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华中学教师招聘与公立教育的用人困境

最近，佛山市季华中学的一次教师招聘火了。

物理教师岗位共有18人进入面试。笔试排名前13名的考生，除1人弃考外，其余12人全部被判定为“面试不合格”。最终进入体检的5个人，恰好是笔试成绩排在最后的5个人，分数分别为75、76、76、77和78分。被淘汰者的笔试最高分，则是99分。

按照招聘公告，笔试和面试分别占总成绩的40%和60%，面试低于70分就不计算总成绩。规则写得很清楚。可这组结果实在过于整齐，难怪公众怀疑。

8月7日，佛山市教育局叫停了招聘，成立调查组。调查结果出来以前，不能把怀疑写成事实，更不能直接认定这就是所谓“萝卜岗”。面试中确实可能有人发挥失常，笔试高分也不等于一定会教书。

但是，这件事仍然值得追问。

季华中学不是一家自己出资、自己经营的民办学校。佛山市教育局公开资料写得很明确：它是教育局直属的公立普通高中，也是市属公益一类事业单位；这次招聘的是编制教师，工资待遇由公共财政体系承担。

所以，问题不只是几个面试官打了多少分，而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谁有权选择教师？谁为选错人付钱？谁承担教育失败的代价？

面试主观，不是最大的问题

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要求公布录像、公开评分、细化标准、增加监督。

这些措施可以帮助查清这次招聘有没有违反现行规则。但它们解决不了公立学校用人的根本矛盾。

面试当然是主观的。事实上，任何招聘都是主观的。企业招聘员工，也会看学历、谈吐、经历和个人气质。老板甚至可以因为一句话、一个动作，拒绝一个看起来很优秀的人。

这公平吗？

关键不在于判断是否主观，而在于判断错误的代价由谁承担。

一家私立学校的老板如果把优秀教师拒之门外，却招进一个不会教书的人，家长会用转学和停止付费惩罚他。升学成绩下降，学校声誉受损，收入减少，严重时甚至倒闭。老板可以任性，但他必须用自己的钱为任性买单。

正因为代价最终会落到自己身上，老板才有动力不断改进招聘方法。他可以重视笔试，也可以重视试讲；可以迷信名校，也可以专门寻找被学历筛选埋没的人才。哪种方法更好，不由文件决定，而由学生、家长和经营结果检验。

公立学校不同。

招聘者行使用人权，工资却由财政支付。教师是否真正适合学生，主要由学生和家长承担后果。即使选错了人，学校也不会因为几位家长不满意，马上失去相应收入。编制又会提高退出和纠错成本，一次错误可能持续很多年。

权力属于招聘者，账单交给纳税人，后果留给学生。

这才是问题。

公立学校缺少的不是规则，而是经济核算

米塞斯在《官僚体制》中区分了利润管理与官僚管理。

企业能把收入与成本进行比较。消费者愿意付款，说明企业提供的产品在他们心目中更有价值；消费者拒绝付款，企业就会亏损。利润不是老板脸上的红花，而是消费者对资源使用方式的投票。亏损也不是一个难看的数字，而是在告诉企业：你浪费了资源。

公立学校没有这种核算。

这不是说公立学校毫无价值，也不是说公立教师都不努力。问题在于，它的服务不是通过家长逐笔自愿购买形成收入，支出与产出之间无法用市场价格直接比较。学校可以统计升学率、竞赛奖项、名校录取人数，主管部门也可以制定一百项考核指标，但这些指标终究由行政体系确定，不能代替消费者真实的选择。

公立教育也从来不是免费教育。家长没有在校门口支付足额学费，不等于教育没有成本，只是账单通过税收交给了更多人。付款的是纳税人，使用服务的是学生，分配预算的是教育部门，决定用人的又是学校。付款、选择、决策和承担后果的人彼此分离，消费者的意见自然难以成为学校最重要的标准。

因此，公立学校首先要对主管部门、预算规则和行政考核负责，而不是首先对家长负责。这不是某位校长品德不好，而是收入来源决定的激励结果。

于是，公立学校只能依赖规则。

报名条件要写规则，笔试占比要写规则，面试程序要写规则，评委组成还要写规则。出了问题，再增加录像、回避、复核和问责规则。

规则不是毫无作用。但米塞斯讲得很清楚：当一个组织无法依靠利润与亏损判断成败时，它就只能诉诸程序和上级命令。程序越复杂，真正承担责任的人反而越难找到。

季华中学这次招聘，无论最终调查结果如何，都展示了这种困境：表面上每一步都有程序，但公众仍然无法知道，为什么12名笔试高分考生会同时低于面试合格线。

再完整的表格，也不能替代产权责任。

再设一个监督组，就能解决吗？

调查当然有必要。具体人员如果违反规则，也应承担相应责任。

但不要把一次调查当成制度答案。

监督公立学校的是教育局，监督教育局的又是其他公共部门。每增加一层监督，都要增加人员、预算和程序。监督者同样不拥有学校，也不直接承担招聘失败的经济损失。

用一层官僚组织监督另一层官僚组织，可以减少一些过于露骨的行为，却无法创造出企业家式的判断，也无法产生真实的利润与亏损。

而且，编制岗位本身是一种由公共财政支撑的稀缺利益。收入相对稳定，退出压力较小，竞争自然激烈。当岗位分配又高度依赖少数人的主观判断，寻租的诱因就已经产生了。即使这一次没有任何违规，这个激励结构仍然存在。

很多人相信，只要找到更公正的人、设计更科学的评分表，公立教育就能运转良好。

这是把希望寄托在圣人身上。

制度不能假设掌权者没有偏好、没有私利、不会犯错。真正可靠的约束，是让决定者承担决定的代价，让服务对象拥有拒绝的权利。

公立教育为什么总想把人变成一个标准

我以前写过，公立“素质教育”很难成功。原因并不复杂。

学生的兴趣不同，家长的要求不同，未来要面对的职业和生活也不同。市场需要的，本来就是千差万别的人。可是公立教育必须使用统一预算、统一编制、统一课程和统一考核管理大量学校。它天然偏爱标准化，因为标准化最方便官僚体系管理。

教师招聘也一样。

笔试看起来客观，却未必能选出最会教书的人；面试看起来灵活，又把过大的裁量权交给评委。两种办法来回调整，始终跳不出同一个前提：由公共机构替学生和家长决定，什么样的教师才是好教师。

罗斯巴德在《教育：自由与强制》中批评的，正是国家教育对统一性的追求。教育一旦由公共权力集中提供，孩子的差异、家庭的选择和学校的探索，就会被统一标准挤压。

真正的教育市场不需要找到一套全国通用的完美招聘办法。

不同学校可以使用不同办法。有人用高薪寻找教学名师，有人重视年轻教师的创造力，有人强调升学，有人专注职业技能。家长拿自己的钱选择，学校用自己的资本试错。成功者获得更多学生和利润，失败者收缩甚至退出。

这里说的市场化，也不是简单把公立学校换成“民办”招牌。如果招生、收费、课程、用人和退出仍被层层管制，学校仍然无法根据家长需求经营，那只是换了一块牌子。

真正的市场化，是允许私人自由办学，允许学校自主定价和用人，允许家长自由选择，也允许经营失败的学校退出。政府不再垄断教育供给，财政也不再替所有家庭作出同一种选择。

99分输给75分，谁真正输了？

可能有人说，教育如此重要，怎么能交给市场？

恰恰因为教育重要，才不能把它交给一个不用承担亏损、又无法被消费者淘汰的体系。

吃饭很重要，所以餐馆需要竞争；住房很重要，所以人们需要选择不同产品；教育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就更需要家长、学生和学校之间的自由契约。

这次招聘中，99分是否一定比75分更适合当教师，目前无法下结论。真正需要调查的，是面试过程有没有违反规则，有没有人为操纵。

但比调查结果更重要的是看清：只要学校不是由消费者自由选择，只要招聘者不承担选错人的损失，只要学校不会因为服务失败而退出，类似争议就不会消失。

今天是笔试前13名集体出局。下一次，可能换成另一套更复杂、更“科学”、也更难追责的程序。

教育真正需要的，不是更聪明的评分表，而是产权；不是更多监督者，而是竞争；不是让官员替家长挑选学校和教师，而是把选择权还给家长。

否则，无论99分赢还是75分赢，最后输掉的，都是学生、家长和纳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