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政客既想要粮食安全得批爆，又想要所有种粮的赚钱得批爆，为实现这两要目标，还想要其他领域不受任何影响。简直比神经病还神。

利润与亏损是行为所获价值增益（损益）的心理体验，是先验的行为元素之一，任何人的任何必然伴随利润与亏损；在市场经济中，货币利润则表现为收入超出成本的货币差额。它并非资本的自动产物，而是企业家功能——即对未来不确定的市场状况（尤其是消费者需求）做出比其他竞争者更正确判断——的报酬。反之，亏损则源于判断的失误。

市场的精妙之处在于，有一股强大的均衡化趋势，当然这个趋势不是一股脱离于人而存在的神秘力量，而是根植于人的行为取舍。一旦某行业出现显著利润，便会吸引生产要素涌入，推高要素价格，直至利润空间被竞争侵蚀；而普遍亏损则会驱使资源流出，直至剩余生产者得以存活。因此，在市场经济中，利润与亏损如影随形，它们指引着资本与劳动流向消费者最迫切需要的领域。任何试图人为、普遍地消除某一行业亏损的尝试，都意味着阉割市场这一资源配置的功能。

当这些人念经“种粮不赚钱”时，至少存在三种可能的意思：

对部分农户而言，务农所得未能达到其预期目标（如与进城务工收入相比），遂产生“不赚钱”的失落感。

在特定时段和区域，由于气候、技术、管理或市场预测失误，部分种粮者的确面临货币收入低于货币成本的现实亏损。这是市场经济中企业家（包括农户）决策风险的正常体现。

若从整体和长期看，当粮食供给趋于“充裕”（即被多数人念经的“粮食安全”），恰恰意味着相当数量的资源已投入到粮食生产中。根据“报酬律”，经济财和它所产生的效果，有确定的数量关系。在给定技术下，粮食供给增加，生产要素投入不可能纹丝不动。粮食供给越充裕，意味着行业边际扩张越接近临界点，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品）的价格在竞争中被抬高，逼近产品价格，导致行业平均利润下降。此时，那些处于“边际以下”的生产者（如耕地质量较差、技术水平落后、经营规模不经济者）自然率先陷入无利可图乃至亏损的境地。

由此可见，“种粮不赚钱”的呼声，常常是第三种趋势与第二种事实的混合体，并被第一种情绪所放大。它本质上反映了：在一个健康运行、保障供给充裕的粮食市场中，部分生产者的微利或亏损，并非系统失常的征兆，而恰恰是市场达成其“粮食安全”目标的必然伴生物和健康标志。这与其他行业并无二致——智能手机供给充裕时，必然有品牌亏损退出；餐饮业繁荣之下，也每日有餐馆关门。

真正的“粮食安全”，若定义为“粮食供给持续、充裕、稳定，足以满足社会需求”，那么其实现必然依托于一个能灵活响应价格信号、允许生产要素自由进出的市场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供给充裕意味着价格相对稳定低廉。这本身会向生产者传递利润空间收窄的信号，促使边际以下的生产者缩减规模、改进技术或最终退出，将资源（如劳动力、可转为它用的农资）释放给其他更高效的生产者或更迫切的社会需求领域。

若因不忍心看见“种粮不赚钱”或“农民失业”，或者把某些群体的政治待遇（价值判断）抬高，而通过行政手段（如普遍性生产补贴、高于市场的保护价收购）强行将边际以下的生产者保留在行业内，会产生双重经济代价：

一是补贴资金最终来源于税收或其他社会资源，这等同于强制消费者（纳税人）将原本可用于满足其更高边际价值需求（如教育、医疗、其他消费品）的资金，转移去维持一种他们认为已足量甚至过剩的产品（粮食）的过量生产。

二是这些低效生产者继续留存，不仅自身拥有的资源（如较贫瘠土地、老旧设备）无法转投更有价值的生产用途，还可能因其持续生产，吸引或绑定更多本可它用的资本财货（如信贷、肥料、农机服务）滞留于粮食生产，从而阻碍了整个经济体系资本的优化配置。牵一发而动全身，其结果是在社会整体减少了资本积累与创新活力，长远看削弱了社会创造财富、应对各类风险（包括粮食风险）的整体能力。

围绕“种粮不赚钱”与“粮食安全”的争论，核心在于我们能否清楚地认知经济学的基本逻辑。部分种粮人的亏损，正如所有市场竞争中的亏损一样，是经济进步和供求平衡过程中不可避免且有益的“代谢”过程。它促使资源向高效者集中，激励技术创新与管理优化，最终在更少资源耗费下提供更充裕的粮食。

试图通过普遍补贴等手段消除这种“不赚钱”现象，无异于试图对抗万有引力。它虽能在短期内缓解特定群体的压力，却以扭曲价格信号、错配资本、牺牲消费者福利为代价，最终可能损害粮食安全——即一个富有弹性、高效且能持续应对变化的粮食生产体系。

保障粮食安全的根本之道，不在于用行政之手去维系每一个生产者的利润，而在于维护一个产权清晰、价格自由、竞争开放的市场环境，让利润与亏损能够无阻碍地发挥资源配置功能。市场的确残酷，但唯有通过个体盈亏的抉择，才能实现整体繁荣与持久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