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大师，他的两本小书《官僚体制》和《反资本主义的心态》虽然写于半个多世纪前，今天读来却依然振聋发聩。这两本书分别从制度逻辑和群体心理两个维度，剖析了二十世纪最重大的社会冲突——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自由市场与全面管制之间的对抗。

米塞斯开篇就指出了一个普遍的误解：人们一边痛骂官僚主义，一边却热烈拥抱那些必然导致更多官僚体制的政策。大家没有意识到，在叫嚷着要压制利润管理的同时，他们也是在要求更多的官僚体制，甚至是人类全部活动领域的彻底官僚化。

两种管理，两种逻辑

米塞斯的核心洞见在于区分了两种根本不同的管理方式：利润管理与官僚管理。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真正的老板是消费者。每一个便士都是一张选票，消费者通过购买和拒绝购买，决定着谁应当拥有资本、管理工厂，决定着应当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企业家和资本家不过是消费者的“仆人”，盈亏报表就是消费者给一切工商业活动戴上的紧箍咒。

这套体系之所以有效，关键在于它提供了经济核算的可能性。在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存在生产要素市场价格的地方，企业家能够运用准确的核算手段，从无数可以想象的生产过程中发现哪一种更具优势。不进行核算或不在乎核算结果的企业家，很快就会破产。

官僚管理则完全不同。警察局不能像面包房那样运作——面包房的成败由消费者掏腰包来评判，而警察局的“产品”无论多么有价值，都没有市场价格，无法与开支进行比较。公共行政的成果无法用金钱衡量，因此必须根据完全不同的原则进行管理：服从规则和条例，严格遵守法律和预算。

米塞斯强调，官僚体制本身并无对错之分。在政府的法定职能范围内，官僚管理是唯一可能的方法。问题不在于官僚体制本身，而在于官僚管理领域的无限扩张——当人们试图用政府管制取代私人主动性，把整个社会改造成一个巨大的官府时，灾难就降临了。

全面计划为何行不通

米塞斯对中央计划体制提出了一个致命的批评：在没有市场、没有生产要素市场价格的地方，不可能进行任何经济核算。

技术可以告诉我们能够做什么以及怎样做，但无法确定一个项目的落实是否真的增进了物质福利，是否把稀缺的生产要素从更迫切的需求上转移走了。只有市场价格能够回答这些问题。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生产要素是沉默的，它们不向计划者提供信息。社会主义的管理者无法把不同的方案简化为通用的参数，无法找出最有利的方案。

对于那些认为可以走“中间道路”的想法——既不是彻底的资本主义，也不是彻底的社会主义，而是政府对工商业的“适度干预”——米塞斯同样不留情面。他指出，经济干预主义是一种不攻自破的政策。它所采取的每一种措施，都不会取得预期的成果，反而会导致比原先更不足取的状态。大规模失业、垄断、经济危机、经济民族主义，恰恰是政府干预工商业活动的必然结果。

公有企业的官僚化宿命

米塞斯对公有企业的分析尤其犀利。一旦企业不再按照利润动机进行管理，就必须用官僚体制来约束管理者的权力。

设想一下：市政府拥有一家地铁系统，不以盈利为目的。经理该如何管理？每一种服务都可以通过增加开支加以改进，专家总是倾向于改进自己专业领域内的服务，而不会操心这种改进对其他需求的影响。医院院长不会因为担心妨碍地铁改进而拒绝改善市属医院。既然没有盈亏作为管理成败的标准，让管理者对老板负责的唯一手段，便是用各种规章条例限制他的自由裁量权。于是，管理者不再是企业家，而变成了官僚——必须遵守各种指示的官员。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政府对私营企业的干预同样会把企业推向官僚化。当政府通过税收拿走企业大部分利润、通过价格管制限制企业收益时，企业就失去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动力。当政府有权决定企业的生死时，企业经理的主要职责就不再是生产更好更便宜的商品，而是与政府和政党搞好关系。私营企业就这样被拖入了官僚主义的泥潭。

为什么知识分子憎恨资本主义

如果说《官僚体制》是从制度层面剖析问题，《反资本主义的心态》则深入探索了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为什么享受着资本主义成果的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如此激烈地憎恨资本主义？

米塞斯的答案是：受挫折的野心的怨恨。

在身份制社会里，一个人可以把不利的命运归咎于出身——“我生来就是奴隶，这不是我的错”。但在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每个人的生活境遇都取决于自己的努力。一个人清楚地知道，跟自己差不多的人成功了，而自己却失败了；自己的妻子儿女眼中流露出无言的指责；所有人都知道这一切内情。

为了自我安慰，恢复自信，这样的人就开始寻找替罪羊。他努力说服自己：失败不是自己的错，而是社会制度不公正。那些成功的人不是比自己优秀，只是更无耻、更会玩弄阴谋。于是，对个人失败的怨恨被升华为对资本主义的哲学批判。

知识分子尤其如此。医生看到医学院的老同学功成名就，自己却只能当助手；律师看到同行收入远超自己；作家看到平庸之作大卖而自己的杰作无人问津。职业伦理要求他们不能公开表露嫉妒，于是他们把愤慨转移到“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上。

米塞斯对美国知识分子反资本主义心态的分析尤其精彩。他指出，美国的“上流社会”由最富裕的商人组成，他们与作家、科学家、艺术家几乎隔绝。教授发现足球队教练的薪水比自己还高，物理学家看到商人只关心自己研究成果的商业价值。被排斥在外的知识分子于是把怨恨倾泻在资本主义上，热衷于各种“进步”事业。

甚至连那些靠家族企业分红生活的“兄弟们”——企业主的兄弟、侄子、外甥——也常常成为反资本主义的急先锋。他们不熟悉企业经营，却坚信自己分得太少而老板占得太多。他们的怨恨让他们慷慨资助各种“进步”杂志、社会主义研究机构。

自由的真义

米塞斯最后捍卫的是一种独特的自由观。他区分了两种自由：一种是免受官员专断行为侵害的自由——这是宪政和权利法案所保障的；另一种是在市场中选择自己命运的自由——这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

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挑战任何他人的既得利益。如果你觉得自己能比现有企业更好地服务消费者，你就可以尝试。缺少资金并不是障碍，因为资本家总是在寻找最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工人也不用看雇主的脸色，因为雇主如果不能支付有竞争力的工资，就会失去最好的工人。

而在计划经济中，当局决定每个人的职业。个人的命运完全取决于掌权者的好恶。所有那些争取自由的斗争所建立的制度——代议制政府、司法独立、言论自由——都是为了约束掌权者的自由裁量权。但社会主义者却打着“更高自由”的旗号，要建立全面控制的全权政府。

米塞斯对东方文明停滞的诊断也发人深省：东方所缺乏的最基本的东西，是不受国家侵害之自由的理念。东方从来没有高举过自由的大旗，没有建立起保护公民财富不受暴君没收之威胁的法律框架。由于害怕财富被没收，大规模资本积累无从发生，物质进步也就无从谈起。“资产阶级”无法发展，也就没有人来资助创新者。西方是个人竞逐的竞技场，东方则是臣民依赖君主恩赐的驯服之地。

理性是唯一的利器

面对席卷世界的官僚化和反资本主义浪潮，米塞斯开出的药方朴素而坚定：理性。普及经济研究，让公民能够看穿那些蛊惑人心的口号和谬论。

民主不是可以坐享其成的产品，而是一座必须日夜守护的宝库。如果公民把经济问题完全交给“专家”，把主权拱手相让，官僚的霸权就不可避免。那些号称“进步”的政策——信用扩张、价格管制、最低工资法——经济学家早已证明它们无法达到预期的目标，只会导致更糟糕的结果。但普通公民如果不具备基本的经济学素养，就只能被“进步”的专业宣传家轻易击败。

米塞斯写于1944年的这些话，在今天读来依然有穿透时光的力量。当人们抱怨官僚主义的同时又要求更多的政府管制，当知识分子把个人挫折转化为对市场经济的哲学批判，当“计划”和“管制”被当作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这些现象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消失。理解官僚体制与利润管理的根本区别，认清反资本主义心态的心理根源，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同样迫切需要的智识装备。

真理不需要宣传，它依靠它自身。承认并陈述真理，本身就是对一切谎言的谴责。米塞斯用两本小书说出的这些朴素的道理，值得我们每个人认真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