政治当红炸子鸡。

但当他走上大位后,开始全面推进市场化改革时,却遇到了巨大的阻力。打破特权阶层,这样的口号多好,为什么却实现不了呢?

难点在于,在君主制时代,特权阶层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君王和贵族,但在在一个充满管制与干预的共和制社会中,人人都是特权阶层,这是一个大规模系统性的互害体制,要改变他,无比困难。

公共汽车的补贴不再发放,是米莱上任数周后马上采取的行动,那么,谁是特权阶层呢?每一个坐公共汽车的人。

虽然税收是政府收取的,但政府不过是想低价坐公共汽车的那些人的代理人,政府官员通过征收税收,在其中获得了职位,但是税收的大部分还是用于普通人。

工会组织将所有的工会组织成员,纳入了特权阶层 ,他们被严苛的劳动法所保护,以获得超出当下市场下能拿到的收益。

又有谁没有享受过教育特权呢?义务教育,将每一个家庭都变成了享受特权的特权阶层。

又有谁不拿退休金和医疗补贴呢?福利系统将全民每一个人变成了特权阶层。

租金管制,为那些租客拿到了特权,他们甚至可以不交房租。租客的数量在大城市里可不少,他们不就是普通民众吗?难道他们就不是特权阶层了吗?

你会看到,在阿根廷,征税机构只是那些要获取特权民众的代理机构,每一个人都在试图竞夺税款,都在争取特权。开除一些公务员,并不能解决特权者存在的问题,要实现市场化,必须将刀口指向最大的特权享受者——全体民众。

各种产业协会之所以反对他,因为政府给予他们的特权和保护即将消失。

这时,成为全民公敌,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你试想一下,如果你所在的城市,义务教育和免费医疗没有了,全得自己掏钱,每一条马路都是收费的;地铁票价变成2块钱一站,退休金马上停发,电费不再享受补贴马上增长一倍,油费补贴也没有了增长一倍,劳动法没有了,种田也没有任何补贴了,被企业开除没有任何补偿,摸鱼不可能了,女性不再有带薪产假了,小企业不再被保护,要面临全球企业的竞争了。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要站出来反对米莱?阿根廷没有搞革命,就是一个奇迹了。

一旦走上大位,米莱就会发现,他的对手,不是反对党,不是庞大的公务员系统,不是少量的国企工人,而是成为特权阶层的全民。

每一个人都可能基于某一种特权的失去,站出来反对他。

他的真正的敌人,是虚无缥缈的观念,是深植于大众心中的错误观念。

取消特权,就意味着利益的损失,这个利益是短期的,因为当人人都拥有特权时,不过是一个互害的社会,最终让全民陷入贫困,这就是阿根廷贫困的来源。

要进行市场化,这意味着利益的增长,但这个利益是长期的,是需要想象力才能分析的,他并不能让每一个人感知到。

中国九十年代国企改革时,国企工人们能想象到仅仅二十多年后,买台车在中国根本不算有钱,只是普通人的正常消费吗?

米莱是一个孤胆英雄,他正拿着长剑,指向每一个民众心中试图利用政府获得特权的利益动机。

他的改革,之所以难,就在于此。

现代政府之所以越来越大,是因为政府官员们找到了一套维持他们特权的方法,那就是拉入更多的人参与特权。

官员有高收入,有好的福利,会让共和制下的民众有明显的被剥夺感,那怎么办,政府官员就告诉民众,我来征税,也给你们特权,于是官员的免费医疗,变成了所有人的免费医疗。

这样,民众们就不再盯着官员的高收入高福利了,而是将政府变成了他们抢夺税款的代理人。

另一群民众看到你抢到了税款,那我也要,于是公交车补贴,于是汽油补贴,这些对于政府官员来说,是无所谓的。

难道这些补贴是来源于政府官员的口袋吗?当然不是,而是他强征的税款。只要民众要参与抢夺税款,我就加税就好了。

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因为反正不是我出钱,税款不就是来源于大众吗?甚至阿根廷政府国内税款抢不到了,还有两个方法,第一就是借外债,钱不够花,我就借钱,第二就是印钞票,你们不是要争抢税款吗?我印钱出来给你啊。

在阿根廷过往的政客眼里,民众的要求,要满足他们太容易了,他们手上的工具太多了,税警、中央银行、国家信贷,至于这些手段的后果,关我屁事,我不就是干几年就下台了吗?难道,要我赔?我也赔不起啊。

在取消特权的过程中,每一个人都是无比痛苦的。

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每一个义务教育学生的经费补贴一年就四万多,如果取消这种补贴,让家长一年花五六万上学,他们痛苦吗?

既便你是一名支持很彻底市场化改革的人,在当下立马增加这笔开支,恐怕你马上就会痛苦不已。

市场化改革难就难在这里,当特权阶层越来越庞大时,伤害他们的既得利益带来的反弹太大了。

如果只是阿根廷的公务员、官员们有免费医疗有退休金有高额工资,而民众们都没有,你认为能持续吗?不能,没多久,就会消失。

这就是西方各国普遍从相对自由的市场环境,变成了一个超级大政府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原因。

米莱说,要民众承受一年以上的痛苦期,或许他的死杆支持者会承受一年以上,但是那些摇摆者,那些反对者,恐怕一天都忍受不了。

成功进行市场化改革的路径,只有一条,那就是米莱获得思想斗争中的胜利,成功地改变阿根廷更多民众的认知,让他们认知到,市场化自由化,才能让每一个人的长期利益得到增长,而短期特权利益的放弃是长期利益实现的基础。

记得中国过往的国企什么都有,洗澡堂、幼儿园、学校、甚至还有医院,一些更大规模的国企,甚至还有火葬厂,从生包到死。

让这样的国企倒闭,这些有特权的国企工人不会痛苦吗?当然会。好在,当时中国的农民占了主流,十亿人中有九亿是农民,更主流的民意是支持开放,支持市场化,他们本来就没有特权,一放松得到的就是利益的增长,而没有利益的损失感。

现在呢?又有哪一个人没有拥有特权呢?虽然比起阿根廷少了很多,但是中国也已经是一个十亿人参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地方了,谁敢动这个体系?各种补贴覆盖的就是全民。某人口专家跑出来说要搞延迟退休,祖坟都被骂爆炸了。

如果要取消这些福利制度,阿根廷人,需要做一个选择,那就是原谅。

原谅过往政府的一切操作,因为这些庞大的社会福利体系来源于每一个民众的税款,我已经交了这么多税款了,现在你说,我不能享受了,这种情况下,只有原谅可以解决。

因为阿根廷政府已经是一个破产、没有任何税款累积、储蓄的机构,民众交的税款全部花完了不算,还欠下了巨额的外债。当然,世界上所有的政府都如此,有几个政府不是赤字政府(收不抵支)呢?

要逼着政府维持这套福利制度,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政府再去借债,再去发钞,而所有的这些手段,只不过是另一种税收,最后将全民剥夺至赤贫为止。

原谅过往的历史错误,意味着承认每一个人的舆论责任,为什么政府在每一个领域大搞特权时,我没有站出来反对?为什么我自己也参与到争抢税款、垄断特权的队伍中?民众也是这一切灾难的制造者,而不止是精英统治者。

如果民众认为一切责任都是别人的,要求政府补偿他们,要求当下的米莱为过往的政府亏空承担责任,那么,这个事无解。

我之前有一篇文章主张取消退休金,马上就有人问我,那能不能把交的退还呢?政府要退还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向另一群人征税来退还你。不能退还的情况下,你能选择原谅吗?难啊。

阿根廷的中小企业主也要面临一个选择,就是放弃被保护的特权。在特权保护之下的企业,一样要面对特权保护下的员工,最终企业会丧失生命力。

米莱最终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他要击倒的特权层级,其实不是政府官员,而是每一个参与这套特权系统的平民!

这套每一个人参与的、相互剥夺、毒害的特权系统,将全民裹挟其中,要想战胜它,太难了。很多能够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国家,之所以比阿根廷容易,就是因为他们原有互害式的特权系统没有这么强大。

也许有一天,米莱的口号,不再是TMD自由万岁,而是TMD自由太难了!

为什么我一直说,自由市场理论的传播对象,只能是大众。批评的人,也只能是那些反市场的民间大V?政府不值得批评,政府只是人们实现目标的手段,真正的渴望特权享受特权不肯放弃特权的人,是大众。

不少人说要学智利,要搞强权实现市场化,其实也达不到目的,智利能进行市场化,也是说服的结果,而不是暴力的结果,暴力统治只是表象。

我一直认为,米莱不能成为一个庙堂里的政客,而是要成为一个观念斗争中的战士,天天上媒体讲经济学课,传播自由市场的理念。

**只有在观念斗争中获得胜利,才有改变阿根廷的机会。 **

改变世界,没有别的方法,唯有观念传播一途。)

喜欢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各有各的理由。我的理由是这样的,在根本不知他老人家为何方神圣的年代,自己亲身观察和体验过的经济生活,就奠定了接受弗里德曼毕生所阐释的经济法则的基础。这条“米尔顿法则”只有一句话:

普遍的自由导致惠及全人类的经济增长!

应该是上世纪60年代中,我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学校请来北京一位大学老师做报告,讲题是参加当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叫“四清”——的见闻和体会。不是初中生都听得懂的题材,但有一个“场景”我却记住了:他所去的一个村子,老乡穷得叫人不敢相信——工作队员带下乡的一面梳头用的小镜子,全村谁也没有见过,居然围观起来,视为宝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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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就是记忆中的这么一点,让我后来自觉自愿报名下乡。那是1968年,“文革”搞不下去了,而国民经济根本吸纳不了那么多年轻人就业。好在毛主席有办法,一句“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就把上千万知青打发下去了。不过当年我是衷心拥护下乡政策的,报了名还怕不被批准,和十几位同学划破了指头签名给工宣队“上书”,真的一脑门子要去缩小城乡差别。

下乡的地方是王震将军创办的黑龙江农场。适逢中苏关系紧张,农场所在的虎林县珍宝岛当年有过一战。因此黑龙江农场列入军垦系列,其实不过就是发了一身军服种地。由于每月有固定薪水,农场职工生活还过得去,不过有孩子的家庭日子就过得非常紧巴。半年后我被发配到完达山打猎,周遭星星点点有人民公社的村子和居民,才让我看到真正的中国农民,他们干一年活也见不到几文现钱,有的还倒挂公社的钱粮,不少人家达不到温饱——真要有梳头镜子可供围观,还算日复一日单调生活里的一丝浪漫哩!

知青下乡当然要接受再教育。不过我连一位样板戏式的“贫下中农”也没有遇到过。老乡们很朴实,尽力帮教我们这些城里人适应农村的生活和生产。不过我很快发现,他们在公家的大田里的劳动状况,与下班后在自家自留地里的劳动状况,完全不一样。黑龙江的10月,天气已经很冷了,怎样在“连长”——其实就是生产队长——查地之后美美地打个盹又不着风寒,是一门不小的学问。我当然学得了真传,而且在地里烤豆子的手艺也不赖——不过所有这套“磨洋工”的玩意到了自留地里就全然不见了。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人还是那个人,就是行为截然不同,劳作的结果也全然不同。

说起来,这是我修过的第一堂“经济制度与经济行为”课。不消说,当时还不可能得出清楚明确的结论。但是问题已经永远挥之不去:为什么同一个行为主体遵循完全不同的行为准则?也是在那里,我第一次知道自留地的来历——1960-1961年的大饥荒之后,才在一大二公的体系里划出了一小片自留地(有的地方干脆叫保命田)。今天说说也许无妨了:那年月例行公事的“忆苦思甜”,一位老农声泪俱下忆到的历史上最苦的日子,竟然就在1961年。这是什么样的诅咒?

要等到1978年以后,事情才有了一个答案。说简单也好简单,就是放手让种地的农民在大田体制和自留地体制之间作一个自由选择!说来也怪,让种地农民选出来的包产到户体制,不消几年就把原来的农产品高度短缺状态,变成了时不时农产品的“卖难”!陈云、邓小平无非就是坚持实事求是,坚决改革人民公社制度,用政策、舆论和后来通过的法律,承认并保护了中国农民选择的自由。

机缘巧合,从乡下考入北京的大学以后——那是我辈的一次自由选择——有机会在杜润生先生门下习过几年艺。我所知道的早期农村改革历史,就是不断冲破思想、体制和既得利益的笆篱,不断增加农民自由选择的历史。包产到户如此,取消种植计划、改革统购统销如此,允许农民办乡镇企业、进城镇务工经商亦如此。这样一路下来,即便愚钝如我,第一次读弗里德曼也不觉得有任何难明之处。惟一的问题是,他怎么可以把经济学道理说得如此清晰、准确和斩钉截铁的?

是的,必须是普遍的自由

**而不是少数特权或既得利益集团的自由,才铺垫了经济增长的可靠根基。因为是普遍的自由,所以这“自由”就以不得损害他人的自由为边界。这样的自由,要限制政府权力的范围并对政府权力实施有效的监督,但绝不主张“无政府”——因为离开了必要的政府强制和保障,自由一定荡然无存。**我国农村体制变化的经验,从不堪回首到痛定思痛,再到从实际出发把土地变得充满希望,验证了弗里德曼简洁而深刻的经济思想。

后来在美国“洋插队”,结识到一位好朋友郭誉森。他当年从台湾到芝大留学,上过弗里德曼亲授的价格理论课,是货真价实的“芝加哥小子”。1989年我到美国后,经Gale Jonhson教授推荐在芝大经济系访问过9个月。认识后的第一次交谈(记得不在芝加哥),郭兄说你们在大陆写的东西,我差不多都读过了;有一点疑问,外边说大陆那时候封闭,但从你们报告的字里行间看,好像受过弗里德曼的训练,怎么可能呢?——回想起来,这是当时让我这个如假包换的“老土”最开心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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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在旧金山,我才有机会第一次见到弗里德曼。刚刚开始学英文,不可能听得懂弗老的讲演,由誉森轻声为我一句一句翻译。那时全世界关心中国的未来路向,只听弗里德曼肯定非常地说,中国还要走改革开放之路。在场中外听众疑问重重,但弗老面不改色,解释说,他的根据就是原来计划体制的路线再也搞不下去,尝到经济自由甜头的人民决不会同意减少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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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听到弗老去世消息的一瞬间,我最先想到的就是16年前听他讲过的那一席话。天下学经济的都知道,弗里德曼最坚持经济理论和学说的高下惟一要由包含于其中的推测(prediction)来检验。仅从这一点看,弗老对中国走向的推测就足可以使他微笑地长眠于地下了。更不需要说,20世纪下半叶全球范围不同国家的改革实践,早已经是“米尔顿法则”的最好检验。

米莱的政治对手,是怎么攻击他的?

原创 古原 古老板 2024-01-05 00:03 发表于广东

米莱在阿根廷正面临困境,这个困境不小。最新的消息是,工会团体通过法律诉讼,已经终止了他发布的紧急状态法律中关于劳动改革部分的内容。

而他的政治对手正在对他展开疯狂攻击,这种攻击,我也早有预判,就是不在米莱的政策上下手,而是通过民主政治正确来否定他。

今天这篇文章 ,比较特别。是我翻译的一篇米莱对手对他进行攻击的讨伐文章,言辞激烈,充满着煽动性。

对于米莱来说,这是一个很强大的舆论上的对手。

文章如下:

你,哈维尔·米莱,已经没有合法性了,你的合法性由于签署一项违宪的DNU(紧急法案)而早已消失了。

你霸占了公共权力的全部,你是一个独裁者,你把国会变成了一个只在你的心愿下进行辩论的独角戏。

让我解释一下,你之所以没有合法性,是因为你篡改了民意授权。

你说谎了!

你说过要追究精英们的责任,但实际上却做了相反的事情,你在对民众下手。

我提醒你:民众们永远不是你要攻击的统治者。

你总统任内的初期症状,就像前总统米格尔·瓦雷斯·塞尔曼(1886-1890年)的一样,是你想改变阿根廷历史这一段时期,已经显示出了早期的专制倾向。

你竟然拿自己与卡洛斯·佩莱格里尼相比,但我提醒你,当他到达卡萨罗萨达时,他是国内产业的保护主义者,创立了你打算出售的国家银行,并在他自己曾经帮助镇压的帕克革命后解除了戒严令。

而你呢,你的政府正朝相反的方向发展。

你背叛了那些选择你上台的选民们。

表面上看,高达55.65%的人支持了你。

但对于我们这些没有投票给你的人来说,你想要使我们屈服于你专制统治。

这包括支持塞尔吉奥·马萨的11598720名市民,缺席的8330739名选民,他们相当于选民数旺的23.68%,以及投了空白票的417574人,你并没有真正的当数民意。

你通过钻法律的空子通过了一项综合性法令。

你打算在阿根廷确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也许是一个具有持久影响的由你来控制所有人的社会实验。

但是,人们已经在街头抗议,并将继续抵抗。

我陈述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因为阿根廷人人平等,不存在等级制度,尽管过往政治、工会和社会领导层失败了,但民间依然有自我组织的能力。

你会看到,他们活跃在我们的广场中,街道上,在向你抗议。

你,哈维尔·米莱,想要灌输给我们恐惧。

这是一种现实且切实可触的恐惧,而不是在你在11月19日之前从任何讲台上谴责它时那种不切实际的恐惧。

我告诉你这个,因为想提前告诉你,我们不会害怕这种恐惧。

你所制造的高压恐怖不会吓倒愤怒的人民。

相反,我要告诉你,接下来会有更多的愤怒者走上街头,在公园和广场露营,如果必要,在每个街角。

你,和你的走狗们——帕特里夏·布尔里奇、瓦尔多·沃尔夫、迭戈·克拉韦茨以及那些服从于你镇压游行活动的警察们,正在侵犯一个普遍的权利:民主、人权,以及人民正当示威的权利。

我告诉你,你在试图用神职人员的祝福和卑鄙的新闻媒体的助攻来征服这个国家的过程中,自由正在倒退。

唯一在进步的是你的新法西斯主义制度,这已经开始成为灾难。

你把这些反应不当一回事,你可能听到过为你辩护的口号:

有人说:“政府需要时间”,还有人说:“但它才过了三周”,你也听到了其他的为你辩护的声音。

但在这一刻,它们似乎与你的伪先知演讲一样苍白而无力。

你确实不浪费时间。你像你崇拜的卡洛斯·门恩一样,以总统的身份驾驶法拉利348tb,全速冲向人民,摧毁这个国家。

你的网络军队和拥趸们正在破坏性地改变这个国家,他们散布了各种各样关于摧毁精英统治的承诺。

但,我们最后发现,我们成为了被摧毁者,而我们只是普通市民。

你试图通过一个紧急法来摧毁我们的社会、劳动、教育、退休和体育权利。

这个紧急法案,不是反对精英的,而是一个反对工人运动的、反对社会弱者、反对国家财产的、支持我们土地出售的荒唐的的协议。

一句话,你就是个卖国贼,这不是字面上的,而是你正在卖国。

你似乎是《圣经》的忠实读者,也总是自认为是天堂的代言人,那你应该读读圣经23章。

其中一段就足够说明问题:“看哪,我与那些托梦说假预言的人反对,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们用虚谎和奉承的话使我的子民走错了路。我并没有打发他们,也没有命令他们,他们对这百姓毫无益处,这是耶和华说的。”

你,米莱总统,抛弃了法治,因为没有一个国家会容忍你这样的无法无天的行动。

七十年前,胡安·佩隆在马约广场发表下演讲,针对总统的炸弹造成了六人死亡,九十多人受伤,让十九人终身残疾。

这是一个由最富裕阶层的年轻人组成的民间组织进行的恐怖袭击。

这种阶级仇恨在1955年6月16日的海军航空部队对手无寸铁的人民的轰炸中继续存在。

这次袭击造成308人死亡,一千多人受伤。之后发生了一系列的政变。最后一次政变是在1976年,造成了三万人失踪、死亡、流亡者,至今仍在寻找这次政变中被拐儿童、追求那些对私人财产抢劫行动。

我提醒你:在最后一场总统辩论中,你否认你要屠杀民众,否定了军事政变的合法性,否定了独裁统治的合法性。

现在,你在你的社会管制措施中,重新制定了国家安全。

这是一部充斥着压制民众正当权利的法案。

维罗尼卡·托拉斯于今年10月3日已经提前预示:“米莱在总统辩论中所采取的立场是前民主的:当选后则有可能会成为军政府。”

在你的新刑法典的第194条附加条款中,你想要通过“组织或协调会议或示威”的条文来一举消灭阿根廷40年的民主历程。

这个条文中明确地写明,你将惩罚包括“任何人、法人、承认或不承认的集体都包括在内,即:A. 召集其他人参加示威; B. 协调人们举行示威; C. 为示威的实施提供任何类型的物质或逻辑手段; D. 通过任何书面或图像记录方式进行点名、记录出席或缺席。这一条款所指的责任与组织者或协调者是否参加会议或示威无关。”

你突然抹去了阿根廷40年的民主状态,即使它存在一些不足和明显的问题,也无视了阿根廷三权分立的政治现状。

在你的法案中,受益者只有大公司,其中包括来自美国的公司、秃鹰基金以及随同其主要国内政治伙伴 Mauricio Macri 回到阿根廷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我们已经通过各种信息得知,了特朗普、泽连斯基和博尔索纳罗等人的国际极右势力参与了阿根廷的改变

你已经让阿根廷变成了一个难以忍受的国家。

老古评论:

这种政治攻击手段,是非常高明的政治攻击技巧。他会弱化米莱管制放松政策的政治正确性,他完全避开所有的政策的讨论,也即,并不讨论哪些政策会带来坏处,而是攻击政治不正确——不够民主,没有按标准政治程序走。

这种政治攻击手段是一种常见的,并且有极大杀伤力的手段。

我在米莱当选前,一直不怎么看好,就是因为我高度怀疑,阿根廷的民主政治正确或许非常强大,米莱绕不开国会。

后面写了很多文章都在鼓吹米莱的方案有多好,但我内心依然不看好。

我几天前在一个群里表达过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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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改革的难度太大了。

正如文章里所说,那些工会成员,国企工人、小企业主、享受福利的民众,从来不认为自己是特权阶层,米莱针对他们,他们认为无法接受,走上街头发动任何手段,都有可能。

甚至文章里含沙射影地在挑动民众杀死米莱。

从政治手段上来说,米莱是否能组织更大的街头政治运动来对抗这群人,甚至组织全民公投来让他的法案有民主政治正确,才可能解开这种围攻。

否则,在反对派持续的攻击下,米莱的蜜月期可能会非常短,民意支持度会流失得很快,特别是法案又没落地,就带不来经济改善。

难!太难了!他妈的自由万岁,应该改一下,他妈的自由太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