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格拉姆实验：权威与服从

作者 |(美)桑斯坦

翻译 | 尹宏毅，郭彬彬

编辑 | 通识经典导读

正文 | 4695字

阅读时长 | 约15-20分钟

*★★★★★*

现在我们来谈谈现代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些最著名的和最惊人的发现。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所进行的实验涉及不是由同辈的判断、而是由一名实验人员的意志所施加的影响。无论是福是祸，这些实验今天都几乎肯定不可能进行，因为在使用人类实验对象方面存在种种限制规定。但是它们具有独立的重要性，因为它们对于社会如何影响人们对道德和事实的判断具有深远意义。实际上，不了解服从，就不可能了解极端主义，而不了解米尔格拉姆的研究成果，也就不容易认识服从问题。

这些实验要求人们对坐在隔壁房间里的一个人进行电击。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对象被谁骗，以为实验的目的是测试人们的记忆力，看看惩罚是否可能有助于人们记忆力的改善。在研究对象全然不知的情况下，电击的对象是实验人员的一名合作者，因此实际上并没有任何电击。表面看来的电击是一个电击模拟发生器实施的，该发生器有 30 个具有明显标志的电压等级，从 15 伏到 450 伏不等，伴之以各种文字描述，从“轻微电击”到“危险：剧烈电击”都有。实验开始时，要求人们在对记忆问题回答错误时施加越来越剧烈的电击——电击一直达到并超过“危险：剧烈电击”级别，该级别以 400 伏为起点。

在米尔格拉姆最初的实验中，实验对象包括年龄在 20岁到 50 岁之间的 40 名男子。他们来自各种职业，包括工程师、中学教师和邮政职员。他们由于参加实验而获得一小笔钱——并被告知，无论实验情况如何，他们都可以留住这笔钱。这项“记忆力测试”要求记住成对的单词。实验人员的合作者 (电击对象) 每犯一个错误，实验对象就对其实施一次电击，并把电击发生器的等级上调一次。为了确保一切都显得很真实，在实验开始时，实验对象受到了最低级别的一次真实的、作为范例的电击。但也向实验对象保证，这些电击不会造成长期的伤害。在回答那位合作者提出的一个事先安排的问题时，实验人员宣称：“虽然电击可能会造成很大痛苦，但却不会造成对人体组织的永久性损害。”

在最初的实验中，电击对象一直到电击达到 300 伏的时候才提出抗议。在他被捆绑在电椅上的房间里，他大声喊叫着踹了一下墙壁。此后，只有在电击级别上升到 315 伏以后，电击对象才回答了进一步的提问，于是大家才听到他的声音。他再次猛敲墙壁，此后就听不到他的声音了，甚至在电击升级到并且越过 400 伏水平的时候也是如此。如果实验对象表示愿意继续下去，实验人员就以越来越坚定的态度鼓励他，包括说“请继续下去”以及“你别无选择，你必须继续下去”。但是，实验人员并没有丝毫能力对实验对象采取任何制裁措施。

您认为参加这项实验的人们会怎么做？大多数人预测在这种研究中，95% 以上的研究对象都会拒绝把电击一直升级到最高级别。当人们被问及他们预测研究对象会怎么做的时候，他们所预料的断开点是“很强的电击”，即 195 伏但在米尔格拉姆最初的实验中，40 名实验对象当中的每个人都把级别提高到超过 300 伏。最大限度的中值电击级别是405伏。一个强大的多数——40 人当中的26 人，即65%一一把电击一直提高到 450 伏这一最高级别，就是超过“危险：剧烈电击”两个级别。

这些最初的实验之后加以修改的版本产生了更加引人注目的结果。在这些实验中，随着电压增加，电击对象表现出越来越大的疼痛和痛苦。从 75 伏到 105 伏，可以听到小声的怨言，在 120 伏时，实验对象对实验人员高呼，电击开始造成疼痛。在 150 伏时，电击对象喊叫：“实验人员，让我离开这里！我不要再参加实验了！我拒绝继续下去！” 到180 伏的时候，电击对象说:“我受不了疼痛了。”到 270伏，他的反应是一声痛苦的尖叫。到 300.伏，他喊道他再也不会回答问题了。到 315 伏，他猛烈地尖叫。到 330 伏以及以后阶段，就听不到他的声音了。

在实验的这一版本中，米尔格拉姆的研究结果并没有很大的变化: 40 名参加者当中的 25 人把级别提高到最高限度中值的最高级别也超过了 360 伏。在一种有些恐怖的版本中，实验开始前，电击对象声称，自己有心脏病，他的关于取消实验的恳求包括一再提到自己的心脏在电击继续时“不舒服”，而这也并没有使得实验对象的行为有所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实验中，妇女的行为与男性并没有差别，她们显示出了基本相同的反应模式。

米尔格拉姆本人解释说，他的研究结果涉及对权威的服从。这样一来，就解释了某些形式的极端主义，包括纳粹统治下的德国人的行为。实际上，米尔格拉姆进行实验，部分地是为了了解“二战”期间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怎么可能发生。米尔格拉姆的结论是，老百姓会服从命令，即使其结果是造成无事的他人遭受巨大的苦难。毫无疑问，简单的服从就是情况的一部分。但是，我想要求做出一项解释。它与群体极化密切相关。

这项解释涉及一位似乎合情合理的权威人士的指示所传递的信息。人们应邀进入一个学术环境，参加由一位看来经验丰富的科学家进行的一项实验，因而很可能会服从实验人员的指示，因为他们认为，毕竟，实验人员很可能知道应当做什么，而且实验人员不大可能会毫无充分理由地造成严重伤害。简而言之，人们所遵循的是一种思想启发或思维捷径:“如果来自一所著名学府的一位实验人员要求我做某件事情，这大概就是应当做的事情，起码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如果实验人员要求人们继续做，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就可能会合理地认为，看来对电击对象造成的伤害不是很严重，这项实验实际上对社会大有裨益。因为实验人员具有特殊的专门知识，于是，许多实验对象都把自己的道义不安搁置一边，不是因为盲从，而是因为一种判断，即他们的不安情绪很可能是毫无依据的。这种判断反过来一定是以一种信念为依据，即如果这项实验真的令人厌恶，实验人员就不大可能会要求实验对象这样做。

有鉴于此，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对象可能是对一种十分明显的信号——该领域中的一位真正的专家发出的信号——做出反应。请注意，事实上，在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中，服从这种权威的人们被证明是正确的：没有造成任何痛苦。这里的问题，也是米尔格拉姆所揭示的一点，是这种思想启发一主张服从看来得到信赖的权威一一并非总是十分灵验。在现实世界的案例中，它会导致可怕的道德失误。

此后进行的一项研究探讨了服从的原因。它对如此解读米尔格拉姆的实验提供了支持。在这项研究中，许多人都观看了这些实验的录像带，被要求就满足实验人员的请求的各种可能的解释进行评分。尊重专门知识是得分最高的选项虽然这肯定并非确定无疑的，但是米尔格拉姆自已所进行的以这项基本实验为依据的一次很能说明问题的实验，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在这项实验中，一名实验对象加入了 3 人的行列。他们被要求实施电击。其中两人实际上是米尔格拉姆的助手。他们拒绝超越某个级别(对一人来说是 150 伏，对另外一人来说则是 210 伏)。在这种情况下，占压倒多数的实验对象——92.5%——拒绝服从实验人员的指令。这项研究在米尔格拉姆的以基本研究为依据的多项研究中，是远远超过其他研究的最有效的一项。这些研究都旨在降低服从的水平。

很显然，在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中，影响力来源于实验人员自己的立场——即电击应当继续下去，不会造成任何永久性的损害。但是，当研究对象的同组成员拒绝服从实验人员的指令时，实验人员的立场实际上就由于他们的拒绝态度所传递的信息而被否定。因此，实验对象就可以依靠自己的道德判断，或者也许是遵从同组成员的拒绝态度所表明的道德信号。在另外一项实验中，米尔格拉姆亲自弄清了人性中所包含的某种很善的东西。在没有实验人员的任何建议，也没有任何外部影响的情况下，实验对象的道德判断是明确的：不要施加超过一个很低级别的电击。

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教训是直截了当的。群体极化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别人所提供的信息或者名誉方面的信号。当一位权威要求人们做某件事情的时候，这两方面的信号都可能是十分明确的。如果一位权威要求你做某件显然有害或者残酷的事情，你可能会完全照办，要么因为你认为应当这样做，要么因为你不想冒损害自己名誉的风险。例如在一项实验中，21 名护士当中的 20 人愿意服从一位医生的命令，给病人服用 20 毫升剂量的一种称为“雄性激素”的药物一-尽管药品标签上明确说明，通常的剂量为 5 毫升并警告说，剂量不得超过 10 毫升。类似的服从权威的现象可以在社会科学实验以外的地方发现。接受调研的护士们当中的将近一半都回答说，她们记得，自己曾经实际上“执行了一位医生发出的、自己感到对病人可能会造成有害后果的命令。

在这些案例中，护士们看来是遵循了一种理智的思想启发，其大致内容如下：“遵从医生的命令，因为医生们知道什么最符合患者的利益。”按照貌似合理的假设，这种启发也十分灵验。如果护士们经常把对医生的决策品头论足当作自己的工作，医护工作的境况大概就会更糟，而不是更好正像在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中那样，问题在于，这种思维导向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失误。医生们的确犯错误，因而护士们有时候最好是加以询问。

在这方面，有这样一个实验：有足足 68 家快餐店在脱衣搜身的骗局中受骗上当。在这种骗局中，一名男子打电话谎称自己是一名叫做斯科特的警官，他告诉餐馆的一位助理经理说，餐馆的一名雇员犯了盗窃罪。由于已经十分了解当地的情况，“斯科特警官”向经理查询了一名很漂亮的女性雇员的名字。斯科特称，她偷了东西，而且偷的东西可能就在她身上。然后，“斯科特警官”获准与这名雇员谈话，他说，她有两项选择:她可以到警察局来接受脱衣搜身，或者马上接受另外一名雇员的搜身。这名被指责偷窃的年轻女人相信自己是无辜的，因而表示同意。“斯科特警官”然后指示一名雇员搜查了她最隐私的部位，而且是在餐馆的摄像机监视下。这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表明主张服从权威的一种合理的思维导向如何可能会大错特错。人们通常应当服从警官的命令-但不是在警官要求妇女在毫无合法目的的情况下接受脱衣搜身的时候。

当然，“斯科特警官”的案例是一场骗局。但它表明，仅仅由于处于权威地位的某人的发起，往往就会发生极端的变化。对于真正的暴行，包括酷刑，甚至大屠杀，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参考这种机制加以解释。考虑一下卢旺达大屠杀的一名参与者的这段话：“当你接到一项新的命令的时候，你犹豫不决，但还是服从了，否则你就冒一种风险。当你通过广播电台和官方的建议进行了适当的准备时，你就比较容易服从，即使命令是要你杀害你的邻居。一位出色的组织者的任务是在他对你发出指令的时候消除你的犹豫不决….你服从命令是毫无损失的。”经过一段时间以后，需要做的事情可能就变成了习惯性的。正如另一个人所说：“起初杀人是强制性的，后来我们就习以为常。我们变得天然地残酷。我们不再需要鼓励或者罚款才会杀人，甚至不需要接受命令或建议。由于纪律不再是必要的，所以就松懈了。”

在这里，在普通的道德限制因素的性质和加强构成其基础的道德直觉的重要性问题上，有一个重要的要点。正如托多洛夫所写道的：“纳粹党人的罪行使我们领教了，执法者要比违法者更加危险。假如看守们按照自己的本能行事就好了！不幸的是，他们服从了规章制度。”按照他的描述，集中营里的典型的看守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愿意为任何有权势的人效劳，关心自己的福利要胜过关心理论的胜利”。当制度运转良好的时候，监狱的看守们通常应当服从上级，但是当系统运转不良时，他们就应当准备采取不服从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