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秦晖的一个视频片段，在讲县太爷治下的老百姓，与奴隶主名下的奴隶的生存处境的差异。

为什么古代老百姓都怕县太爷胜过怕奴隶主呢？

他认为：如果县太爷是奴隶主，我们是他的奴隶，我们一辈子都跟着他，那么如果奴隶主对我们（奴隶）太坏，把我们饿死了，对他有什么好处呢？但是县太爷就不一样了，县太爷和我们理论上是平等的，都是皇上的人，所以县太爷不会把我们当成他的人，县太爷管我们的唯一目的就是讨好皇上，而且他的任期又很短……所以如果他真的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奴隶，那倒好了，我们倒没有那么害怕了。

这段讲得挺好的。

它是私有财产与时间偏好理论的一个应用：如果真的有奴隶制，那么私人奴隶制好于公共奴隶制。

这道理其实并不复杂。

在奴隶制下，奴隶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就像一个器物和工具一样，当这个财货是你的私有财产时，你就会非常注意保护它，期待它为你带来长久的收益。

自由市场经济中，劳动力是无法被资本化的生产要素。因为人有自由意志，人只属于他自己，不是任何人的财产，劳动者不是把自己卖给资本家了，他也没有出售自己的劳动，他出售的其实是一定的契约时期内的劳动成果，这些未来劳动产品的折现，就是他的工资。

但是在奴隶制中，奴隶作为奴隶主的私有财产，是可以被资本化的。也就是，他的未来租金的折现，就是他的当前价值。因此，奴隶制下的奴隶，是可以被买卖的。

例如南北战争之前的美国南方，当时一个成年黑奴的价格大约是500-800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大的投资。

可以推论，如此巨大的投资，奴隶主必然会特别重视，他会千方百计让这个奴隶保持健康和劳动力充沛状态，为他赚取最长远的租金价值。如果他伤害自己的奴隶，那么对他自己是最不利的。一个病恹恹的奴隶，不但会降低未来能赚取的租金，而且，当要出售时，租金折现降低了，购买方的估值降低了，就卖不上好价钱了，他就亏本了。

也就是说，当产权稳定，奴隶主的时间偏好是很低的，是剥削有度的。

我们可以看看经验证据，与上述经济学推论分毫不差。对比一下当时南方奴隶与北方底层和自由劳工的生活水准就知道了：

当时美国南方的奴隶，吃的是玉米粉、咸猪肉和培根为主，肉类供给年均约为150磅；热量大约是每日4000大卡。

同期全美平均的热量摄入，比奴隶的均值低10%左右；北方的白人自由劳工，肉类年均摄入为100-120磅；同期到达美国的意大利南部移民更是可怜，年均仅9磅。

工作时间和环境上，奴隶当然是终日劳作，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但是北方的产业工人，照样工作10-12小时；当时资本积累有限，居住环境都非常恶劣，妥妥的秦晖眼中的“血汗工厂”；北方工厂里到处都是童工，后来镀金年代的许多工业大佬，都是童工出身。而南方奴隶主庄园，实际上在工作和生活环境上，甚至好于北方工业社会中的流水线工厂，一个是户外的蓝天白云，可以松松手歇歇脚摸摸鱼，一个是逼仄而污染的室内封闭场所、流水线不停运转。

所以，仅从生活水平角度对比，其实美国南方的奴隶，甚至要好过北方的自由劳工。那些刚刚抵达美国的移民，更是没法比。

南方奴隶主总体上并不会对奴隶采取残酷的压迫。那些政治、历史和文学作品，是北方工业集团和民主制下意识形态宣传夸大的结果，目的在于丑化对方，建立自身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因为皮鞭抽打的作用，只能让奴隶将工作干到免于被惩罚的程度；他们更多的采用的是收买人心的办法，对奴隶好一点，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奴隶更好地给自己干活。

为了确保奴隶的资本价值，一些危险的、重体力的劳动，奴隶主是不让他的黑奴去干的，而是会雇佣自由白人劳工。因为一旦奴隶出事了、受伤了，对奴隶主来说损失太大。

这世界上最有力的，从来不是皮鞭和枪炮，而是观念影响力。

以上是简略的对比。

这当然不是认为奴隶制就正确。奴隶制当然是不正当的，它是一种侵犯自由的压迫性制度，当然必须予以废除。即便我们假定，奴隶制在经济上更有效率，那也必须废除，因为它在伦理上不正当，在伦理与经济之间，伦理是优先的。

废除奴隶制的，正是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伟大的曼彻斯特学派在舆论要求给予奴隶主一定的补偿，以废除奴隶制时，发出了自由主义强有力的声音：为什么应当被补偿的不是奴隶？

这也不是福格尔、以及美国计量经济学家所谓的奴隶生产效率高于自由劳工的错误学说。一个在伦理上正当的事情，必然在经济效率上更优。伦理与经济，一体两面。

私有财产、自由劳动能够激发人们强大的创新动能，自由交换与合作，能够将生产效率提升到最高。强制之下的奴隶不会发明出任何东西，他们只会将工作干到免于被抽打的程度。而奴隶的高价带来的收益，并不归属于奴隶主，其净租金通过资本化属于奴隶贩子，奴隶主只是赚得了平均的利息回报。

因此，在磨洋工、高成本之下，购买奴隶反而是不划算的，自由劳动才最具生产力。正是自由市场带来的经济效率，能够自然地淘汰奴隶制。我们并不否认那些伟大的废奴先驱的精神品质和道德勇气，但是实际上，并不需要太多的道德说教，经济上的低效就能使它走向消亡。

世界上的废奴运动，总体上是和平有序的，奴隶制在自由市场高效率的冲击下，自然地走向瓦解。美国在《逃奴法案》出台以前，北方地区曾经有大量的“自由黑人”，地下铁路运动和人权组织帮助大量黑人重获自由身，奴隶制本来就处于崩溃的边缘。是《逃奴法案》这种干预政策，给奴隶套上了枷锁，并且将抓捕奴隶的成本社会化了。南北战争并不是林肯声称的废奴战争，而是一场有关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之间的战争，一场北方工业集团与南方农业出口产业之间的贸易战和关税战，是共和党人的国家主义和重商主义对南方的一次侵略。它以死亡62万人的代价，让美国从联邦制彻底倒退回了中央集权模式。

这更不是说奴隶主就心善，而是经济动机的作用。正是贪婪的经济计算，让奴隶主剥削有度。

再看公共奴隶制。

它就是秦晖说的“县太爷”、即中央计划当局治下的老百姓。

与奴隶主截然不同的是，这些老百姓不是县太爷的私有财产，这些官员只有较短的任期。因此这产生了一个关键的区别：他们只是作为这些财产的临时代管人身份出现，并不拥有这些奴隶的资本价值，因此他们时间偏好超高，不顾长远，倾向于在自己的任期内竭泽而渔，榨干这些奴隶的资本价值。

所以相对于私人奴隶制，公共奴隶制的剥削征敛程度要远远高于前者，并且不顾奴隶的死活。反正你完蛋了，对我没有什么损失。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前苏。

在全盘计划控制下，所有前苏的老百姓，其实都是集体农奴，他们不是私人所有的奴隶，而是国家这个“公共有机体”下的奴隶。但是国家这个虚拟的共同体，总是有人去掌控的，国家自己不会行动，只有个人才会行动。这些掌控人，在其任期内，代管整个国家的资产。

也就是说，列、斯之类的人，他们不能在奴隶市场上卖掉这些人来赚钱，或者把他们出租几个小时，用租金来买啤酒、面包和汽车。

他们只是这些奴隶的公共所有者或临时看守人，并不拥有这些奴隶，也不拥有这些奴隶本身所具的资本价值。他们倾向于最大限度地榨取这些奴隶。因此我们看到，前苏的民众的生活极其艰难，远不如美国南方的奴隶，他们甚至会成批成批地饿死。

很清楚，一个能在奴隶市场上卖掉奴隶、出租奴隶、把奴隶传给儿子的私人奴隶主，总体上会比公共奴隶主对待奴隶人道得多，因为私人奴隶主明白，如果他虐待奴隶，奴隶的价值就会降低。

你自己的房子，和你租来的房子，你在对待它的态度和方式上是截然不同的。于前者，你会小心地维护，让它长久地服务于你；于后者，它不是你的，你只有有限的租期，那么你才懒得关注它的长远。

君主制时期为什么税收占到GDP的比例只有10%左右，而到了民主公有化时期，各国的税负率普遍达到40-50%？就是因为，君主制，国王是把整个国家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来看待的，它剥削征敛有度，是因为想要维护国家的资本价值，实现长久地剥削。而民主统治者总体上对维护资产的兴趣要小得多，却对从现有资产中压榨资源以满足当前消费欲望、收买选票的兴趣大得多，因为这国家不属于他，自己只有那几年任期，何不吃干喝净呢，反正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

这就是财产制度的差异，导致的时间偏好的差异、激励机制的差异。君主制、私人奴隶制，是更加接近于私有制的一种制度，而民主制、公共奴隶制，是更加靠近公有制的一种制度。

在收入再分配方面，国王与民主公有制下的看守人态度也截然不同。正如汉斯·赫尔曼·霍普所说：

**两者都能夺取他人财产，但****国王要是从私人手里夺取财产，会面临意识形态风险。****也就是说，相较于其他国王，他自己也把自己当作私有财产所有者。他不想破坏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因为一旦破坏，他的竞争对手，比如乔治国王、亨利国王，或者弗朗茨国王之类，可能就会觊觎他的财产。所以，**他极为看重维护私有财产制度本身的合法性。

因而，他的再分配形式很少是从富人向穷人群体进行的再分配。他试图通过再分配活动赢得人心，这些活动*通常是以特权形式*给特定个人好处，且大多给那些有所成就的人。****以哈布斯堡家族为例，他们有时会册封君主制的反对者为贵族，但多数情况下，他们册封的是有所成就的人。这就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家族虽为犹太裔却被册封贵族的原因。****而且，他们种族仇恨相对较少，因为所有贵族家族在某种程度上相互关联，相较于更倾向于国家主义的民主制看守人，*国王们的国际视野要开阔得多。***

私人奴隶制与公共奴隶制在对待战争问题上，也是截然不同的。

欧洲封建制度下的国王，打仗是他和贵族们自己的事情，因为这国家是他们的，不是平民的；平民也是这样的认知，打来的地盘是他们的，打仗关我何事？所以古代封建制度下的战争，总体上对平民秋毫无犯。与其说国王和贵族有勇武的“骑士精神”，毋宁说他们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战。

打仗要烧钱，但征税太重会引发民变，金属货币掺假很容易被识破，因此他们经常借钱去支应战争经费，借下的债务，父债子还。所以即便是借债，他也有所节制。例如英国国王就为了支付庞大的战争经费，从贵族威廉·佩恩那里借钱，实在还不了了，就用宾夕法尼亚这块殖民地抵账。

训练军士、战马是非常贵的，而平民根本就不参战，兵员非常有限，因此国王在用兵的时候，还讲究不战而屈人之兵，讲究个“战争艺术”，而不是人海战术和肉体消灭。

另外，关键的是，战争的目标就是争夺地盘和税区，而不是以把对方和民众进行肉体消灭为目标，因此达到目标就收兵了，随时可以停战、媾和、割地、投降，也没人说他们卖国。国就是他的，他想卖就卖。民众根本无感，我到底是亨利国王的臣民，还是乔治国王的臣民，无所谓的，说不定新的国王还征敛有度一点。

以上种种，使封建时代的战争是有限战争。

到了民主共和时代，一切都发生了逆转。

法国大革命引入的征兵制，就是公共奴隶制。在民主共和制度的意识形态下，每个人似乎都成了国家的主人，为国出战就是强制义务，因此全民皆兵，兵源很廉价。在战时状态下，实际上一国之内的一切人力资源，都将为战争服务。乌克兰，下至18岁，上至65，都是国家的盾牌。

国家拥有了强大的征税权，我们是自己为自己纳税；税收不够，现在有了大杀器：通胀手段。可以开动印钞机，让民众一时无法感受到战争的真实代价，将所有财富汲取一空，全部用来支付战争开支。

既然所有人、所有财产都是战争潜在的支持来源，那么战争期间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和经济资源就是必然，所以排队枪毙、三光政策、炸毁一切基础设施，在一战二战、俄乌冲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为了广泛动员，现代战争也不再是争夺底盘和税区的财产之争，而是被渲染成意识形态的“圣战”，一战是对封建君主的战争，二战是对法西斯主义的战争，现在的美国动辄说自己是为捍卫自由而战，都是把战争意识形态化。那既然是意识形态之争，就必须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把对手当成异教徒来肉体消灭，就像一场又一场的十字军东征。

上述因素，导致了民主公有制下的战争变成了全面毁灭性战争。

综上，结论就是，君主制优于民主制，因为君主制就是更加私有化，而民主制就是更加公有化；私人奴隶制，优于公共奴隶制。前者的时间偏好低于后者。

秦晖能意识到这一点，挺好的。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他无法逻辑一致地思考。逻辑一致对于他这样的马牌和社会民主派来说，绝对是一个非常稀有的品质。

他实际上是把我国工资率较低，视为“低人权优势”，来类比奴隶制的。他认为经济进步的因素是由于剥削和压榨。这完全是错误的类比和经济学常识的欠缺。

一个可以与企业自由地签订契约，自由地离职的制度，怎么能和奴隶制等同呢？强制与自愿，总是可以分清的。

从过去的出村子就要开证明，养三只鸭子是资本主义尾巴，到改开后的自由选择职业、自由契约和自由创业，这分明是中国人权的巨大进步。中国辉煌的经济进步成果，正是人权不断提高的结果，怎么能说是“低人权优势”呢？按照秦晖的说法，把所有人变成奴隶就更有优势，那他怎么解释自由市场比奴隶制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并最终淘汰了奴隶制呢？朝鲜的人权很低，怎么就没有任何优势呢？

中国改开初期的工资率较低，是资本存量较少造成的。任何新兴经济体，就像一个奋斗中的年轻人一样，总有一个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的过程。它不是剥削和压榨，而是劳动生产率所决定的结果。美国经过200多年的发展，拥有丰富的资本存量，劳动者使用了更好的劳动工具，因此劳动生产率高，所以工资率就相对较高，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随着资本积累，工资率自然会慢慢提高。工资高、劳动环境好（它其实是毛工资率的一部分）是经济进步的结果，秦晖却把它当成了原因。另外，看工资率的高低，要看实际的“财货工资率”，而不是看名义上的“货币工资率”，也就是，要看实际购买力的大小，而不是看汇率干预下的数字。

他已经能够认识到私人奴隶制优于公共奴隶制了，但是却基于其意识形态立场和情绪，而忘记了经济事实，于是整天的呼吁的是什么？

是福利制度，工会，提高最低工资、消灭血汗工厂。

通过工人运动和工会暴力，以提高工资率，他认为这是改善劳动者处境和提高人权的手段。可是工资率的提高不是通过强制手段达成的，而是通过提升资本存量、推动技术进步、提升劳动生产率达成的，总之是市场经济的成果。通过使用强制力侵犯企业产权、侵犯其他劳动者的权益，这是哪门子高人权呢？这实际上就是把企业的生产经营和与劳动者的自由契约“公共化”了，企业到底应当与谁签订合同，应当发多少工资，一切都必须服从于强制命令，这恰恰就是公有化、“公共奴隶制”。

当今欧洲，不就是公共奴隶制吗？一个月要拿出一半以上的工资缴税，来发福利供养不事生产的阶层，企业要如何经营、要雇佣谁、发多少工资、能不能解雇、要如何保护环境，都是欧盟当局在管，这不是公共奴隶制，还能是什么？难道我们就看到它在选举总统、还保留了名义上的私有产权，就认为它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吗？一个人的洞察力怎么能退化到如此程度！

指望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待遇能提高吗？白日做梦。以后就没有人敢投资，企业就逃离了，劳动者的处境将更糟。这正是秦晖羡慕的欧美国家目前的现状。

秦晖对国家发福利，照顾公民和实施公共救济情有独钟。他认为那些照顾公民生活的国家，才是好的、负责任的国家。他说，你既然收了税了，那就应当承担责任，不能光收钱不办事。

他又错了。

最好的办法从来不是你收我的税，然后来照料我。我把这些税留下来自己照料自己不行吗？为什么要脱裤子放屁，自己的钱自己说了不算，却交给你、看你的脸色呢？所以凡是要求国家承担责任的，都不过是想从他人口袋里掏钱照顾自己罢了。

所以秦晖的问题应当这样问：要想让国家承担照料公民的责任，国家需要怎么做？

它必须加大征敛力度，不论是采取税收的形式还是通胀的形式，都是在征敛。否则国家拿什么照料公民呢？

也就是说，必须把公民的一部分财产充公，国家才能担负起照料公民的责任。

把他的逻辑贯彻到底，那就是实行100%的没收性税率，将一切财富都集中到国家手中，然后国家来照料民众的从生到死。这就是完全的公有化。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掌控了一切资源，一切人的生活都必须靠国家福利照料，不服从国家的命令，就没有生活来源；一切工作都是国家来安排，为了防止磨洋工，那就必须使用镣铐和皮鞭。

请问秦晖：这不是公共奴隶制，也就是他说的“县太爷”体制，又是什么？

既要想国家照料公民的一切，又想要每个人的自由，这是自相矛盾的。

秦晖错就错在，他以劳动阶层代言人形象自居，却没有经济学常识，无法逻辑一致地思考问题。他坐在书斋里指点江山，其所主张的手段，与想要实现的目的是背离的。他反对公共奴隶制，但是其呼吁的手段导致的结果，却恰恰就是公共奴隶制。

他把一切问题都搞颠倒了，西方国家现在妥妥的公共奴隶制，他羡慕不已。他被自己的立场和意识形态遮蔽了双眼，以至于看不清一个基本的经济事实：各国都实行的是干预主义政策，只看谁在坐标轴上离自由市场还是全盘控制更近一点。

他把民主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可是概念和思维的混乱让他认识不到，民主就是公有制，就是公共奴隶制。人人可以向他人的财产主张权利、奴役别人方便自己，为了实现这个权利，就把这个权力交给国家强制力，实现分配均等，这就是民主。

当然，他信奉的学说就是民主socialism，他相信马牌。这是他自己说的。通过这些在经济学看来完全错误的手段，实现他心目中的理想天国，可能正是他的梦想。

他的错误理论对经济进步造成的伤害巨大，这种观念可以毁灭来之不易的经济成果，让我们和子孙后代重新陷入赤贫和奴役之中。清除秦晖思想的遗毒，实际上就是经济学人的终身使命，因为它就代表的是老马、社民主义和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这是我们观念战争中的主要对手。

唯有观念，才可以战胜观念，也可以战胜枪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