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过很多批评国内问题的文章，以至于有读者问我：为什么你只批评国内，不批判美国？

熟悉我的老读者都知道，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第一届任期，我没有少批评这位反科学总统带来的社会乱象。

当然，我一直认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是一个终将被民主机制纠错的偶然错误，所以也不会因此把所有美国人一棒子打死，正如我不会因为某些国人迷信中医而否定所有同胞。

然而特朗普的第二次当选然我意识到，部分美国人的理性程度和科学素养，大大低于我以往的认知，以川普粉丝为例，其群体比例之庞大，丝毫不逊色于国内的中医粉。

说起川普粉和中医粉，两者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无知且自信。

新冠疫情期间，比尔·盖茨被很多川普粉丝指控为“新冠病毒创造者”与“人口清除计划者”，而中医粉则认为千年前的古方可以防止新冠病毒——同样缺乏科学素养。

川普粉常常把特朗普政策的批评者一律当作民主党支持者，而中医粉也喜欢给中医批评者扣上“汉奸”“间谍”的帽子——同样只讲立场不讲事实。

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样无知且自信的群体呢？

透过现象看本质，其中一个典型因素，叫做达克效应。

达克效应的发现源于一桩荒诞的犯罪案件。

1995年，一个名叫麦克阿瑟·惠勒的美国匹兹堡男子抢劫了银行，让查看监控录像的警察感到惊讶的是，惠勒没有像大多数劫匪那样给自己戴上头套，而是“素颜出镜”，以自己的真实面目实施了抢劫。于是，警察异常顺利地找到并逮捕了惠勒。

在审讯过程中，惠勒坚决否认自己“素颜出镜”，他表示自己用柠檬汁涂抹面部后抢劫银行——柠檬汁中含有柠檬酸和维生素C等酸性成分，这些物质会与纸张纤维发生化学反应，生成类似透明薄膜的化合物，当被火烘烤时，被柠檬汁浸润的部分会被碳化而显现棕色字迹，因此，柠檬汁常被人们用作书写秘密信件的“隐形墨水”。

惠勒坚定地相信，柠檬汁的“隐形效果”能让他避开监控摄像头的监视。

在这个荒唐案件中，惠勒的无知与自信被社会大众引为笑柄，然而这一案例却引起了康奈尔大学研究者邓宁与克鲁格的注意，他们随后展开一系列心理学实验。

在实验中，邓宁与克鲁格让被试者完成逻辑推理、语法测试等任务，随后要求他们预测自己的表现排名。结果显示：得分最低的25%人群普遍认为自己的排名在前50%左右，而得分最高的群体反而低估自身排名。

1999年，邓宁与克鲁格把他们的实验研究结果发表于《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论文提出了著名的“邓宁-克鲁格效应”（The Dunning-Kruger effect），简称“达克效应”（D-K Effect）。

达克效应——指个体在完成某项任务时对自己能力的评价产生的偏差，特别是那些实际能力相对弱的人，往往倾向于过高估计自身的能力水平，以至于其自我评价可能超出平均水准，相反，实际能力高的人却会做出较低的评价。

这种认知偏差的规律性，使达克效应成为心理学领域的里程碑发现，并于2000年获得“搞笑诺贝尔奖”。

根据达克效应，研究者把人类的认知能力划分为四个阶段：

愚昧山峰：处于“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状态，自信度达到顶峰。典型如刚接触新领域的初学者，误将碎片化信息当作系统认知。

绝望之谷：通过系统学习意识到知识体系的庞大，自信度断崖式下跌。许多研究生在文献综述阶段经历此阶段，发现自身研究与前人成果的差距。

开悟之坡：通过持续实践重建认知框架，形成“知道自己知道”的理性自信。例如医生经历数万例临床诊断后形成的专业判断力。

平稳高原：达到“不知道自己知道”的大师境界，如爱因斯坦晚年仍保持对宇宙奥秘的敬畏。

显然，川普粉和中医粉，仍处于“愚昧山峰”的巨婴阶段。

美国有线新闻网（CNN）曾经做过民调：在2020年，拥有大学学位的选民占选民总数的41%，其中支持拜登约55%，支持特朗普有43%。与此同时，特朗普得到了大约三分之二没有大学学历的白人选民支持，但他在接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选民中并不受欢迎。

而2024年9月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没有学士学位的选民对特朗普和哈里斯的支持率分别为53%和44%，而在拥有4年本科或以上学历的选民中，哈里斯则以57%对41%的成绩领先。

显然，川普粉的受教育程度在美国人中相对较低，而国内虽然没有针对中医粉这个群体受教育程度的调查研究，但从他们混乱的逻辑思维与可爱质朴的日常言论中可以发现，其认知水平不容乐观：

时间先后=因果关系：将“服药后病愈”等同于“药效”，忽略自限性疾病自愈、安慰剂效应或其他干扰因素（如饮食作息改变）。典型案例：用“吃中药后感冒康复”证明中药有效性，但普通病毒性感冒本属自愈性疾病。

轶事证据替代实证：以个人或亲友经历替代大样本随机对照试验（RCT），例如“我二叔喝中药治好了肾虚”。此类案例无法排除个体差异、误诊或安慰剂效应。

诉诸传统：认为“中医传承千年必有效”，忽略历史时长与科学性的非必然关联（如放血疗法同样历史悠久但被现代医学淘汰）。

诉诸权威：引用《黄帝内经》或古代医书作为不可质疑的真理，忽视古代医学受限于认知水平（如中医曾认为心脏是思维器官）。

滑坡谬误：将质疑中医推导至极端后果，例如“否定中医会导致中华文明崩溃”。

虚假两难推理：制造“非中即西”对立，否认中西医互补可能性，例如“西医治不好就必须信中医”。

认为“某中药有效”即证明中医理论（如五行、经络）正确。例如穿山甲通乳被归因于“钻洞特性”，却忽略现代药理学可能发现的活性成分。

将中医术语强行对应现代科学概念（如称“外邪=病毒”），掩盖古代理论缺乏实证支撑的本质。

将“逻辑自洽”等同于科学验证：误认为理论内部自圆其说即证明其正确性，忽视实证检验的必要性。例如用阴阳五行解释病理，却无法通过可重复实验验证。

反科学倾向：部分支持者将现代医学等同于“西方霸权”，拒绝接受循证医学标准（如双盲试验），甚至将科学方法论污名化为“文化自卑”。

将中医与民族认同绑定：批评中医常被曲解为“否定传统文化”或“不爱国”，例如质问“中国人为何不信自己的医学？”。

幸存者偏差宣传：仅强调成功案例（如名老中医长寿），忽略无效治疗或不良反应的普遍性，形成片面认知。

“真正的中医”谬误：将无效案例归咎于“假中医”，例如声称“莆田系医院代表不了西医，但民间庸医却代表不了真正的中医”。

国家政策背书：以“国家支持中医药”作为有效性证明，忽略政策决策可能受文化、经济等非科学因素影响。

最后的话

我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比烂”，相反，在民粹化与反智化席卷世界的今天，科学与理性更显得弥足珍贵。

我相信，谁掌握更多的科学与理性，谁就能率先从这个“绝望之谷”中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