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读彭信威先生的《中国货币史》，每读一页，都能感受到他深厚的学术功底、严谨的治学精神、对待历史的诚实态度。重要的是，他的整个理论和分析框架，都是奥地利学派的，读起来味道就对了。只有正确的理论，才能书写正确的历史——历史本身不会说话，历史需要一种理论代言。

我很早就从老师那里知道他，但是一直没有时间钻研。当时老师讲到，彭信威先生运用坎蒂隆效应解释北宋的文化繁荣：是因为增发的新钱，首先到了士大夫阶层的手中。正如米塞斯指出：**“****货币理论的精髓在于认识到：现金引起的货币关系变动既不会在同一时间，也不会按同一程度影响各种商品价格、工资率和利率。”**士大夫和御用知识分子阶层拿到了新钱，可以在物价尚未变动之前购买财货，推动物价上涨，而那些没有拿到或者后拿到新钱的人，则必须在物价上涨之后购买财货，由此遭受了购买力的损失，他们的财富被秘密地转移到了士大夫阶层手中。坎蒂隆效应滋养了北宋的所谓“文化繁荣”——文化过剩和文化膨胀。

老师把逻辑推演到极致，告诉我们，只要你把新增货币发给油条业，油条业也会繁荣。

不难想象，我当时听到这种解释时的震撼，感叹理论运用之精妙。从个性经验中发现背后不变的原理、本质和规律性；或者反过来说，用一般原理融会贯通地解释现实世界，是最顶级的思维和最高超的素养。从死记硬背概念和理论，到娴熟地运用它解释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言归正传。现在，我刚刚读完绪论和第一章，就已经收获了众多启发，增强了对货币理论和历史的了解。写几句心得体会吧。

第一章《货币的发生》，给我印象最深的，除了好多古字我不认识，好多历史文献我不熟悉之外，最值得细品的，是按照正确的理论，对秦始皇统一币制的颠覆性历史重构。

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币制”的论述中，彭信威先生首先指出：秦始皇废除了战国时期形形色色的货币，把方孔圆钱秦半两推行于全国。这种以铢两为单位的货币制度在中国通行1000多年。

但他话锋一转，谈到的以下观点，是妥妥的奥地利学派范式，令人备受启发。

首先，**中国的货币经济，在战国时期——并不是秦始皇统一之后——出现了第一次飞跃发展。**也就是，从自然经济过渡到了货币经济时代。而且中国货币对民间经济的渗透，比起欧洲要深入得多。中国使用铜币，就是方便民间经济的小额交换，而欧洲使用价值较高金银币，它主要应对的是大额的商业交换。

但殊途同归的是：**货币经济确立的战国时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也是思想文化的第一个高峰；同样，在欧洲，**希腊古代思想最盛时代，也是刚进入货币经济不久。而在欧洲中世纪，只有意大利城邦发展出了货币经济，欧洲文艺复兴，也产生在这几个城市（顺便说一句，这呼应了罗斯巴德对马克斯·韦伯所谓“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批判：资本主义起源于天主教地区的意大利城邦）。

这是巧合吗？

并不是。

如同工业革命首先是一场思想革命——古典经济学家打破了重商主义的谬误，哲学家们倡导的自由与平等、身份到契约的思想运动，是工业革命这场器物革命的先导——货币经济，本来就是人类思想和理性的进步。

人们通过理性认识到，持有一种适销性强的财货，进行间接交换，意味着离预想的目标更进一步。于是这种财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具有了交换价值，成为通用的交换媒介，我们称之为货币。

它对经济、思想、文化的繁荣起到了什么样的促进作用呢？

彭信威先生精妙地论述道：自然条件下，人们不能离开他的团体，不能离开他们的土地，不能把财产搬到别出去。所以他们的身体就没有自由，因而思想也不能自由，思想受到宗教束缚，受当地传统习惯和偏见束缚。货币出现之后，束缚必然减弱，因为人民可以远走高飞。货币的自由让人民敢想敢说。中国在战国时期的文化高潮就是这样形成的。

经济繁荣与思想繁荣，一体两面。自由，是一切繁荣的根基。人类的一切成果，都是精神的成果。

第二，彭信威指出：**铢两单位的货币制度不始于秦始皇，而是整个战国时期演变出来的，是在其他国家相互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而政治上的统一是短暂的。所以我不把它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而当作旧时代的结束。实际上，它是一种承上启下的制度。后来中国的币制，是秦楚两国币制的融合。

史书夸大了秦始皇统一的意义。历史学家总是喜欢大一统，而不是权力的分散与去中心化。他们不知道，封建制度下各个邦国的“各自为政”，才最有利于人民的自由与福祉。知识分子们喜欢定于一尊，也喜欢让他们的学说定于一尊，并站在“封建统治阶层”的立场上书写历史，目光很少注意到民众的生活。

就像现在的知识分子，总是喜欢北宋的文化繁荣，他们说，如果要穿越，最希望穿越回去的时代就是北宋。他们内心想到的，是“货与帝王家”，成为北宋皇帝们的亲密伙伴，站在货币食物链的顶端，享受优渥的生活和高人一等的特权地位。在向往自身阶层的美好生活时，他们从未看到，就在离繁华的汴梁城十里之外的市郊，就是饿殍遍地的普通百姓。

在书写货币统一的历史时，他们只看到秦始皇和权力的力量，忽视了市场的自发秩序与演变逻辑。而后者才是统一的原动力。帝王将相们做的，也不过是顺势而为、因势利导，他们不过是根据时代的观念与风向来调整自身。

第三，**“**秦半两”是后退的插曲。

半两钱文字高挺，容易磨损，因为没有轮郭来保护。彭信威先生认为这是历史性的倒退，影响了币制的稳定，在铸造工艺上也是大大的倒退。因为，中国在战国时代的刀币，就已经有外加轮郭的，能够保护货币的磨损，保持货币含量的稳定；在秦朝的短暂过渡后，从西汉的五铢钱起，轮郭重新成为中国钱币不可或缺的部分。而西方要到一两千年以后，才知道用外郭来保护钱币。

统一的秦半两，被史家热情歌颂，但在彭信威先生眼中，既不是秦始皇的功绩，反倒是一种历史性的后退。这就是用正确的理论修正历史带给我们的强烈震撼。

第四，方孔圆钱，也并不是秦始皇创造的。但一经他采用，中国货币形态就固定下来，2000多年没有变，且影响了许多其他民族。

彭信威一方面从历史考据上证明方孔圆钱并不是秦始皇的创造，但也公正地说道了历史大人物的影响力。

他认为秦始皇采用方孔圆钱，象征天圆地方，这是古代的宇宙观，而秦始皇是一个相信方士的人。

大人物的确对历史的进程有强大的影响力，这一点我们从不否认。但是要想长久地影响历史，必然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下：他的所作所为，恰好符合了广大民众的观念，得到了多数人的积极支持或者消极服从。这就是观念决定历史。

方孔圆钱之所以流传了下来，不是因为秦始皇的法令有多么强大的魔力，而是因为，它恰好符合了中国古代人民的宇宙观——不论这种宇宙观是否正确。而且大部分人认为这样的形状是可接受的，没必要更换，所以它就流传千年。

至于他到底是因为什么而确定钱币就采用方孔圆形，那是历史分析的极据。

许多时候我们都会发现，历史上的大人物发布了一道命令，大家都服从了。权力唯物主义者就会认为，一切历史进程都是暴力所决定的。可是，我们要追问：人们为什么选择服从？要么是一种慑于被惩罚的隐忍，它可能是暂时的，但那也是人们在新的社会基据下的主动选择——选择最不差的结果；当这种选择令人难以忍受，各种消极的抵制和积极的反抗就会发生，这就是命令被改变之时。要么，某些命令恰好符合民众的期待和公认的规则，所以被民众执行。但不论如何，人们之所以遵守它，都是因为，这样做对自己有利。

如果谁据此认为，只要手握枪炮就可以为所欲为，只需一纸命令，那他就错了。当他的命令不符合大众观念和具体的历史情境，那么其命令就是一纸具文。

正是因为对观念决定历史的深刻洞察，彭信威先生通过逻辑推演和历史考据，指出了关键的一点——

第五，秦始皇统一币制，并没有完全贯彻。

彭信威问道：到底是怎么统一的，并没有明确历史文献记载。到底只是统一货币种类和单位，还是连货币铸造一并统一？据当时历史记载，私人铸钱是违法的，但是垄断铸币也是表面的。

后世历史学家记录历史时，几乎不假思索地认为，秦始皇统一币制，就是国家统一铸造、统一形制、统一质量。法令威力无远弗届。

并非如此。

因为流传下来的钱，枚枚不同，至今并没有发现制作齐整、文字规矩、一望可知官炉所铸的秦半两。因此也很难根据秦半两的重量来确定秦的衡法。有些钱币不够标准，有些超标准。战国时代，各地衡法不同，秦始皇虽然颁布的统一度量衡的标准，但是当时谅难贯彻。

原因在于，中国古代自然经济状态下，货币经济并不像今日之发达。春秋战国的封建制度下，各诸侯国各自为政，各地有各地的货币，铸造货币是民间地方上的事务，本就在成色、重量上不同，没有统一的铸币制度。这种民情和历史的传承，并不是秦始皇的一纸命令就可以轻易改变。

移风易俗，并不是那么容易，尽管你手握枪炮。汉代初期“使民放铸”，到了汉武帝时代要垄断货币，支持他的穷兵黩武，但民众并不轻易服从，民间铸币又延续了几十年，汉武帝的办法是杀了几十万私铸者。霸权征服政策在政治上可能是可行的，但在经济上则是困难的；通过暴力方式改变政治形态，并没有终极的重要性，但是如果损害了经济制度，那才是对民众的终极毁灭。

我们知道，货币在自由市场经济下，会自然地走向统一。因为各种货币林立，实际上是一种物物交换，仍然要面对交换的双重巧合问题。于是，人们最终会选择一两种通用的交换媒介，由此才能发挥货币的最大效用。

如果一种货币只在有限的范围内使用，必然导致其效用受损，影响其价值。例如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石头是货币，但是它到韩国就一文不值，他们想要与韩国人交换，就必须兑换为韩国人认可的货币才行。又如有些货币，外汇管制导致其使用范围有限，那么它就相当于赌场里的筹码，在赌场内部可以作为交换媒介，但是到了赌场之外，就必然不值钱，这是其汇率长期被低估的原因之一。为什么要实施外汇管制？就是彭信威先生的总结：它便于收割铸币税。当大家都自由地不持有的时候，上哪儿收割铸币税呢？

彭信威先生指出的**秦始皇发布了统一币制的命令，但是它并没有得到执行，各地还是继续各自为政，**揭示了历史情境和观念对权力的制衡力量。同时也告诉我们：其实并不需要秦始皇的统一币制，只要实施自由放任政策，货币自然会走向统一。

“有些货币重，有些货币轻，没有统一形制”，我认为这也是对刘愿、管汉晖所著的《货币竞争》中认为私人铸币重量超过官方铸币和法定重量，以此证明私人货币竞争必然产生良币的一个反驳。

私人铸币竞争，的确会产生足重的良币，这是市场的逻辑决定的。就像在市场上自由竞争总会产生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一样，货币并不特殊。

但在汉代初期无为而治和权力去中心化的情况下，以此作为论据却是不充分的。因为当时的货币制度本来就是各自为政，民间铸币本就轻重不一，非常容易找到相反的经验证据，由此会影响到论证的质量。

而且，当时，人们对货币的重量，并不重视，就像最初使用货贝作为交换媒介时，大小不一也无所谓，后来采用铜币，价值较低，重量差异没有那么重要，成色也从未有过统一标准，各地用各地不同的原铜铸造，或者用现成的铜器铸造，表现在外表上，连颜色都不一样，因为各地的铜中，所含的其他元素不同。

他们二人相对于彭信威先生的最大差距就在于，一是理论不过关，二是论证不充分，三是考据不全面，四是结论不审慎。

秦始皇的所谓统一币制，并没有得到全面贯彻，再一次警示我们：

研究历史的人，如果不深入到具体的人类行动中，只观察官方的制度文件，是无法研究出所以然的。制度主义者的最大问题就在于，他们认为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人的行动，是制度背后的枪炮决定着一切。然而首先，其实反过来说才正确，是人的观念和行动在决定制度；其次，一种制度如果得不到人们的认同、或者限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制度要么是无用的，要么是打折扣的。所以，不能通过制度规定来理解历史状况，必须从观察人的行动中，才能知道真实的人类制度到底如何运作，当时的社会情境究竟如何。

正如彭信威先生指出的：他们似乎相信制度万能，致力于搜集一些法令和条例，不问这些法令是否得到贯彻。似乎只要货币单位定的好，货币种类选择的好，就能算是一种好的货币制度，而不知道货币制度的善恶成败，既不在于钱形的美观与否，也不在于单位的大小轻重，而要看货币的购买力能否维持，使其不致搅扰人民的经济生活。

许多人都犯下了这个根本性的错误，以至于他们无法正确地做出分析，对世界的认知浮于表面。最典型的是，美国、欧洲是资本主义吗？美国的医疗，是私有化的吗？如果你仅仅研究他们的宪法和法令，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并且进一步做出错误的推断：私有制下医疗会贵得难以承受。可是只要你去分析无数的干预政策，就会知道，欧美现在的制度，并非资本主义，他们的医疗体系更是被重重管制和干预，早已是挂着仰头卖狗肉的“私有制”。

另外还如，对中国经济腾飞的历史归因问题，最典型的如税收。如果后世的历史学家只观察制度上的条文，会以为改开中的税收很重。但是同时经济却蓬勃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改善。一个拙劣的历史学家，甚至可以据此得出税收有利于经济进步的结论。然而，真实的历史是，中国改开中的经济自由度是非常高的，区分一下写在法条上的名义税率，与真实市场中的实际税率，问题就一目了然。所以结论是，那些写在法条上的税率标准，在各地的地方竞争中、在民间中小企业中没有得到完全执行。这才是经济发展的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