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天真的谎言，一种被精心培育、反复灌输的精神鸦片，正在当代西方世界的思想肌体里肆意蔓延。

这个谎言的核心叙事极其简单，也因此极具煽动性：

它宣称，奴隶制，这个人类历史上最丑陋的制度之一，是某个特定种族——白人——的原罪；

它的受害者，也几乎被窄化为另一个特定种族——黑人。

在这种被高度简化、甚至可以说是样板化的历史剧本里，角色被清晰地划分为永恒的压迫者和永恒的受害者。

于是，一种建立在集体罪责和历史宿怨之上的“赔偿”逻辑，便应运而生，堂而皇之地成为了所谓“社会正义”运动的道德制高点。

可惜，这套叙事，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

它不但是对历史的无知，更是对历史的蓄意强奸。

它筛选、裁剪、扭曲事实，目的只有一个：

服务于当下的政治议程，通过煽动种族对立和历史罪恶感，来攫取道德资本与现实利益。

这种做法，本质上是对历史的亵渎以及对人类理性的侮辱。

要戳穿这个谎言，我们必须说明一个事实：

奴役与剥削，不是特定种族的专利，而是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挥舞的屠刀。

再重复一遍：

奴役与剥削，不是特定种族的专利，而是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挥舞的屠刀。

理解了这一点，你就抓住了破解所有相关谬误的钥匙。

历史的真相是，对他人身体的强制占有、对其劳动成果的无偿掠夺，这种行为，像呼吸一样根植于人类的劣根性之中，它不分肤色、地域和信仰。

只要存在一个强制性的权力中心——无论是部落、酋长、帝国还是现代国家——并且这个权力没有受到严格的、不可逾越的个体权利原则的制约，那么奴役与剥削就必然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出现。

它是一种权力疾病，而非种族疾病。

被遗忘的奴役：白人亦曾为奴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从教科书里那些被精心裁剪过的悲情故事上挪开，去看看历史那张原生的、粗糙的、不加修饰的脸。

第一个案例，就足以将“白人压迫者-黑人受害者”的单一叙事模型彻底击碎。

那就是地中海的奴隶贸易。

从16世纪到19世纪初，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北非的巴巴里海岸——今天的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等地——是人类历史上最猖獗、最持久的奴隶贸易中心之一。

这里的“商品”，不是非洲黑人。

而是欧洲白人。

巴巴里海盗，这些名义上效忠于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掠夺者，将地中海变成了欧洲人的狩猎场。

他们的舰队，如同嗜血的狼群，疯狂袭击从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到英格兰、爱尔兰，甚至远至冰岛的沿海村庄和商船。

他们冲上岸，烧毁房屋，屠杀反抗者，然后将成千上万的男人、女人和儿童用锁链捆绑，押回北非的奴隶市场。

试想一下这个场景：

一个西西里渔村的清晨，沙滩上的薄雾刚刚散去，人们开始一天的劳作，海平面上突然出现海盗的帆影。

片刻之后，丈夫眼睁睁看着妻子被拖走，母亲绝望地看着孩子被掳去。

镜头一转，后背满是鞭痕的男人被卖去做苦工，在矿山、采石场或船上当划桨奴，直到活活累死；而女人和孩子则被卖入富人的后宅或家庭为奴，终身遭受凌辱和奴役。

根据历史学家估算，在这三百多年里，有多达120万的欧洲白人基督徒，被北非的穆斯林奴隶主所奴役。

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巨大、持续时间极长的一场奴隶贸易。

然而，在今天关于奴隶制的公开讨论中，它几乎被完全抹去了。

为什么？

因为它不符合那个“白人原罪”的剧本。

它真实地揭示了一个事实：奴役他人，与肤色无关，只与谁拥有更强大的暴力机器有关。

在那个时代的地中海，巴巴里海盗拥有更强的海上暴力，于是欧洲人就成了他们的猎物。

这笔长达三百年的血债，要找谁去算？

找所谓的“系统性压迫”吗？

还是找某个特定宗教的“原罪”？

这种提问方式本身就是荒谬的。

事实的本质是，一个不受约束的暴力集团，为了经济利益，对其他个体实施了野蛮的侵犯。

这就是全部的真相。

权力的铁律：跨肤色与跨文明的奴役图谱

如果说巴巴里海盗的案例打破了奴隶贸易的种族框架，那么让我们再深入一步，看看一个更加制度化、更加冷酷的奴役体系。

它同样和所谓的“白人”无关。

这就是奥斯曼土耳其的“德夫希尔梅”制度，俗称“血税”。

名义上，这是帝国为了选拔忠诚的精英官僚和士兵而设立的特殊征兵制。

但实质上，这是一种系统性的、针对特定族群的儿童奴役制度。

从14世纪到17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官员会定期前往其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臣民地区——希腊、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等地，强行从每一个基督教家庭中，挑选最健壮、最聪明的男孩，通常是8到18岁之间，将他们作为一种“税收”带走。

这些男孩的命运是什么？

他们被迫与家人永别，被带到伊斯坦布尔，强制改信伊斯兰教，接受严酷的军事和文化训练。

他们的人身完全属于苏丹，他们就是苏丹的奴隶。

其中最优秀的，会被培养成帝国的高级官员或“耶尼切里军团”（Janissaries）的士兵。

这支完全由奴隶组成的军队，是苏丹最精锐、最忠诚的武装力量，是帝国扩张和镇压内部反抗的利爪和獠牙。

这套制度的残酷性在于其伪善。

奥斯曼帝国将这种赤裸裸的绑架和奴役，包装成了一种给予被征服者“上升通道”的恩典。

仿佛一个塞尔维亚的农民，他的儿子被强行带走，洗脑成一个为苏丹卖命的杀人机器，他还应该为此感恩戴德。

这种逻辑的无耻程度，和今天那些声称“系统性压迫”的受害者犯罪就应该被“同情”的论调，何其相似！

奥斯曼帝国为了维持和扩张其统治，系统性地侵犯其治下特定群体的基本人权。

被奴役的是白人基督徒，奴役者是土耳其穆斯林。

这和肤色有任何关系吗？

毫无关系。

这只和权力有关。

苏丹拥有不受制约的权力，他就可以将他人的孩子定义为自己的财产。

这才是奴役制度的真正内核。

我们再来看从17世纪到19世纪中叶废除农奴制的俄罗斯。

数以千万计的斯拉夫农民，生活在一种与奴隶制无异的农奴状态下。

名义上，他们是沙皇的臣民，效忠于土地贵族。

但实质上呢？

他们的地位和美洲种植园里的黑奴相差无几。

他们的人身被束缚在土地上，可以连同土地一起被买卖、抵押，甚至在赌桌上输掉。

贵族地主对他们拥有几乎无限的权力，可以随意鞭笞、惩罚他们，决定他们的婚嫁，甚至拆散他们的家庭。

我们想象一下那个场景：

一个俄国地主，因为欠下了赌债，就把自己庄园里的几十个农奴家庭，像牲口一样打包卖给另一个地主。

这些农奴被迫离开自己世代生活的土地，妻离子散，被押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为新的主人劳作至死。

这是什么？

这就是赤裸裸的奴隶制。

被奴役的是白人，奴役者也是白人。

这和肤色有任何关系吗？

同样毫无关系，而是只和权力有关。

或许有人会辩解，以上案例都发生在旧大陆，那里的历史充满了不同族群间的征伐与奴役。

那么，让我们跨过大洋，去看看与旧大陆完全隔绝的世界，那里的人类行为遵循的是不是同样的法则。

拨动时间来到前哥伦布时期的美洲。

在今天的“社会正义”叙事中，美洲原住民通常被描绘成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田园诗般的无辜受害者。

呵呵

这又是一个为了政治正确而编造的童话。

事实是，在欧洲人到达之前，以今天的墨西哥城为中心的阿兹特克帝国最具代表性，其建立了一个人类历史上最血腥、最恐怖的，以活人进贡和活人献祭为核心的统治体系。

阿兹特克帝国的经济和宗教生活，都依赖于对周边部落的持续战争。

他们的战争目的，不是为了占领土地，而是为了抓捕俘虏。

这些俘虏，就是他们献给神的祭品。

名义上，这是为了取悦神明，为了让太阳照常升起。

但实质上，这是一种通过极限恐怖来维持统治的政治手段，以及一种将其他部落人口视为可消耗资源的奴役形式。

让我们想象一下阿兹特克首都特诺奇蒂特兰大神庙落成时的场景。

在为期四天的庆典中，数以万计的战俘，被排着长队押上金字塔的顶端。

在塔顶，祭司们用黑曜石刀剖开他们的胸膛，活生生地掏出跳动的心脏献给太阳神，然后将尸体从台阶上踢下去。

塔下的尸体堆积如山，血流成河。

这难道不是奴役吗？

这是一种比经济剥削更极致的奴役——对他人生命的彻底剥夺和物化。

那些被征服的部落，必须定期向阿兹特克人“进贡”活人，否则就将面临灭族之灾。

他们的人民，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生活在随时可能被抓去献祭的恐惧之中。

他们的生命权被另一个更强大的权力集团彻底否定了。

而美洲大陆上的其它强大部落，比如易洛魁人、科曼奇人，都实行着普遍的奴役制度，并且其残酷程度可能不如阿兹特克人，但却绝不会逊于旧大陆。

他们的战争，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抓捕其他部落的俘虏。

这些俘虏的命运是什么？

男性战俘，通常会被仪式性地折磨致死，以展示胜利者的武勇。

而妇女和儿童，则会被纳入部落，成为奴隶。

她们没有人身权利，必须为主人从事各种繁重的劳动，并且随时可能被转卖或处死。

易洛魁人甚至发展出了一套复杂的、以收养和奴役战俘来补充人口的社会系统。

他们的“哀悼战争”（Mourning Wars），就是为了抓捕俘虏来替代在战争中死去的族人。

一些俘虏会被幸运地“收养”进入某个家庭，而另一些则会沦为终身奴隶。

他们的肤色，和他们征服的部落是一样的。

他们之间没有跨大西洋的航行，没有“白人殖民者”。

驱动这一切的，是同样的铁律：

一个不受约束的权力——某个强大的印第安部落（阿兹特克祭司与武士阶层）——为了维持其统治秩序和满足其意识形态需求，将其他人类视为工具和财产，并对其进行残忍的剥夺。

这个案例，像一把尖刀，刺穿了那个将奴役和压迫与特定种族绑定的谎言，暴露了其普世的、源于权力本质的根源。

谈到这里，可能还有最后一种辩解：

这些都是前现代的野蛮行径。

现代文明社会，尤其是那些高举“解放”旗帜的进步政权，早已超越了这种赤裸裸的剥削。

这恐怕是所有谎言中最具欺骗性的一个。

最后让我们把目光投向20世纪的苏联。

这个名义上要“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建立工人阶级天堂”的国家，却建立了一个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庞大、组织最严密的奴隶劳动系统——古拉格。

从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到西伯利亚的金矿，再到远东的科雷马死亡营，数以千万计的苏联公民，仅仅因为他们的阶级成分、政治观点，甚至只是因为讲了一个不合时宜的笑话，就被打上“人民公敌”的标签，被剥夺一切财产和权利，扔进了这个巨大的奴隶机器。

名义上，他们是在接受“劳动改造”。

实质上呢？

他们就是国家的奴隶，他们的身体和劳动，是属于苏维埃这个权力机器的财产。

他们在冰天雪地里从事着超乎想象的繁重劳动，食物却只有勉强维持生机的份量。

死亡率高得惊人，无数人冻死、饿死、累死，或被看守随意处决。

他们的劳动成果，被用来支撑苏联的工业化和军事扩张。

古拉格的奴隶，和巴巴里海盗抓来的划桨奴、奥斯曼苏丹的耶尼切里军、沙皇俄国的农奴、阿兹特克金字塔下的祭品、易洛魁人抓捕的战俘，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

他们都是在不受约束的权力面前，被剥夺了个体权利、沦为工具的人。

苏联的领导者们，从列宁到斯大林，他们难道不认为自己是在从事一项无比“正义”的事业吗？

他们当然是这么认为的。

他们坚信，为了“建设共产主义”这个崇高的、抽象的目标，牺牲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具体幸福和生命，是完全必要且合理的。

这个案例的警示意义在于，它彻底揭示了奴役的现代变种。

奴役不一定需要私人的奴隶主和公开的奴隶市场。

一个全能的国家，一个掌握了所有生产资料和暴力机器的权力中心，就可以成为最高效、最冷酷的奴隶主。

它可以用“公共利益”、“国家安全”、“社会进步”等各种宏大叙事，来包装其对个体的奴役和剥削。

这恰恰是今天那些“社会正义”拥趸们所推崇的逻辑——为了一个集体的、抽象的“正义”，可以牺牲个体的、具体的权利。

古拉格的白骨，就是这条道路终点的地狱景象。

警惕权力的永恒诱惑

巴巴里海盗、奥斯曼土耳其、沙皇俄国、阿兹特克人、美洲印第安部落、苏联古拉格。

这些案例就像一面面镜子，从不同角度映照出同一个真相：

奴役的根源不在于肤色，而在于权力。

它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现象，是暴力逻辑的必然延伸。

任何一个群体，只要掌握了不受制约的强制力，就有可能将另一个群体变为自己的奴隶，无论他们是白人、黑人、黄种人还是红种人。

因此，今天美国所有那些基于“白人原罪论”的赔偿要求和政治议程，都是建立在一个久远的历史前提之上的道德勒索。

他们不是在追求真正的正义，而是在玩弄一种危险的身份政治游戏。

他们通过把复杂的历史简化为种族对立的标签，来撕裂社会，制造新的仇恨。

真正应该做的，不是让今天的某一群人为几百年前与他们无关的人犯下的罪行承担集体责任，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一种野蛮的、前现代的部落思维。

真正应该做的，是去捍卫那个唯一能够防止奴役制度死灰复燃的原则——那就是对个体权利的绝对尊重，对任何形式的强制权力的严格限制。

美国人真正要警惕的，不是某个特定肤色的人，而是任何试图以集体之名侵犯个体的权力和意识形态。

（写在最后：刚刚好，马姆达尼当选纽约市长，很期待这个民主社会主义者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素材，纽约人大概率要将我们撞过的南墙亲自再撞一遍，正好看看他们的天灵盖是不是长得不一样）