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虽然对社会的全盘建构（全面的计划经济）已经几乎难以再现，但是仍然有一个非常具有迷惑性的流行观念，它会导致一种新版的计划经济，使对市场的人为扭曲显得具有合法性。这个因素就是追求“科技主权”或“唯科技论”，它是建立在“基于生产力来理解经济”的思维之上的。

“生产力”这个概念是历史学派提出的，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李斯特尤其推崇发展“生产力”。但是它是基于已经被现代经济学抛弃的“客观价值论”。

**个体需求的更好满足，才是经济发展的目标，但是这一目的的实现，不是从“科技”开始的，而是从“企业家判断”开始的。企业家判断消费者的需求（利润机会），然后才决定物质手段（技术）的使用。**也就是说，科技本身并不意味着个体需求的更好满足，只有进入企业家的判断，成为企业家选择的手段，被用于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时，才构成财货。

财富是一个与个体需求的更好满足相关的概念，与技术的先进性（生产力）无关。消费者需求与评值，通过货币价格，企业家利用货币价格，进行经济计算，实现资源有效配置，而技术进步只是这一过程的自然而然的结果。因此，对财富的创造来说，重要的是私有产权制度基础上，“交换”的实现，消费者通过货币价格表达自己的需求，企业家通过利润信号，满足他人需求，将资源引到更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领域。

**换句话说，只有需求的更好满足，才意味着财富，而物质（科技）本身并不意味着财富。**把科技（物质或生产力）等同于价值的实现（财富），是犯了“客观价值论”的错误，这也是历史学派犯的错误。**理解经济的出发点，是“需求”，而不是“物质”（技术）。**边际革命之后的现代经济学，之所以比古典经济学更正确，或在逻辑上更可靠，正是因为它是建立在需求（边际效用）概念之上的。追求科技主权及相关的产业政策，在经济学上是否定了这一理论进展。

与“经济”相关的因素，如需求，价格，利润都是主观主义概念，这意味着，经济发展不是“物质的”（技术的），而是“主观主义”的。这是对斯密“劳动分工”的深化，即从斯密的客观主义视角的分工理论，到主观主义视角的分工理论，对劳动分工予以“主观主义”方法重新理解，就是回到了人本身。**历史学派的问题，恰恰是从客观主义出发，忽视了人本身，基于客观事物（比如科技）来理解“经济”，即把经济发展理解为一种物质现象。**这种错误的发展观，导向了产业政策，导向了优先发展某些产业的思维。在这种基于“生产力”概念的发展观中，个体自由（市场）将不再重要，道德，伦理，法律这些与个体自由相关的因素也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国家的意志，国家的力量。

**另外，正如哈耶克所说，知识包括专家知识（科学知识或明晰知识）与隐含知识（分散知识，情境知识，非编码知识或实践知识）。“科技主权论”或生产力论，重视的是前一种知识（如人工智能中的大模型），而忽视了后一种知识。**如哈耶克所意识到，知识的主体部分是隐含知识，比如一个人做出选择或判断时，他所利用的主要是他的隐含知识，这种知识也是大模型无法获取的，因为他存在于人的头脑中，无法被机器获取。因此，在正常社会中，应该创造条件，让人们能够尽可能地使用隐含知识。社会就是由无数个体对隐含知识的利用构成的。那种忽视隐含知识，而强调专家知识的“唯科技论”思维，是把社会视为一种可以理性建构的对象。

**当把“科技进步”作为一个国家追求的目标时，也必然会扭曲资源配置。**前苏联和美国搞军备竞赛，结果经济结构严重扭曲，出现重工业畸形发展，而轻工业严重停滞，这种扭曲导致整个苏联国民经济崩溃。如今，中美之间也在类似地搞“科技竞赛”，这同样会扭曲市场，造成资源错配，从而降低大众的生活水平。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国家战略”——比如优先发展某些高科技——实际上只是某些人意志的体现，而不是无数消费者需求的体现，是把某些人自己的意志，施加于无数的消费者。**在这种情况下，某些被政府指定优先发展的行业（如苏联时期的重工业），获得发展的特权（如资本市场的支持），而对其他行业来说，则意味着失去发展权。**当科技被视为“主权”问题时，也会导致国家之间的科技竞争，但是如上所述，这种竞争背离了分工合作原理。

在一个正常的世界中，科技是独立于国家的，并且其成果通过不同国家之间的分工合作，实现优势互补，**这样会实现双赢，单独一个国家没有必要对某项科技（如芯片）搞全产业链。**在发展“科技”的国家战略下，容易产生资本与权力之间的相互利用（重商主义）：科技资本家需要权力给他们提供政策支持，比如扶持上市，而权力也需要科技的发展给其合法性背书，而这种“勾结”产生的代价，则是由多数人承担。

真正需要关注的，并非某一具体结果，包括本文说的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就业，乃至人口等等，而是“法律”（法治），也就是使权力受制约，个体的权利得以保障的普遍规则。只有法律的改善，才有市场的改善，其他的改善才会自然出现，否则都会是拔苗助长，顾此失彼，得不偿失。

当然，本文的讨论不只是针对大国的，也是针对其他国家（如美国）的。 “卡脖子”等本来不应该出现的问题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政治对方法论个体主义（经济学）的背离，即它的根子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但是，如把这样的“政治”视为必然，从而推出“科技主权”的合理性，则是用一个错误，来支持另一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