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道”虽然被视为高于君权（从道不从君），但是“天道君”其实是一体化的，君主事实上是道的代言人与道的解释权的垄断者，这产生了皇权。下文将说明，这种皇权秩序的产生，与没有正确理解社会秩序的性质有关，或者说，没有认识到社会秩序不同于自然秩序。因此导致了以获取自然秩序的道的方法，去获取人类社会的道。

自然秩序是由没有目的的物体所构成的，而人类社会是由目的的人的行动所构成。因此，对自然秩序来说，是可以通过观察与解释的方法获知其规律的，因为它具有重复性或可验证性，但是对社会秩序来说，这种方法是不适用的，因为社会秩序是人的有目的的行动的产物，因此不是“自然的”。假如使用观察与解释的方法去考察的社会秩序，必然导致某个****最权威的解释（即特定人的意志）被视为道，这导致对真正的“道”的否定。比如“天道君”的一体化这种“解释”最有权威性，所以这种解释就成为“道”，被普遍接受，这就是秦制的原因，即秦制是建立在这种以“解释”为特征的历史主义方法之上的：皇权是由那种被认为是对历史的最权威的解释所塑造的。

为什么生活在秦制下的人，会感到扭曲而不是自然的感觉，正是因为它是建立在“解释”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道”之上的。这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两千年来最大的不幸：由于把社会秩序错误地视为自然秩序，因此用错误的方法去考察它，并且也因此否定了社会的道，所以也始终没有一个建立在“道”之上的正常的社会秩序。

这种自然秩序的观念，没有区分人类社会的道与自然界的道。人类社会的“道”，无法通过解释历史的方式获得，因为它先于解释而存在，不是由某种解释所定义的。对历史的解释可以有无数种，或具有任意性，取决于人们所使用的理论（角度，观点等等）。假如那种被认为是权威的解释所使用的理论，不是有助于社会自由与繁荣的理论，那么自由与繁荣的社会就不会被塑造出来，秦制就是典型的例子。也就是说，假如我们想拥有一个自由与繁荣的社会，那么就应该使用相关的理论去理解历史，这种理论我在《文明的原理》中称之为“真正的经济学”，它是有关普遍的分工合作何以可能的理论，包含在这一理论中的原理，我称之为“文明的原理”。

如上所述，假如人们想拥有一个自由与繁荣的社会，那么就应该去发现与利用使这种社会得以可能的理论知识，只有这样，一个社会才会不断地走向自由与繁荣。但是，遗憾的是，在中国历史上，这种知识长期不为人所知，甚至也被有意地否定。一直来，那种塑造了秦制的“理论”支配着人们对社会的理解，或者说，它没有受到挑战，虽然这种“理论”不利于个体物质境况的普遍改善，因为它实际上是一种对社会的权威解释或理解所构成，与上述“文明的原理”是相悖的。只有当那种有关自由与繁荣何以可能的“理论”，即笔者所说的文明的原理，不断地取代这种“解释”，成为形塑一个社会的指南时，一个社会才会不断地走向自由与繁荣，即笔者所说的文明。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比如儒家，道家，法家等等，很大程度上都是把社会秩序视为自然秩序，因此也把对社会的理解或解释视为“道”本身。**比如儒家，其伦理观是基于“自然的”道德情感和对经验秩序的理解；道家的自然秩序观，相对来说更为典型，比如其“道法自然”的思想；法家也是建立在对人的“自然的”人性（并不存在自然的人性，这也是对人性的一种解释或理解）与社会秩序的理解之上的。其共同特征是，都不是从人的理性（目的性）出发来理解社会。因此，就儒道法都共同使用同一种认识论——以对社会的解释，取代自由与繁荣的道——而言，它们没有区别。而秦制，正是建立在对自由与繁荣的道的无知或否定，被一种对社会的权威性解释所取代之上的。

假如忽视了“目的性”这一事实，那么就容易把人类社会也视为自然秩序，因此也会以考察自然秩序的方法，去考察人类社会。**这导致了对社会“解释”，取代了社会的“道”本身，这事实上导致了对“道”的否定，**秦制从根本上说，就是对“道”的否定。由于社会秩序不同于自然秩序，因此那种适用于自然秩序的方法（观察与解释），不适用于人类社会。对社会来说，存在着先于观察与解释就存在的原理（规律），即前文所说的文明的原理。当这种原理被不断地利用，取代那种长期来占据支配地位，并导致了秦制的“解释”时，秦制才会被逐渐消除。

**秦制的根源，是把社会秩序错误地理解为自然秩序。**因此，假如中国想要告别秦制，那么就必须重新理解社会的性质，重新理解社会的道：社会不是自然秩序概念，而应该被视为自发秩序概念。这里说的自发秩序，指的是有目的的人，有意地发现与利用文明的原理的过程。而在那种导致秦制的观念中，人的目的性是被否定的——个体被视为某种权威解释的被动接受者，而不是自发秩序的塑造者。

在社会中，问题的答案往往是在实践中“产生的”或“生成的”，而不是事先规划的或计算出来的，这是“社会”的实践性特征，也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对自然科学来说，用给定的数据和模型可以寻找到答案，但这套方法不适用于“社会”。

**这种“生成性”，指的是“好的”或有助于普遍利益的结果，会在无数个体的行动中，以非意图的方式产生。**社会的这种生成性或自发性，首先在于人的行动的目的性或非决定性，没有谁可以事先预料某个人在下一刻会有什么想法或行动，因为人的行动并不是由他人可观察或可收集到的信息决定的。目的性包含了自发性与创新性，因此也包含了不确定性。其次，未来问题的答案藏在未来人的头脑中，现在的人不可能拥有未来的人才拥有的知识。

顺便要说明的是，社会的生成性，无法被人工智能的生成性取代，因为人工智能不具有“实践性”或它是“非行动的”，它是根据某种给定的模式输出，不像人一样，是以一种目的性的或非决定性的方式输出。

我们可以把这种自发性或非意图性，称为实践论因果或行动论因果，区别于机械论因果或输入**-****输出式因果。**它表明，当有助于自发秩序的规则被遵循时，好的结果会在实践中产生，这一结果无法被事先准确预测，因此也不能规划。用哈耶克的话说，只能进行“模式预测”。

上述实践性，与这样一个事实相关，即“让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要比有意地利他更好地实现公共利益”。正如哈耶克所说，“自利比慈善更易产生好的结果”。这也就是斯密说的“看不见的手”。它其实是“自由是第一生产力”的另外一种表达：当人们获得自由，能够在不被人为强制下自主地去追求自己的利益时，它会产生普遍繁荣的结果。

**相反，假如某些人把自己认为的“好”强加于社会，那么就会限制个体追求自己的利益，从而使好的结果不能出现。**计划经济的做法，就是政府针对它认为要解决的问题，专门成立部委或委员会，比如设立纺织部与粮食部来解决人们的穿衣与吃饭问题，结果这些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变得更加严重。后来把这些部委撤销了，实施市场经济，穿衣吃饭的问题就解决了。中国目前所享有的繁荣，是改革之初没有想到的，因为改革开放做对了。同样，假如现在逆改革开放而行，那么未来的坏结果也是现在无法想象的。当然，这里说的开放，包括思想与制度的开放，而不只是经济领域的开放。

两千年来，由于对社会的这一自发秩序逻辑或实践逻辑无知，导致了用自然科学思维去理解社会问题，也导致了长期的贫困。它指向如何对社会进行统治或控制，而不知道如何让自发秩序发挥作用。秦制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反自发秩序”的思维的结果。

承认自发的试错过程，比任何个体的人都更聪明，这正是经济学的重要教诲。经济学的重要价值，正是在于它提供有关社会运行的逻辑。比如，哈耶克的一般性性规则与人为规则之分，也即法律与立法的区分，就是这样的逻辑。还有，哈耶克的“竞争是发现的过程”的论断，也是这种逻辑的例子。

经济学作为一般性的理论科学，很大程度上它不提供具体问题的答案：它把解决具体问题的答案交给了社会的实践过程，也就是自发秩序过程。经济学负责提供一般性理论，当这一理论被人们认识与利用时，那么解决具体问题的社会实践过程才会展开。这意味着要区分两种科学知识，一种是有关社会运行之规律的一般性理论知识，也就是这里说的经济学知识；另一种是专门性知识或专业知识，如企业家知识，科技知识，管理知识，医疗知识等等。经济学知识的利用，是各种专业知识得以利用的条件。比如，在计划经济时代，即便像马云这样很有才能的人，也无法成为企业家。

社会的自发性或实践性，意味着好的制度是自发秩序的产物，因此任何人或组织，都不能代替自发秩序的过程去决定什么制度是“好的”。**儒家知识人的问题，正是在于它对社会的自发秩序性或实践性无知，自作主张，把自认为的理想制度（秦制或大一统）施加于这片土地。**正是这种认识论上的错误，导致了长期的皇权。这种错误，在其他一些国家也普遍存在。如在俄乌战争中，我们看到有的国家也是要维持自己认为的理想秩序，结果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一个社会要么走自发秩序的路，要么走人为建构的路，也就是权力支配社会的路，只能在这两种模式之间进行选择*。显然，只有自发秩序之路，才是文明之路。自发秩序的逻辑，就是社会运行的逻辑。一个社会，假如把自发秩序的逻辑否定了，那就是不讲逻辑，以强制取代讲道理，迫使别人服从，这就是野蛮。文明是自发秩序逻辑的运用，它是说服，而不是制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