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医话题常常会引发国人的热烈讨论。

大多数中国人将中医视为中华文明的瑰宝，拥有数千年的文化积淀和独特的诊疗思路，理应在中国社会占据一席之地；而包括笔者在内的另一部分人，则对中医的科学性提出质疑，认为其理论体系难以被现代科学证实，与现代医学在评价体系、验证标准上存在根本性差异。

回顾近百年来有关中医的争论，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现实：中医在我国得以全面存续和发展，依靠的更多不是科学，而是一系列远超于现代医学的特殊待遇——从法律保护到教育推行，再到经济补贴和舆论环境，中医在国内的“保护罩”越筑越坚固。这不是科学的胜利，而是多重非科学因素共同塑造的结果。

在法律层面，中医和中药拥有现代医学说不具有的“特权”。

2016年12月，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播和中药传承方面对中医药进行保护。

2020年，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对《北京市中医药条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其第三十六条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或行为诋毁、污蔑中医药。”第五十四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诋毁、污蔑中医药，寻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这种异乎寻常的保护，使中医免受公开质疑或科学审视的压力。不仅如此，相关法案还鼓励各级政府为中医药产业的发展提供资金与政策支持，要求各地推动中医“走出去”。

可以说，从立法到地方政策的落地，中医药被放置在了一个免批评、免试错的“真空保护层”中。这种保护机制看似稳固了民族医学的文化基石，实则为实证科学的批评与校正关上了大门，使得“科学争议”变得尴尬而无解。

与现代医学相比，这种特殊待遇尤为明显。在全球公认的新药研发流程里，随机对照试验、安慰剂对照、长期随访、机制解释等标准都不可或缺。而绝大多数中药产品上市流程却极为宽松，不仅无需像西药那样耗费巨资完成多期临床试验，甚至如“经典名方”还可享受简易快速审批通道（参见前文 《 医保抗新冠药“清肺排毒颗粒”，是如何诞生的？》 ）。比如，只要有清晰的传统文献记载、有一段沿用史，就可以获批上市。这意味着，一大批中成药绕开了现代医学的临床验证门槛，进入了市场，既能享受医保支持，又几乎没有被淘汰的风险。科学评价体系对中医药来说形同虚设，反而立法“保驾护航”，导致行业内部缺少压力，外部也难以形成健康的竞争。

在教育层面，中医药同样处在资源倾斜的特权地带。

全国范围设有庞大的中医药院校体系，中医专业学生可以依靠国家计划录取进入高校、硕博连读深造，而在现代医学领域的课程体系却被相对压缩调整。此外，中医药内容早已进入义务教育课本，许多中小学生自幼被灌输“中医是国粹，世界独一无二”的观念（参见前文 《 这套中医药小学教材，科学错误不少 》 ）。

在社会宣传中，主流媒体长期调动民族自信情绪，将中医包装成国学、民族自豪感的载体。而对中医提出科学检验的声音往往被边缘化、标签化，甚至一度与“辱华”挂钩。被不断强调的“文化属性”遮蔽了理性检验的空间。

经济因素也是中医得以特殊发展的重要推手。

自2009年新一轮医改以来，国家对中医和中药企业的财政补贴逐年递增。许多中成药被纳入医保报销目录，不仅拉动了市场需求，也为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收入来源。在2024年底的全国中成药集采中，被纳入的中成药创纪录地达到95种，包括多款中药注射液。（参见前文 《 退出公立医院的进口药，和医保新增的中成药 》 ）

山东、广东、四川等地甚至出台了专项政策，优先采购中药制品，建立中药材现代化流通平台。政策的导向效应让整个行业既可享受资本的热捧，又可以规避科学风险。即使遇到某些中药品种因安全性遭受国际市场质疑——如被欧美下架、限制进口，国内仍有坚固的政策壁垒保证其生存空间。（参见前文 《除了新加坡，还有哪些国家禁售连花清瘟？》 以及 《 除了连花清瘟，还有哪些中成药申请过FDA？ 》 ）许多企业发展成为地方经济支柱，更加依赖政策红利，而非科学创新。

在社会氛围上，中医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无论是政府主导的“中医振兴工程”，还是每年坚持举办的“世界中医药大会”，都在将中医塑造成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只要舆论场上出现“质疑中医”或者“中药疗效被曝光”之类的话题，就会有庞大的支持人群以民族情感为号召反击异见。虽然在现代医学界有这样的共识：医学归根结底只看疗效和安全性，不应有文化、民族、历史等外部价值绑架，然而在我国，这个朴素原则却在中医的话题上失效了。

有人会问：按你这么说，难道中医真的一无是处，只能靠特权维生吗？

事实上，以笔者为代表的中医质疑者并非一刀切地否定中医体系下的经验积累和部分疗法对特定疾病的作用。民间医术、草药记载，是无数代人长久观察和试错留下的财富，然而，**从现代医学体系的视角来看，只有经得住严格科学验证的疗法才能在医学体系内流传和推广，否则，即便是最悠久的处方、最权威的经书，也只能作为历史文献而不能替代现行医疗指南。**这一观点在中国长期无法落地，中医行业得以用“政策护身符”免于被科学筛查，反而把精力花在了争取政策资源、塑造正面形象、打击批评声音上。

此种现象并非我国独有，从历史看，任何一种医学体系的存亡都依赖于两个因素：一是疗效，二是社会支持。中医在疗效上缺乏和现代医学对等的科学证据，却能依靠政策、话语权、法律屏障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某种意义上，这不仅造就了中医在医疗体系中的特殊“生态位”，也造就了一个无法打破的“循环”：特权越多，创新动力越弱，科学检验越难，制度壁垒越厚。

这种以内外保护为主导的模式，是否真的有助于中医的发展？答案见仁见智。支持者认为，保护中医药是对民族文化遗产的捍卫；批评者则认为，保护中医药是不公平的资源分配，放纵了伪科学甚至假药流行。归根结底，中医能否走向世界、被学术共同体接受，最终仍需接受严格的科学试验和有效性评估。任何医学体系，只有在创新、开放和实证中淬炼，才真正能服务于社会大众健康。

**笔者认为，只要中国的制度环境继续以法律、政策、财政等多重“红利”呵护中医，本质上就无法构建公平的医学创新土壤。**这不仅降低了行业内部的自我纠错能力，也削弱了社会对“科学商榷”应有的包容度。文化自信当然值得鼓励，但盲目的文化特权只会让真正的创新者裹足不前。只有将中医送回到与其他医学体系同等的地位，才有可能真正分辨这门传统医学中的精华与糟粕。

总之，中医在中国数十年来的持续扩张与繁荣，很大部分得益于来自法律、政策、教育和经济上的特殊支持，而非医学科学本身的进步。这一环境塑造了一种强大的“特权壁垒”，让中医行业能远离质疑与挑战，在保护伞下野蛮生长。对于以科学为根基的医学事业来说，只有跳出特权的保护，才能让中医真正释放其价值——那就是让科学、实践、创新而非特权来决定其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